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丨梁啟超：孜孜于新民新文化事業的教育家

梁啟超（1873—1929），是北師大校史上具有獨特性地位的重要人物，2023年是他150周年誕辰。在清末民初的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的現代性構建中，先生是不可或缺的“百科全書式”人物。他著作等身，名銜眾多，影響表現在許多方面，政治聲望、社會聲望和學術聲譽遠播。作為教育家的梁啟超的事跡和貢獻，特別是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教育家的精神品質，是尤值得北師大人所學習和紀念的。

1931年畢業同學錄關于梁啟超的記載

北京師范大學的先賢名師。梁啟超作為北師大學人譜系中的一員，為北師大的建立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北京師范大學源于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的建設籌劃，最初是本于梁啟超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該章程規定，“當于堂中別立一師范齋，以養教習之才”。大學堂的學生按照功課優劣分為六個等級，“于前三級學生中，選其高才者作為師范生，專講求教授之法，為他日分往各省學堂充當教習之用。”1898年底，京師大學堂開學，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師范齋”未及開設而大學堂停辦。1902年1月，清政府恢復京師大學堂的開設。管學大臣張百熙重新厘定了章程（《欽定大學堂章程》），先設速成一科，分師范館和仕學館兩門，于當年招生。師范館無論是名稱、培養目標，還是功課設計，大體上沿用了“師范齋”的辦理思路。基于此，梁啟超對北師大的創辦實有最初的設計之功。1920年前后，在全國學制改革中，取消師范教育獨立建制的主張明顯占據上風，引發了高等師范學校的存續危機，當其他高師紛紛并入其他大學或轉升為大學，北京高師堅持師范的辦學定位，這得到了梁啟超先生的堅定支持。在他的督促和勸說下，原民國教育總長范源廉擔任了升格后的北京師范大學的首任校長。在建設師范大學的過程中，他親自擔任北京師范大學的董事會首任董事長，并利用他的影響力，組建了包括原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國民黨元老李煜瀛，江蘇省教育會會長袁希濤，中國銀行總經理王祖訓，及原北高師校長、教育部普通司司長陳寶泉，原北高師校長鄧萃英等在內的董事會。對此，梁啟超深感欣慰，坦言“對于學校方面、校長及董事方面，都覺有一種新生命”。在此前后，梁啟超多次在北師大演講，介紹他對于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和推陳出新的學術成果，表達他對于同學們成長的鼓勵和國家教育事業的關切。從1921年1月到1926年10月，他為北師大師生演講多達11次。他還在北師大任教，在國文系和史地系講授“國文教學法”和“中國文化史”等課程。他手書的“無負今日”，成為北師大學子勤學當下、無愧使命的人生箴言。今天，我們查閱北京師范大學的檔案，在《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民國十五年畢業同學錄》中的董事錄、職教員錄中都有對他的記載，“梁啟超，職務，董事長” “梁啟超，教授科目，中國文化史”。《民國廿年師大同學錄》中前任教職員部分的記載是“本校董事兼國文系教授、史地系中國文化史教授”。作為北師大名師中的一員，他永遠為我們所銘記。

1926年畢業同學錄關于梁啟超的記載

中國現代教育思想啟蒙和實踐探索的先驅。中國教育在變革固有傳統、順應世界潮流的現代進程中，京師大學堂的創建和清末教育新政是重要的歷史起點。在呼吁變法、興學育才的仁人志士中，梁啟超有著突出的代表性。1896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的系列文章，其中的“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師范”“論女學”“論幼學”“學校余論”，完整地表達了他的全面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學校系統的設計主張，論教育新思想的宏富，同時代的進步人士無出其右。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提出的“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振聾發聵，把教育革新提升到了國家政治改革的根本層面。他首次專文論述中國師范教育問題，“師范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實開壬寅學制、癸卯學制“辦理學堂，首重師范”思想的濫觴。他不僅是一個教育思想的啟蒙者，也是一個教育改革的行動者和實際的教育工作者。1897年，他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在不足一年的時間內，使得時務學堂成為“國中學校之嚆矢”。流亡日本期間，他參與創辦并主持校政的橫濱大同學校、神戶華僑同文學校、東京大同高等學校，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他的教育理想和改革主張。1920年后，梁啟超淡出政治，把工作重心轉到思想文化和教育工作上來，在東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是東南大學的教育名家，是北京高師升格為師范大學的直接推動者，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他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講演中談到的，“教育家日日做的、終身做的不外兩件事：一是學，二是誨人”，也是他晚年教育生命的寫照。

創立新民說，以“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戊戌變法失敗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梁啟超大部分時間避居日本，他“廣搜日本書而讀之”，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的先進學術，深入思考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道路。作為輿論界驕子，他創辦《新民叢報》并陸續發文，后來，他將這些文章匯集成冊，書名叫做《新民說》，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培育新國民是救國強國的妙藥良方。“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 “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新民要從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民氣和政治能力等方面的培植和自養做起，“新民”可以說是國之急務、事之大端，要上下努力，全面開展。這一思想，可以說，上承維新時期 “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等主張的余緒，下啟他人生晚年在文化教育事業上的執著追求，體現了其在國民教育方面的新思考。梁啟超的一生，無論是參政辦報，還是辦學治學，都在“求新求變”，但最終都服務于他 “救國新民”的事業，他以“中國之新民”自號，發自由衷。“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既是他的自勵，也是他的自發。

北京師大董事會合影

闡發愛國論，以愛國為現代社會的倫理要求。中國封建時代意義上的國，大都拘泥于一族一姓，愛國與忠君往往聯為一體。以多民族為一個整體，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是梁啟超先生正式提出的，他將其命名為“中華民族”。他進而提出的“民族國家”“國民”等概念，成為他闡發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支點。1899年，他發表《愛國論》的長文，指出“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 “故夫愛國云者，質言之自愛而已”，認為愛國不僅為保國御侮之所需，實“乃天下之盛德大業”。1902年，他提出 “民族建國”的主張，他心目中的民族國家，“自立自治，不許他國他族握其主權，并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他在《論中國之將強》《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等一系列文章中，表達了對國家復興的莫大希望，對“健全的愛國論”的鮮明主張，“吾就主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全體中國人要“ 像同胞兄弟一般， 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 ”“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 。晚年的梁啟超，奔走于大中學校教書、演講，勿忘愛國是他經常為之的話題，如“中國而興耶， 其必自吾儕之手興之” “把愛國精神熔鑄在自己職業里頭”“以忠于國家為惟一的倫理 ”等等。縱觀梁啟超先生的一生，盡管觀點多變，但愛國之真誠卻始終如一。鄭振鐸評價他，“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愛民族的文化，致力于增強本國的“文化力”。梁啟超是對西學、世界思潮保持高度敏感和學習激情的一代學人代表，他一生致力學習新學、闡發新理，不憚于“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交戰”。在中學、西學關系的處理上，梁啟超有自己的看法和堅守，早年即強調“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為患，而中學將亡之為患”。主張中西文化交流，預言20世紀將是中西“兩文明結婚之時代”。 隨著思想的不斷更新，他的對待中西關系的立場也更為堅定和鮮明，不僅極力反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也更加強調對西方學說的不應盲從。歐游歸來后，他作為核心人物組織共學社與講學社，“譯輯新書，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將外國智者請到中國，將先進的思想引入國內。他強調“中國人之自覺”，應當包含“文化的自覺”。不僅“人人要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還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 以發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類的文明。他更是將青年視為中國文化的傳人，希望他們對中國文化作出貢獻。“任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于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這樣的青年也不是他所希望的。晚年的梁啟超，更是幾乎將全部心力用于“整理國故”和教導青年，《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老子哲學》《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力作。這些著作，不少從他的教學筆記中來，也是他重要的講課素材，是他通過學術工作和教育工作增強本國“文化力”的證明。

梁啟超先生無疑是一位對國家和民族寄托深厚情懷、對中國文化發展及其未來貢獻給予高度期望、對教導青年學子葆有無限熱忱的偉大教育家。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梁啟超念茲在茲的“新民”主張，對于發展民族新文化、增強本國文化力的不懈追求，依然有重大的時代價值和啟示意義。梁啟超一生中留給北師大學子最響亮的寄語是“無負今日”，我們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仍應奉以行之。

無負今日題詞

轉自：北京師范大學官方微信（id: bnuweixin）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檔案館（黨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

作者：魏書亮

排版：張鈺笛

制圖：曹維聰

責任編輯：張宇琪 趙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