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會師后的“朱毛之爭”，以及陳毅打倒“陳毅主義”（二）

毛主席在延安（1937年）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七大（不是中共七大）在福建龍巖一所中學召開。有四五十人出席會議。

這次會議民主且熱烈，甚至有些過火。對毛主席、朱德直接點名批評不說，劉安恭甚至腳踩板凳，對著主席進行激烈的抨擊。朱德一改往日隱忍的作風，作了長篇答辯，還激動地說：“我講得不對，你們可以打我500屁股！”

倒是平日言語尖銳的主席表現克制，發言簡短。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釋外，也承認自己以往態度不好，并對很多意見保留看法，留待實踐證明。

陳毅作為代理前委書記，對朱、毛二人“各打五十大板”——

他批評主席有四條缺點，如對馬列主席信仰不夠，有個人英雄主義，脾氣不好，愛發火，等等。

對朱德的批評有兩條：一是“八月失敗”后未作檢討，二是不應該重用劉安恭。

最后，由陳毅起草，大會形成了了一份書面決議，對朱、毛二人各提出七條批評。并對林彪、劉安恭給予了相對來說比較嚴厲的批評。

決議還作出“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的決定。

對這個決議，朱德沒什么意見，毛主席則非常不滿意，表示可留待時間證明。

七大還做了一件后來讓陳毅挺后悔的事，就是改選前委領導班子。

按陳毅的想法，選舉還會選出原來的領導班子，毛主席仍然是前委書記。可是多數前委成員由于受到決議的影響，既不選朱德，也不選毛主席，而是選了“中立派”陳毅。

這下陳毅慌了，連說不行不行，“我干不了這個前委書記。”但木已成舟，他根本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對朱德而言，雖然與毛主席有很多分歧，但內心還是愿意主席繼續主持前委工作的。

毛主席則對選舉結果很感意外。他這個前委書記是中央任命的，紅四軍也是他嘔心瀝血締造的。此前雖然負氣要辭職，卻不是真的不干了。如今一下子沒了職務，失去了貫徹自己政治主張的主導地位，對他來說無異于一個深重打擊。本已重病多日的他，病情更加重了。

思來想去，主席向前委請求，暫時離開部隊，以特派員身份去閩西視察和幫助工作。事已至此，前委不好挽留，就同意了。

幾天后，主席帶著已懷孕3個月的賀子珍等一行6人，以及一部分部隊，黯然離開紅四軍。

7月，陳毅將紅四軍近期工作詳細寫了一份報告送到上海中共中央，并說自己即將到中央匯報工作。

七大剛一結束，國民黨又組織了一次“三省會剿”，準備一舉殲滅紅四軍。

陳毅要求召開前委會，確定御敵方案，朱德則建議還征求毛澤東的意見。于是朱、陳及前委成員趕到上杭蛟洋，與主席一起開了前委會議。

這次會議，有人提議主席和陳毅一起去上海匯報工作，但主席表示，不愿住上海像班房一樣的亭子間。陳毅請主席仍回前委主持工作，主席說身體不好，對七大的做法也不能同意，不愿隨隨便便回去。于是，會議決定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這樣一來，陳毅去了上海，主席去了上杭，紅四軍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

1937年8月攝于延安

在朱德的主持下，紅四軍針對國民黨“三省會剿”的會議，仍然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各縱隊領導自由發言。

可是大家都為自己的縱隊著想，吵個不休，誰也說服不了誰，朱德一人又調和不過來，最終形成了錯誤決策，紅四軍離開人地兩熟的閩西，出擊閩中，導致損失300余人，100多條槍和一門火炮。

主席聽說后，寫信給前委，建議部隊再回閩西。結果回到閩西的紅四軍，一改被動挨打的局面，連戰連捷。在主席抱病遙制下，第一、第四縱隊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于9月21日與二、三縱隊會合，一舉拿下上杭。此戰后來被稱為“紅四軍成立以來的最大勝利”。紅四軍由此擴大到7000多人，閩西根據地得到進一步擴大和鞏固。

9月下旬，紅四軍在上杭召開八大，主席托病沒有參加。

由于實行極端民主，八大并未形成任何正式決議。此時，朱德和其他一些同志，終于認識到主席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主席。有人提議請主席回來重新主持工作，朱德立即表示同意，并起草了一封請主席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的信。

可是主席回信說：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毛澤東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打倒“陳毅主義”，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我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次大會了。

即使如此，主席仍在兩天后坐著擔架來了。此時的主席，已被惡性瘧疾折磨已久，病情非常嚴重。當然，心里有氣也是一個因素。

看到主席病成這個樣子，朱老總很難過。他把主席安置在上杭最好的一個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

主席病重的消息傳到國民黨那里，竟然被傳成了“毛澤東死于肺結核”。1930年初，共產國際為此專門發了一個千字訃告，對主席的表示沉痛惋惜。

1929年10月13日，紅四軍接到福建省委發來的中共中央指示，要部隊立即開到東江去。

但是中央來信到達朱德手中時，紅四軍進擊東江的時機已經過去。結果東江冒進，使部隊損失1000余人，成為繼“八月失敗”后的第一次大損失。

而此時的閩西卻“風景這邊獨好”。在主席和閩西特委的領導下，成績非凡——

根據地由3個縣擴大到6個縣，共成立縣蘇維埃205個，區蘇維埃2050余個，鄉蘇維埃20400余個。在縱橫數百里的紅色區域內，80萬群眾分到了土地；黨和各種組織也不斷發展，已有工會會員近1萬人，農會會員約70萬人，黨員7800余人。與此同時，閩西工農武裝也不斷發展壯大，從3月間的800多支槍發展到5000多支槍，赤衛隊員6000余人。閩西根據地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

得知東江失利，主席趕緊寫信給朱德，外線作戰不宜遠離根據地，仍應堅持在閩西、湘南發展，部隊重返閩西為好！

陳毅后來感慨說，“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毛澤東不在，政治領導沒有確立，這過了頭的“民主”也著實害人不淺。我掛帥，的確不行。

此時，部隊里多數人都相信主席在的日子，希望他能重新回來主持工作。

再說陳毅。

1929年8月26日，陳毅到達上海與中央接上頭。

當時向忠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周恩來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地秘書長；李立三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29日，陳毅在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提交了若干書面材料，如實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問題。

周恩來對陳毅說：

你寫的《關于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我看了，這里頭很多新鮮的辦法和經驗都是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從來沒有的，的確別開生面。照這些辦法做，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就很有把握發展壯大。這是紅四軍的創造，是紅四軍對全國的寶貴貢獻。這篇材料，將在《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發表。看來，紅四軍的作用遠遠不只影響湘贛閩三省，而且對全中國都有重大的影響。

李立三也表示，對比著看，城市工作舉步艱難；而凡是有紅軍有根據地的地方，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地方，斗爭都在繼續，在發展。而紅四軍的經驗尤為成熟。

陳毅聽了，為之一震，這是他自己從來沒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設想的。不上高山，難見平地。人們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個高得多的視點，才能看清自己走過的道路。

陳毅在紅四軍時也愛紅四軍，但總覺得毛病不少，糾紛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從大城市、從全國的高度回頭一看，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是那么堅定正確地走著勝利的革命道路，氣呼呼的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造了這么多寶貴的經驗！

即便是前委一些讓“朱毛都離開”的一些同志，何嘗不是出于對紅四軍的熱愛之情——你們喜歡吵，吵得大家不安寧，那就到別處吵去，別毀了大家辛苦建起來的隊伍。

周恩來說，自己之所以這樣了解紅四軍的情況，“要感謝潤之兄的那封信”。

當時收到中央的“二月來信”后，主席回信中央，堅決主張不能分兵。周恩來收到信后，不再堅持部隊分散轉移，也同意朱毛暫時不離開紅四軍。

而在陳毅到達中央之前，周恩來已代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八月指示”，這個指示，是中央政治局收到福建省委秘密轉來的陳毅關于紅四軍前委爭論問題的報告后，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議定的，其主要宗旨，就是要朱、毛站高一點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在全國形勢中的地位。

“八月指示”，對毛主席的建軍主張作了充分肯定，同時指出，紅軍中黨的組織原則，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才能行動敏捷，便于作戰，戰勝敵人。集中制的黨，絕不容許極端民主化，要求紅四軍領導同志要團結一致。

此時，陳毅才領會到周恩來等人的良苦用心——

他們之所以沒在他剛到上海時就拿出“八月指示”，是為了讓他不受干擾地直抒胸臆撰寫材料，客觀匯報紅四軍的真實情況。

讓陳毅感到驚訝的是，“八月指示”中，很多話完全是毛主席的口吻，而且還是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

這說明毛主席的高度和中央的高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周恩來眼光之銳利、政治素養之高，簡直中外罕見。

周恩來、李立三等人經過研究，決定毛主席仍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但不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仍任軍長。

陳毅則向中央作了檢討：朱毛之爭傷了感情，自己有很大責任。之前沒有認識到朱毛的優點，沒有開好紅四軍的七大，也沒有指出正確路線，回去后要帶頭檢討，做好工作。

在周恩來的建議下，由陳毅按照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即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強調應將“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

“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的斗爭經驗和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充分肯定了毛主席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和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正確解決了自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前后有爭議的主要問題，維護了毛主席、朱德的領導地位，增強了黨內軍內的團結，為開好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最后談到陳毅的去留問題，陳毅痛快地說，自己擺的攤子自己撿，我應該回紅四軍去。代表大會沒有開好，我有主要責任。我應該回去挽回不好的影響。還有一件事沒有辦好，沒有把毛澤東請回來，等辦好這件事再考慮工作問題。

1929年10月1日，陳毅離開上海，10月21日，在松源與朱德見了面。

朱德提心吊膽地把主席在八大時寫的不打倒“陳毅主義”就不回來的信拿給他看，想著他肯定會大發其火。

沒想到陳毅看完后哈哈大笑：“我贊成這封信，潤之說的對，我陳毅七次大會犯了錯誤，犯了政治上的大錯誤，削弱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助長了錯誤思想。我這次回來，準備向他作檢討。毛澤東所說的‘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我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

朱德聽了非常高興，陳毅的想法，和他最近的思考和認識竟然高度一致。

1938年，52歲的朱總司令

隨后，陳毅代表前委給主席寫信，誠懇地向他承認錯誤。

1929年11月26日，主席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昌陪同下，回到了紅四軍。 朱、毛、陳會見，自然是一團歡喜。

朱德說：“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來。”

主席說：“八大時因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現在我撤銷這封信。”

當晚，陳毅自掏腰包備下酒菜，宴請朱毛二人。陳毅非常誠摯地談了到上海以后對毛澤東、朱德這兩位戰友的新的認識，并且當面作了要“打倒陳毅主義”的保證，并轉達了周恩來、李立三等同志對毛澤東健康情況的問候。

朱德也誠懇地說了對于部隊極端民主化的感想，覺得部隊組織松懈確實是問題。毛澤東也表示誠懇接受中央的批評（“九月來信”對朱毛都有專節的批評）。

三人越談越是暢快，彼此隔閡，一掃而空，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雞叫二遍，仍在暢談。

11月28日，在毛、朱、陳都出席的前委擴大會上，大家踴躍發言，氣氛融洽而熱烈。會議一致通過三項決議：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的封建殘余制度。

光明磊落的陳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打倒了自己的“陳毅主義”。朱德的豁達大度，寬人嚴己，促進了紅四軍領導階層的團結。

朱毛二人又緊緊地走在一起了。

1929年12月28日，在陳毅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大會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這個中共黨史上大名鼎鼎的《古田會議決議》，后經中央肯定，成為全國紅軍的建軍規范。

九大重新選舉了紅四軍前委，毛主席仍任前委書記。對于陳毅的工作，主席不假思索地說：“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這里。”

不久，陳毅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紅六軍黨代表，該軍軍長是黃公略。

“朱毛之爭”以沖突開始，以團結告終，而且是以更緊密的團結告終。“朱毛之爭”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思想成長的過程，也是老一輩革命家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

“朱毛之爭”的完美結局，使紅四軍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大進一步，堪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一個典范，并且從此有了一個無產階級軍隊建軍的綱領。黨的絕對領導與無產階級政治建軍問題的圓滿解決，奠定了此后二十年人民軍隊勝利的基礎。

在這場通過爭論逐漸確立無產階級軍隊建軍綱領的過程中，所涉及的每一個人物，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朱德、陳毅、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甚至林彪，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作出了貢獻。但相較而言，毛主席的眼光最遠大，貢獻也最巨大。

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李立三，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指示，及時發現毛主席建軍思想的正確，及時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從而使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得到貫徹執行和發揚光大，充分顯示出成熟的政治家的敏銳眼光和是非判斷能力。

1950年6月

毛主席是這場風波的中心人物。“吹盡黃沙始見金”，正是從這時開始，毛主席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逐步為黨內同志所認識乃至后來達到一致認同，從而成為一位集中國革命之大成的偉大革命家。

他在對敵斗爭和黨內紛爭中，始終保持相對清醒的頭腦，高屋建瓴且腳踏實地，牢牢地把握住“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這個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于“烏合之眾”的隊伍，整合成為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軍隊，而且還在他的主持下，確立并完善了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路線和制度。在人民軍隊的初創階段，的的確確非常非常了不起。

朱德在紅四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緣于他豁達大度、無私無畏的革命家的胸懷，緣于他對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創造、紅四軍戰斗力的形成的貢獻和作戰指揮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席后來對朱德有個很著名的評價：“意志堅如鐵，度量深似海。”

陳毅令人肅然起敬的磊落坦蕩充分體現在他代周恩來起草中央“九月來信”，以及回到紅四軍糾正自己的錯誤，自己打倒“陳毅主義”之中。勇于承認錯誤，勇于糾正錯誤。

沒有陳毅不帶任何偏見的客觀匯報，沒有陳毅準確領會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李立三的正確指示且熟悉紅四軍的各種情況撰寫的九月來信，沒有陳毅在紅四軍上上下下細致耐心的工作，古田會議可能不會如此成功，毛澤東的復職可能不會如此順利。

作為這場爭論的見證人之一的譚震林，在1954年華東局的一次擴大會議上說，紅四軍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之間是中國革命很重要的關鍵，雖然期間陳毅犯了錯誤，但是如果沒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帶了回去，中國今天究竟怎么樣就很難說。從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的開始，對紅四軍的貢獻，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