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轉移與成果轉化

一定程度上講，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所形成的“兩轉問題”關乎到創新騰飛發展的兩翼。技術轉移強調的是把受關注的某種內容技術，從技術擁有方轉讓給技術開發和使用方。誠然，實現技術轉移，如果貿易方式不是唯一的也是極為重要的。而成果轉化則尤其要致力于把潛在具有應用價值的研發成果轉變成能被市場和社會接受并認可的產品、服務、工藝過程和商業運營模式。1991年4月23日，鄧小平為國家科委召開的“863”計劃工作會議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作會議所作題詞：“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道出了“技術轉移與成果轉化”的實質和對其進行推進實施的方向和方式。

一般說來，由科學發明和發現到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需要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和環節，往往耗資源巨大、耗時間漫長。其中的發明是最高級別的創造和創新，而發現則是對客觀世界和事物的認識和理解的、系統或概況性地充分說理的闡述和總結，這其中同樣也有創新的成分。

從發明發現到體現相應成果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出現并走向成熟，要花費高昂的社會成本。這一點，從參與其中的不同類型的主體之眾就可以得到充分說明。其中，在我國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育科技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為宗旨，提供物理空間、共享設施和專業化服務的科技創業服務機構之數目，截至到2021年底，已經超過1萬5千家，形成了覆蓋全國95%的縣級以上地區科技型創新創業平臺和載體的網絡。科技孵化生態的雛型已經形成，并在科技企業成長方面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必須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科技孵化的整體效果和質量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一個簡單的比較能說明很多問題：在美國，平均每12個人就“擁有”一個企業，而我們目前的企業數目還很不充沛，平均下來，要20多甚至30個人才“擁有”一個企業。再考慮到我們經常需要面對“被卡脖子”的挑戰，解決“兩轉問題”自然成了需要系統推進和實施、整體和綜合應對的重大任務。事實上，兩轉問題一直都在受到高度關注，在中國希冀以創新為動力推動社會和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這類問題的解決尤為顯得迫切。然而，公道地講，這是個世界級的難題，各國都需要長期應對。

有效解決兩轉問題，歷來有兩大策略：由頂向下推動和由底向上蔓延。前者多是通過政府和行政管理當局投放的法規、政策資源，使用的財政和稅收工具甚至包括使用擔保、貸款等金融手段來實現。這樣做有效果，但效率不高。特別地投入產出比的系統分析不夠，向社會告知的透明度不夠。公平性、準確性也存在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由頂向下推進解決兩轉問題的努力就難以達到效果，更為嚴重的是，它會對打造和發展健康的創新生態形成負面影響。

解決兩轉問題的另一大策略是由底向上地發力和蔓延。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貼近市場、貼近實用，但并不能排除不確定性，甚至總的結果是呈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誰都不會傻到不知道要適當融合兩大策略的程度。社會實踐中，我們似應有所降低由頂向下的力度，而增大由底向上的努力。做好由底向上，就要“放”，就要在加強創新文化建設和提升人員綜合素質上加大力度。

很多時候，盡管別人成功了，我們卻未必也能成功，但成功的“案例”還是要認真分析以獲取必要的養分。

CT之成功和被廣泛使用是值得反復咀嚼的典型。兩位最重要的貢獻者都不是醫生，但他們因為對CT技術做出的巨大貢獻而于1979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阿蘭·科馬克是位南非的物理學家，后來移居美國。20世紀50年代末，科馬克建立了基于傅里葉分析的CT掃描數學理論。另一位是英國電氣工程師高佛雷·豪斯菲爾德，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與放射科醫生合作發明了CT掃描儀。CT的成功，必須要提及百代唱片公司（EMI）的重要作用。EMI在與披頭士樂隊成功合作后，利潤大增，使得EMI能為自己有成就的工程師豪斯菲爾德實現用X射線為器官成像的想法提供資金支持。這個項目開展的很曲折，過程中還借助了英國衛生部的支持及吸納了放射科專家的參與，其最終獲得成功是多方努力和多要素深入融合的結果。

有效解決兩轉問題，是長期任務是復雜挑戰，CT之成功無法揭示解決兩轉問題的全部秘訣，但它是教科書般的范例，值得經常回顧和認真分析。

（作者劉卓軍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