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在20世紀的傳人：愛德華.威爾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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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整個的人類歷史，都是在人類的個性凸顯和集體主義的驅使主導之間的搖擺”。

E.O.Wilson

這個平衡的偏離與擺正，在當前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有的社會一味強調個體的利益和選擇，而使整個社會國家的抗疫步調紊亂，在病毒面前徹底躺平；而有的社會則強調個體服從集體，這種歷來被話語權的掌握者譏笑為洗腦盲從或被迫的行為，在疫情期間卻進入了令行禁止上下如一的境界，可以追求病毒清零。

在2021年新年鐘聲敲響的前夕，E.O.Wilson去世了。

今天即使是關心科技的人，也許很少有知道愛德華.威爾遜（E.O.Wilson）的大名了。這并不奇怪，一位92歲高齡的昆蟲分類學家，既和高新技術和高科技企業不沾邊，也對新冠疫苗藥物的研發，疫情的走向預測沒有直接的貢獻，這是一個和現今的新聞頭條絕緣的人（除了他的訃告）。但威爾遜同時也是一位具有很多頭銜的科學奇人，他是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兩次普利策獎獲得者，據說也是普利策歷史上唯一一位獲獎的職業科學家，他曾被《時代》周刊命名為最有影響的25位美國人之一。

但是所有的這些頭銜也許都不是他的最愛，威爾遜更愿意以“螞蟻人”（ant man）的昵稱在歷史上留下他的印記。

他是一位研究螞蟻的大師。

但凡是是青史留名的生物學家，絕大多數是因為選對了一種特定的“模式物種”，從而而對普世的生命規律做出突破性的發現，比如：

• 孟德爾以豌豆為模型，研究出了經典遺傳學三大定律；

• 摩爾根以果蠅為動物模型，找到了基因分離和連鎖的規律；

• 分子生物學家使用大腸桿菌這種模型微生物，發現了分子遺傳的中心法則；

• 植物學家使用擬南芥為模型，發展出了轉基因植物（GMO）的全套分子工具；

• 現代遺傳學家采用實驗小白鼠為模型，發明了動物基因敲除的技術；

• 發育生物學家使用蛙胚胎，海膽殼，斑馬魚和線蟲等低級物種，為人類胚胎發育的過程畫出了藍圖；

例子還有很多。

威爾遜的研究工具和他一生摯愛的追求是螞蟻。

不要小看螞蟻，這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群居性昆蟲。達爾文在撰寫他著名的《物種起源》的時候，曾經把螞蟻看作是有可能擊敗他的進化論假說的最大天敵之一。因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只有在進化中取勝者才有機會把自己的物種特性傳遞給后世，煙火綿延。但是蟻群是一個分工明晰的社會，舉一個例子，著名的非洲撒哈拉蟻是世界上最大的蟻群，最大的蟻窩可以有超過兩千萬成員，超過一個世界中等國家的人口，但是有生育職能的只有為數極少的蟻后，當然她們的個頭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只可能就超過兩英寸；其他成員絕大部分是工蟻，他們不交配，不產卵，整日勤奮工作，采食筑巢，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替蟻后撫育蟻卵，而且死的早。也就是說，不需要競爭，工蟻們就為了蟻群的整體利益而自我放棄了讓自身性狀傳給后代的機會。這讓達爾文百思不得其解，在物種進化上如何解釋工蟻的無私利他行為？

這也是縈繞了威爾遜全部學術生涯的一個問題，這個旅途的起點是1936年，在他七歲的時候。

但是，這個七歲的孩子當時可沒有解決進化論難題的雄心，那只是一個純粹的巧合。

威爾遜小時候，父母關系不好鬧離婚，他跟著父親生活，由于大人工作的緣故，每年都要搬家，威爾遜在一個學校待的時間很少超過一年，所以他很少有童年的朋友，養成了靦腆內向的性格。于是他把自己沉湎于大自然中，在森林散步觀鳥，在湖泊里游泳釣魚。不幸的是，小威爾遜七歲的時候一次在釣魚的時候過于投入，有魚咬鉤拼命收桿，魚被高速拽出水面卻擊中他的面頰，魚背脊刺入他的右眼。可是他居然擦擦血接著釣，終因治療不及時造成一只眼失明。

如果換成常人，這也許就是一個熊孩子調皮搗蛋釀成大禍的事故，但是卻陰錯陽差引導威爾遜走上了“蟻人”大師的道路：因為瞎了一只眼他就無法成為他夢想中的鳥類學家，由于先天的耳朵弱聽讓他不能研究呱呱叫的青蛙等兩棲類，但是他的單目依然敏銳，足以在近距離觀察中捕捉這些沉默的小東西之一舉一動。

威爾遜的中學老師給他的評語是：“酷愛昆蟲，寫作天分非凡，這兩個長項如果結合，未來不可限量。果然如此，他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展露頭角，十歲就給《國家地理》雜志寫過稿，高中時在老家阿拉巴馬州發現并鑒定了一個重要的新蟻種。

威爾遜1955年獲得哈佛大學昆蟲學博士學位，第二年當上了本校生物系的助理教授（當然那是一個和今日之學術界截然不同的時代，今天的博士生大可不必眼紅），從此在哈佛一待就是一個甲子。我們如果試圖從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尋找一個共通點的話，那就是不停地在學科邊緣的地帶尋找突破點。

根據威爾遜的回憶，2005年哈佛校長，前財長薩默斯在一次和全校資深教授的閉門會議上說，人文學科要理科學科一樣，向客觀化和精準化發展，不能太主觀太模糊了，這一下子把幾位大腕的人文學科權威給惹翻了。這個事件也成為后來促成薩默斯下臺的原因之一。

和數理化等硬科學和文科相比，威爾遜的昆蟲分類學處于一個不尷不尬的中間位置，它雖然屬于自然科學，但是著重于觀察，描述，采集和標本制作，和定量科學似乎想去甚遠。在1956年威爾遜被哈佛生物系聘任之后，系里只有兩位尚未獲得終身職位（Tenure）的青年教師，一個是他，另一個是名聲鵲起的沃森（James Watson），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之一，當時他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沃森天性傲慢，和謙和的威爾遜一開始合不來，沃森也曾經對他發出和50年之后薩默斯類似的質疑：現在是一個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創造歷史的時代，傳統的昆蟲學，動物分類學，這樣不文不理的描述性“科學”，很快只能在博物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薩默斯的挑戰對威爾遜來說，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50年代末威爾遜已經是膜翅目昆蟲的權威，鑒定了上百種螞蟻新種。但是天才的過人之處在于跨學科的合作，敢于開創邊緣領域。威爾遜和數學家Bossert合作，建立了螞蟻運用化學激素，在蟻群成員間進行通訊交流的微觀定量模型，這就奠定了解釋螞蟻社會性合作協調行為的生物化學基礎，這個成就成為威爾遜邁向大師之路的第一步。

螞蟻使用表皮分泌的化學介質進行信號傳導，信息傳遞；另一類我們更熟悉的哺乳動物，則依賴喉嚨中一段結締組織膜的振動，帶動聲波在空氣的傳播，然后由受者耳朵中另一片結締組織鼓膜吸收這個波動，引發聽覺神經的脈沖傳入大腦。這兩種截然不同而同樣復雜有效的方式，顯示了生命神奇的多樣性。

很快斯坦福要以終身教授相許而把威爾遜挖過去，哈佛決定同樣用終身職位把威爾遜留住，學術委員會都開完會了，才意識到他們有一個巨大的疏漏，名頭更響的沃森還沒有tenure呢！于是只好緊急補救，在名單里補加了沃森，但是沃森對這種捎帶搭便車的待遇非常憤怒，有點和哈佛離心離德了，幾年之后他接手了冷泉港實驗室。不過兩人后來在各自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修復了關系，還有時在一些科普活動中聯袂出場。

威爾遜（左）和沃森（右）

威爾遜講這個故事的用意在于，從事前沿學科的沃森，還是托了“落后學科”福，才拿到了tenure。

說到這個昆蟲外激素，想多說一句題外話。在中國老一輩的生物學家里，搞這個領域的有一位陳德明先生，北京大學生物系的老主任， 我曾經有幸和老先生有過一面之緣。陳先生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后來留學荷蘭獲得博士學位，再后來因故到了美國，1950年乘美國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回國效力。據說，當年這艘從美國舊金山開往香港的船是一艘在中國現代史上留名的郵輪，因為船上106位歸國的留美學人后來大都成為中國科技界的中堅人物，他們中有趙忠堯，鄧稼先這樣青史留名的人物。錢學森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單上，但是他的行李是這條船托運的，所以在洛杉磯被國務院扣留了。等船到了日本橫濱，趙忠堯等三位博士也被美軍扣留了，歷經磨難之后才得以釋放回到祖國。但是美軍不慎遺漏了鄧稼先，這可能是鄧屬于錢學森的晚輩，初出茅廬，在學術上尚無名氣的緣故。

陳德明先生大概也沒有遇到什么麻煩，這個原因可能就是錢學森和趙忠賢搞的是物理硬科學，上了黑名單，而陳先生的昆蟲生理學屬于最終“要進博物館”的傳統學科，和敏感的國防工業干系不大，就放行了。

我在20多年前讀研時有一篇文章投寄給國際SCI刊物，但是由于英文不過關被退稿。我的導師說陳先生是歐美的博士，專業英語造詣匪淺，不妨去請教一下。當時既不用電郵也沒有微信，于是我就很冒昧地攜手稿直接敲開陳先生在燕南院的家門，請先生現場修改。老主任對晚輩學生非常熱情和平易，他讓我在客廳略坐片刻，自己在書房看稿。陳先生有一個很大的書架，我印象中是滿架子都是英文的昆蟲學國際期刊。我們花了幾小時逐字逐句推敲文章的英文結構句法，在送客之前，陳先生還熱情地向我介紹的他的專業領域，昆蟲外激素的研究現狀，在他那里我是第一次聽到E.O.Wilson的大名。

讓我們再回到主題，1978年，當威爾遜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準備發表演說的時候，忽然遭到讓抗議者的背后襲擊，被一杯冰水澆頭，攻擊者高呼：種族主義者威爾遜，你犯有種族滅絕罪”！

在學術圈和哈佛，威爾遜是以講課精彩絕倫而出名的好老師，待人恭敬謙和的老好人，這么一個埋頭做學問的人實在是很難和“種族滅絕”聯系起來。這個淵源又要追溯到50年代。當時哈佛有一個生物學研究生，有志于研究動物社會性特點的生物學基礎，這讓系主任很為難，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當年不被認為屬于生物學的范疇，自然也給他找不到導師。于是系主任說我們這里有一個新來的老師，要不然你們聊一聊看看能否碰撞出什么火花，這個新老師就是威爾遜。

威爾遜和自己的第一個研究生選定了波多黎各的一個小島進行實地考察。這個島是NIH租用來養猴子的，將來可以作為基礎研究和新藥實驗的對象。當然現在美國不論是官方還是私企做的靈長類實驗，基本都外包到東南亞各國了。但是在60年前這個小島是實驗獼猴的天堂，吃喝不愁，整天都是拉幫結派，群聚嬉戲。這個考察的經歷給以螞蟻為本行的威爾遜打開了另一個研究之門，他開始思考在達爾文終身未解的難題，螞蟻中觀察到社會性協作行為，能否在高級靈長類甚至是人類中找到共通之處。

思考歸思考，他的研究重點還是在昆蟲信號激素上。就在威爾遜在這個領域狠命收獲的那幾年，現代遺傳學在進化中的應用取得了跨越式的進展。

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的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誰的孩子越多誰就有更大的機會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進化是基于個體之間的競爭。1963年英國有一位進化遺傳學者William Hamilton，則把達爾文的學說升級到了“血親選擇”（Kin Selection）的水平，這指的是有親緣關系的動物個體之間組成群體，他們除了個體間的競爭之外，也會有協作和利他性的行為，其結果都是讓血親團體共享的基因有更大的機會復制和繁衍后代。當大量小集團的親屬團體融合和擴增成社會水平的時候，動物的社會性行為就有了答案。

讓我們再回到文首達爾文對螞蟻的“恐懼”：為什么工蟻們犧牲了自己繁衍后代的機會，而去專心伺候蟻后的卵？成熟的工蟻和未孵化的卵都是蟻后所生，他們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姐妹之間的關系難道超過了父母和子女？

從經典遺傳學上看，并非如此。拿人類來說，子女永遠和父母共享一半的遺傳基因，而兄弟姐妹的基因組是父母各種的染色體隨機排列組合分配而成的，他們之間的相似度很可能遠低于0.5 。所以從進化角度，人類永遠是親子關系勝過兄弟姐妹。母親為了子女而犧牲自我，正是為了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

但是螞蟻的奇妙之處在于，他們的性別不象人類一樣由XY染色體來決定，而是受精卵會發育為雌性，而不受精卵成為雄性，所以雄性的全部染色體數只有雌性的一半，這個術語叫做haplodiploid。那么在交配和受精中，雄性會拿出自己全部的基因，而蟻后只拿出一半，這樣蟻后所生的姐妹們（工蟻是雌性）之間的遺傳相似度至少為0.5（來自共同的雄蟻爸爸），再加上來自蟻后媽媽那二分之一的共同基因，必然高于工蟻自己生孩子帶來的0.5的基因類似度，所以工蟻之間互相照顧分工，或者照料蟻后的卵，這樣給種群保存基因火種帶來的好處，超過了自己懷孩子。

這不是工蟻之間的無私互惠，而是基因“自私自利”地讓自己的復制品一代一代往下傳的一種方式而已。困惑達爾文多年的難題，似乎在這里有了答案。

1976年，英國科普作者道金斯出版了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時成為顯學，討論的就是這些問題 。2017年，英國皇家學會科普圖書獎舉辦的一次評選活動中，《自私的基因》被評為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科普讀物。

《自私的基因》有一本重要的參考書，就是在前一年出版的《社會生物學 - 新的分析》，作者威爾遜，E.O.Wilson。

憑借對螞蟻和昆蟲社會學行為的深厚造詣，和高等哺乳動物的深度染指，威爾遜把從達爾文到Hamilton以來進化行為學系統化和理論化了，成為這一領域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也有人把威爾遜稱為社會生物學之父。

但是此書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為他在600頁的書中花了30頁的篇幅把討論延伸到了人類，他提出和螞蟻一樣，人類行為中的協調合作，利他主義，假冒偽善，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主義和部落主義，很可能也有遺傳基因在深層次起了作用。

這可就捅了大簍子。

因為在那個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觀點是，人類大腦是白紙一張，我們的心理和文化特質都是在外界的環境，自身經歷和文化背景中后天形成的。任何把人類社會性的選擇和基因聯系起來，都有把種族主義和優生學合理化的危險。正是由于這個擔憂，15位當年的頂尖學者聯名在《紐約時報書評》撰文批評威爾遜的學說，認為它助長了種族主義和法西斯理論，所有才有了3年后威爾遜被冰水澆頭的事件。

50年過去了，應該說威爾遜《社會生物學》經受了歷史的考驗。人類大腦是白板一塊的假說，不論有多么正義的社會基礎，是不符合生物學原理的。拿一個最常見的例子，抑郁癥，雖然是心理問題引發的行為失常，但其生物化學的基礎就在于大腦各種細胞和酶體合成釋放的中樞神經介質失調，所以制藥業才能研發出對癥下藥的小分子化學調節劑來中和這些負面情緒。現在公認抑郁癥的病因大概有50%是遺傳基因在作祟。幾年前一個新加坡的研究甚至發現，連人類左傾或者保守的意識型態都有特定基因在秘密地發揮著作用。

再聯想到威爾遜在1978年的科學講壇上被動粗，對他的理論做出“種族滅絕”的指控是多么的可笑。再一次證明了如果把“種族滅絕”的標簽亂貼的話，世界上就沒有“種族滅絕”了。

威爾遜用紙巾揩干頭上身上的水，繼續從容地完成了講演，遲到的聽眾竟未察覺到有何異樣。

如果說歷史用威爾遜的勝利給70年代的這一次論戰蓋棺定論的話，那么時隔30年后，威爾遜在自己引發的第二次爭議中就全面被動了，至今依然如此。

在1975年的第一次爭議中，15位專家聯名反對他；到了2010年，反對者數目要乘10，140位進化學者聯名在《自然》雜志撰文，反對威爾遜等人在同一期上發表的學說。

原來，73歲的威爾遜在2002年從哈佛退而不休，老先生雖然早就揚名立腕，卻一刻不肯停止思考，哪怕是修正甚至推翻自己原來的信條。

就拿早被被進化遺傳學界譽為重要證據的haplodiploid學說，也就是雌性螞蟻的染色體是二倍體而雄性是單倍體，這造成了雌性工蟻姐妹之間基因組的相似程度高于直系傳代的現象，從而解釋了自私的基因如何促成了“無私利他”的群體行為。但是，昆蟲大師威爾遜逐漸意識到，昆蟲界似乎有更多的例子在走向這個假說的反面。

比如，和螞蟻同屬膜翅目的大量其他物種多達幾萬種，如寄生蜂等，甚至他們的幼蟲可能形成巨大的集合，他們都有haplodiploid的染色體特征，卻都沒有進化出類似螞蟻的高度分工協作和利他的行為。實際上，象螞蟻和蜜蜂這樣的社會種性等級制度森嚴的物種在自然界是極少的。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從個體選擇到血親選擇的原理是普世的，為何出現社會性動物的成功率如此之低？

威爾遜再次選擇了和數學家合作，他們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跳過了親緣選擇這個從達爾文的個體選擇到群體進化的中間步驟。他們認為，群體的最初形成不一定需要成員之間有很強的親緣關系，即便是遺傳聯系較遠的隨機組合，也會在個體內嵌的社會性基因的指導下，發展出社會性分工合作行為。在這里威爾遜引證了在研究中發現的一個著名例子，在有的特定蜂種中，個體原本是孤立生活的，但如果人為地把相當數量，各不相干的個體混合群養的話，他們也會在不同程度上發展出諸如覓食，打洞，看護等分工協作的活動。

一旦群體跨出了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他們個體之后的隨機突變可能會強化或者分散集體的協作向心力，這就被置于自然選擇之下了。

一個分子進化的可能例子是，在一億多年之前螞蟻的最早祖先中，原本他們都是長翅膀的，但是在初步的社會分工之后，在遺傳突變和環境誘導共同作用之下，比如不同工種之間食物的不同對基因表達的誘導和調節，工蟻開始逐漸失去了翅膀，而雄蟻和蟻后則保留，這就在更加強化了蟻群里的分工和等級制度：生殖蟻可以自由飛到空中交配，而被禁錮在地面的工蟻則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之中甚至分化出了兵蟻，專事國防，分工專業到了什么程度呢？這些兵蟻鋒利強勁的上顎有時龐大到了無法進食的地步，需要其他工蟻的喂食。

在最開始，也許僅僅是單個蟻群的翅膀分化加強了分工協作的行為，加強了該團體生存競爭優勢，這反過來又增加了翅膀分化基因變異在整個種群中的頻率，而這僅僅是單獨一個性狀的選擇機制。這樣，經過億萬年的進化，螞蟻社會形成了高度復雜和適應性的社會形態，同時它們也特別成功，其種群生物量占全球昆蟲的一半，等于除人類之外所有陸地脊椎動物的重量之總和。

根據威爾遜的估計，地球上已知的動物中，真正具有對內分工協作，對外殘酷競爭的群體社會性特點的物種，不超過20種。除了屬于社會性昆蟲的物種外，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人類自己。

1954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郊外一個叫Robbers Cave的州立公園的夏令營基地迎來11個6年級小男孩，他們被分配到同一間小木屋里，一起游泳，打棒球，晚上生篝火，經過一個星期的朝夕相處，這些原本的陌生小孩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默契，他們甚至給自己的棒球隊起了個名字叫“眼鏡蛇”。

“眼鏡蛇”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個營地，“老鷹”隊也形成了。原來這是在同一個宿營地另外11個男孩組成的團體，他們和眼鏡蛇小孩在同一天到達，但是不知道為什么被分配到距離很遠的一個小木屋，活動場所和吃飯時間和另一隊都剛好岔開了。所以他們一開始并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但是當他們一旦得知了對方的存在的時候，男孩子之間爭強好勝的特點一下子就顯示出來。他們用棒球和拔河比賽的形式約架，結果勝利的一方得意洋洋，失利的指控對方謊報了年齡；一支偷偷把對方的隊旗給偷了，撕毀燒掉；很快小動作變成了公開的拳打腳踢，好在很快被管理老師制止；但是還是有一方趁對方集體吃早餐的時候奇襲了他們的寢室，把桌椅床鋪攪個底朝天...

最后，雙方的罵架達到了頂點，他們互相咒罵對方是“共產主義分子”，這是冷戰高潮期最高形式的侮辱了。

就在眼鏡蛇和老鷹隊都在內部齊心協力給對方搗亂的時候，他們所不知道的是，自己只是一個社會實驗的實驗品而已，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史上著名的Robbers Caves分組實驗。正如同威爾遜所舉的那個把獨立的蜜蜂隨機分組的實驗，這些孩子也是被隨機抽簽分配的不同團體，然后他們內部的協作和組間的競爭行為被觀察和記錄，只有他們的父母和試驗設計者知情。夏令營所謂管理老師其實是社會心理學大師Muzafer Sherif的研究生假扮的，Muzafer Sherif是這個實驗的設計者。

這兩組孩子組內之間的感情培養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但是組間強烈的仇視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這是由于他們之間存在什么種族和宗教的根本分野嗎？非也。這些年齡相仿的孩子都是來自城郊的中產階級白人新教徒家庭，特意選這些10歲出頭的半大孩子的原因是，他們的天性尚未被成人社會的行為規則所磨礪。

根據威爾遜和合作者的數學模型，自然界有極少的物種，在以個體為基礎自私的基因之間優勝劣汰的同時，體內同時存在特定的基因指揮其集體向心和一致對外的行為。人類的集體榮譽感，也許可以翻譯成Tribalism，正如Robbers Cave實驗中的南方白人小孩一樣，不一定和國家，種族，黨派和宗教有直接的關系，團體，任何一種團體，只要能讓個體產生依附感，放在合適的環境中并加以適當的誘導，都會讓人類的行為體現出“螞蟻”一般的向心性。

但是，人類千萬不要象螞蟻。螞蟻窩的內部固然是團結有序井井有條，但對外卻是兇殘無比。威爾遜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如果螞蟻象人一樣擁有了核武器，它們會在一個星期內毀滅地球。

人類之所為人，在于我們有高級神經系統所支配的感情，理性和邏輯，因而在進化和選擇中能體現出豐富的人性和個性。威爾遜指出，整個的人類歷史，都是在人類的個性凸顯和集體主義的驅使主導之間的搖擺。

這個平衡的偏離與擺正，在當前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有的社會一味強調個體的利益和選擇，而使整個社會國家的抗疫步調紊亂，在病毒面前徹底躺平；而有的社會則強調個體服從集體，這種歷來被話語權的掌握者譏笑為洗腦盲從或被迫的行為，在疫情期間卻進入了令行禁止上下如一的境界，居然可以追求病毒清零了。

1978年威爾遜被抗議者用冰水澆頭并指控為給“種族滅絕”張目的時候，，他就應該明白，把人類的社會性行為歸結于基因是一個敏感領域。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之所以得到廣泛接受，在于這一派的學說巧妙地引入了一個“血親選擇”的中間性概念，給個體選擇和集體勝汰之間做了一個過渡，論證了人的社會性不過是進化論原理的衍生產物而已。

但是耄耋之年的威爾遜卻把這個他親手幫助建立起來的框架給推翻了，在他看來，從個體競爭，到血親選擇，再到社會形成的這個連續性過程是不存在的。就像普朗克提出能量非連續而存在量子跳躍一樣，威爾遜指出集體協作性和對外攻擊性是直接的遺傳基因在每個人身上作祟，而且這種基因在物種中是非常罕見的，人類就是幸運者之一。那么自然而然引發的一個問題就是，那些在現代世界中支離破碎的悲慘民族，一盤散沙的失敗國家，是不是就是他們的基因不好？

這很容易導出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正義性。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1978年第一次大辯論的時候為威爾遜說話的道金斯這一次也和他鬧翻了。道金斯寫了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批駁威爾遜的背道離經的轉變。而公認的謙虛老好人威爾遜也顯示了技高一籌的吵架功力，當BBC的記者問他和道金斯的觀點到底相悖幾何時， 威爾遜回答說兩人之間沒有爭議，因為他自己是第一線的科學家，而道金斯只是一個記者，他的任務是忠實報道科學家所作的研究，科學家和記者不可能在專業上有任何“爭論”。威爾遜可能所指的是，當時道金斯在牛津的正式職務是科普教授（ Professor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辯論獲勝的最高秘訣就是否認對方的存在，如果道金斯的科學地位不存在，辯論也就沒有了意義。威爾遜看來是深諳此道。

威爾遜和《自私的基因》之間的辯論

讓威爾遜如此憤怒的，也許在于道金斯批判文章的題目是《威爾遜的跌落》，the Descent of E.O.Wilson， 任何熟悉進化論的人都知道，這個題目是借鑒了達爾文的名著，the Descent of Man，在英文中Descent這個單詞有兩個含義，一個是“下行，墮落”，另一個是“后代”，道金斯的意思是前者，而達爾文的取意是第二個，達爾文的這部名著也可以翻譯成《人類的起源》。

達爾文在他的傳世之作《物種起源》中對人類較少提及，所以他在其后的《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做了盡情的發揮，探討了性行為選擇在社會形成中的角色。他的很多觀點在一百多年后看來都過時了，但是威爾遜堅信，達爾文其實可能是距離真理最近的人，也是最早的。比如達爾文寫道，“在不同的部落之間的差異，一開始非常小，后來會逐漸和無可避免地提高到越來越大的程度，直到無可回頭”（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ibes, at first very slight, would gradually and inevitably be increased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degree）。

達爾文對人類社會的最初形成的解釋是，同種族的男性和女性之間有超出異族的吸引力，這是形成人類部落的原動力。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著名的Robbers Cave分組實驗對白人小孩的分組的話，就知道這個觀點過于簡化了，但是瑕不掩瑜，威爾遜依然認為達爾文的直覺抓住了人類社會初創階段的特點，只不過他們的更新理論用負責團體傾向的基因，取代了達爾文同氏族內部的性吸引偏好論。

威爾遜這樣總結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中的觀點：在團體內部，自私性戰勝利他行為；而在部落間的競爭中，利他的協作性戰勝自私。其他都是多余的話。（"Selfishness beats altruism within groups. Altruistic groups beat selfish groups. Everything else is commentary）。

威爾遜是達爾文的終身信徒，他曾經多次自豪地提到自己在劍橋有幸和達爾文的女兒一起喝下午茶的榮耀，當時老太太已經90高齡而威爾遜是個小伙子。有人把威爾遜尊稱為“20世紀達爾文的傳人”。除了“蟻人”這個外號之外，這或許才是威爾遜最希望被歷史所銘記的頭銜。

在威爾遜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形象似乎擺脫了一個爭議性人物的陰影，這得益于他學術生涯中或許是影響最大的成就。是的，本篇長文寫到了結尾我們才剛剛提及他的最大成就。

在上世紀60年代，威爾遜和年輕的生態學家和數學家（又是一位數學家！）Robert MacArthur共同走訪了佛羅里達key west的一些小島，實地考察島嶼的生態多樣性。威爾遜創造性地想到了用煙熏的方法滅絕小島上的節肢生物，并費盡心機地游說負責環境的官員批準了這樣的實驗，實施后在短時間內返回島嶼重測昆蟲種類，驚奇地發現被毀滅的生態環境又恢復了種群的多樣性。于是他們借此找到了島嶼的物種數量，島嶼面積和距離大陸的距離之間的定量關系。這構成了后來定量生態學的基本框架。

威爾遜的學術生涯似乎和島嶼結了緣，他在波多黎各的小島上發現了靈長類社會性行為的神奇，又在key west的群島上找到了生物多樣性的規律。這是他從達爾文這位老前輩那里找到的靈感嗎？1835年，26歲的查爾斯·達爾文跟隨一艘名為"小獵犬"號的英國海軍船來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島， 在那里他發現動植物會為了適應自然環境而發生變化，生活在各個島上的同一種鳥類和海龜的形態和習性都大不相同，并由此誕生了生物進化論的靈感。

但是威爾遜的島嶼生物多樣性理論并非僅僅局限于島嶼，比如，一個大陸就是一個大號“島嶼”，大陸上被人類文明所切割包圍的熱帶雨林和自然棲息地也是“島嶼”，從廣義的理解出發，我們棲身的地球，本身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孤島。

晚年的威爾遜在為保護地球的生態多樣性而奔走呼號。

但是如何在保護自然生態和改善人類的民生之間達到一個平衡？如何看待人類自身在發展中的局限和走向？80高齡的威爾遜的一只眼的目光依然銳利，在2012年的一次采訪中，他指出中國的人口要步日本的后塵，會出大問題。

威爾遜只有一個女兒，卻頭頂著數個“之父”的頭銜，但是，不論是社會生物學之父，還是昆蟲激素之父，還是島嶼生態學之父，他一生的鐘愛依然是螞蟻。

2012年，威爾遜和同事在莫桑比克進行野地考察，他們觀察到一種叫做Matabele的非洲巨蟻，這是一種叮咬力極強的食肉類螞蟻。但是老人依然照舊若無其事地捉起一只湊近觀察，當然是被咬了。威爾遜自己說：那種劇痛使他這一輩子里第一次產生了把手中的螞蟻扔掉的本能。

他沒有扔。他或許想到了7歲的自己在湖邊釣魚時的事故，雖然被魚刺刺眼，卻依然沉浸在自然之美而不暇離去。

歸來仍是少年。

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資料：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genes-of-left-and-right/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07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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