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陰謀論橫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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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聊所謂的陰謀論。

第一聽到這個詞是看一部美國電影，Conspiracy Theory，又翻譯成《絕命大反擊》，梅爾吉普森主演的，說的是男主角這個人有點神經兮兮的，整天琢磨著世界上的各種大事，慘事，哪怕是日常屢見不鮮的各種小事，搞不好都是來自一個無所不能的邪惡組織（比如政府）的刻意設計。所以他把國際事件的新聞簡報，和各種他所認定的蛛絲馬跡，都密密麻麻地粘貼在臥室的墻上，希望能從它們之間找到聯系。結果，這個外人看來有點象偏執狂的病人，居然還真找到了天大的線索.......

這個電影名字被翻譯成《絕命大反擊》這樣的文不對題的叫法，也許是因為中國人從文化上對“陰謀論”這個概念不熟悉，那么觀眾看了原題就沒有買票的興趣。這是因為在歷史上，中國人對高高在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不一定是害怕，反而往往是頂禮膜拜。如果有了冤屈會夢想“青天大老爺”，所以包公海瑞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百姓有了冤情就盼青天，沒有青天就進京告御狀，哪怕是要經過滾釘板的煉獄。在文學上，竇娥的冤屈是京官空降到地方來糾正的，楊乃武小白菜的冤案是慈禧老佛爺平反的。所以說，一個高高在上無所不能鐵面無私的外在權威，非但不是中國人心目策劃邪惡的來源，反而會是救贖的最后希望。

但是美國就恰恰相反。因為英美的政治傳統是住民自治，self-goverance，來自中央的高壓總是讓人反感的。這其中的歷史背景有英國國王對北美殖民地的橫征暴斂（其實后來發現稅并不高，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激發了當地住民的造反和獨立，這是讓人稱頌的歷史；也有聯邦政府強行“干涉”南方州蓄奴的“自治”政策，引發了一場比獨立戰爭殘酷得多的內戰，最后的結果就是南方有產階級被強行剝奪了“私有財產”，也就是蓄奴權，這是讓人蒙羞的歷史。

不管是光榮的革命歷史還是反革命的黑歷史，美國人骨子里是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所以美國憲法中設計了種種機制，來限制政府的執政能力，但也就不自覺地構成了陰謀論的溫床：政府可能是邪惡的，它無時不刻在暗中策劃惡荼毒人民。幾年前出過一本暢銷書叫做《偏執狂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說的就是陰謀論在美國的政治和歷史上一直占有獨特的地位。

陰謀論在當今的美國政治中當然也不能缺席。從去年開始，隨著總統大選競爭的升溫，一個叫做QAnon的名詞開始進入千家萬戶。這是一個現代的陰謀論運動，主要活躍在網上，它的主要情節是美國的聯邦政府多年來被大批有吃人肉喝人血孌童愛好的邪惡集團所滲透和綁架，2020總統大選就是這樣一場邪惡和正義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

這樣的奇談怪論，正常人或許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它在美國社會的傳播力和穿透力驚人，在一定程度上幾乎影響了大選的走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代QAnon運動的老祖宗可以追朔到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有意思的是，它和中國的近代史居然還有一點點千絲萬縷的聯系，讓我們從頭說起。

在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羅斯福總統下令美軍要不惜一切代價盡快空襲日本以圖報復，但問題是當年最先進的轟炸機的航程也有限，無法從太平洋基地起飛長途奔襲東京。航母固然可以接近日本本土，但是只有輕型的戰斗機有能力在甲板起降。當年美國空軍有個退役后返聘的中校名叫杜立德（Jimmy Dolittle），他已經46歲了，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航空學博士，可是其作戰風格卻好似膽大妄為好勇斗狠的德州牛仔。經過幾個月的潛心設計和突擊訓練，他找到了讓B-25中型轟炸機從航母上起飛的方法。于是在1942年4月18日，在杜立德的率領下，16架B-25轟炸機從距離日本本土1000公里以外的大黃蜂號航母上起飛，直插日本的心臟，在東京，神戶，橫濱，大阪上空投下了幾十枚傷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極強的炸彈，然后轉身飛向浙江的沿海，這就是二戰天平洋戰史上赫赫有名的空襲東京（Dolittle Raid），在2001的好萊塢大片《珍珠港》中得到了再現。

他們為什么不飛回大黃蜂呢？這是因為杜立德們固然藝高人膽大能讓B-25從航母起飛，但卻還沒有能力讓他們平安地在航母上降落，所以逃往中國是杜立德突擊隊的唯一生路。而且當時的一個意外幾乎讓他們全部喪生：當大黃蜂在接近日本近海的時候曾經被日艦發現，杜立德毅然決定提前起飛，因而大大超額耗費了燃料，所以在回程中他們已經沒有可能在浙江機場正常降落了。

好在當日的一場意外的順風把美國飛機勉強地送到了浙江沿岸，16架B-25全部在迫降中被毀，幸運的是機組人員大部分跳傘幸存。在當地中國軍民的配合下各自組隊隱蔽起來。杜立德和自己的團隊被藏在浙江水道的一條小船上，他們在對日軍搜捕的恐懼中度日如年。

有一天艙門忽然被敲響，外面傳來熟悉的美國英語：Are there any Americans here？打開門一看，外滿站這一個高大的白人小伙子，不難想象杜立德們激動的心情，可見到親人了。

這個小伙子叫 John Birch（發音：伯遲），也將是貫穿全文的一個名號，這個名字在二戰后美國30年的歷史中將是響當當的，雖然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

Birch的父母都是美國傳教士，他出生在印度，在美國本土完成教育，又回到亞洲，子承父業當了一個中國傳教士，但是中日戰爭讓他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于是他提出參加美軍，在還沒有得到批準的情形下，中文流利的Birch靠他在當地社會的人脈，意外找到了和上級失聯的杜立德團隊。因為他是美國人兼中國通，Birch為杜立德的虎口逃生和最終安全返美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有中國軍民為了營救美國飛行員而獻出了生命。戰后Birch的大名在美國本土揚名立萬的時候，宣傳者把他刻畫成了抗日中的印第安納瓊斯，單槍匹馬地挽救了杜立德突擊隊，這也是不合實際的。

Birch還未出茅廬就建立奇功，這讓他在軍界的前途一片光明。在杜立德的推薦下，他成了陳納德將軍的信任的助手，成為赫赫有的飛虎隊的第一個情報官員，陸軍上尉，負責策劃對日軍的轟炸，營救被擊落飛行員，經常深入敵后執行危險任務，常年在刀尖上走路，生活在生死千鈞一發的關口，這給他的精神狀態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也為他后來的悲劇埋下了種子。

陳納德給John Birch頒獎

Birch（左二）和他的中美戰友

抗戰勝利之后， John Birch和一個中（國軍）韓美的小分隊來到蘇州執行任務，和當地共產黨抗日游擊小分隊遭遇。游擊隊大概分不清韓國人和日本人的差別，又把國軍當成了偽軍，顯然對美國人也沒有好印象，一言不合就要繳對方的械。根據當事人的回憶，John Birch的反抗也很激烈， 甚至揪了力量占優的游擊隊員的脖領子，沖突迅速升級，他被打死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外交事件。抗日戰爭收尾階段，魏德邁將軍取代了史迪威成為中國戰區的美方負責人，他在重慶談判期間向毛澤東嚴正提出了Birch之死。毛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如果是真的，那唯有表示深切的遺憾。后來共美雙方都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美方的結論是游擊隊對Birch開火無正當理由，但是Birch本人也在情緒失控上有一定的責任，以現在的觀點看，Birch當年可能受到了創傷后應激障礙（ PTSD）的困擾而判斷失誤；共方的調查結論是Birch之死屬于咎由自取。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在Birch之死的一個歷史研討會會上，記錄員是這樣寫的：盡管中共做了這樣的結論，但是中國的“猶大”元帥（Judah，發音朱達）還是對被俘的美韓中小分隊人員表示了歉意。我一時奇怪共產黨怎么出了一個猶大，后來才恍然大悟這說的是朱德總司令，但是記錄員哪能搞清美國人對中國名字的發音，就照自己對圣經的理解下筆了。看來，為了維系抗戰勝利后中美日蘇之間微妙的平衡，中方也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立場，因為他們不想讓Birch成為8年前在宛平城“失蹤”的那個日本兵。

還記得在日本剛剛開始奔潰之際，朱德總司令曾對解放軍和新四軍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對投降日軍實行繳械，堅決收復失地，Birch喪命蘇州很大可能就是執行這七道命令過激的結果。在魏德邁的抗議之后，黨中央把這些命令被修正為：如果受降和收復失地的過程中涉及美軍，則不能對一切外軍做繳械之部署。

遠在太平洋另一邊的Birch的母親，她接到兒子的死訊說的是他死于街道上的流彈冷槍。這大概是一個善意的謊言，畢竟因為官方的調查報告中也有提及死者自己負有的責任。再加上日本投降后美國積極斡旋調解國共雙方之間的沖突，無意將敵意升級，所以Birch之死并沒有成為雙方高層持續關注的焦點，而僅僅作為一個歷史上的注腳，湮沒在浩如煙海的外交軍事文獻檔案中。

這種情形注定隨著中美關系大格局的改變而改變。

進入了50年代，朝鮮戰爭結束之后，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當時有一個極端的右翼人士名叫 Robert Welch，他是一個富有的糖果商人，在退休后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Welch從政客的演講和國防部的檔案中找到了John Birch遇難的蛛絲馬跡，由于當時蘇美冷戰的帷幕已經拉開，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場不流血的戰略對峙，但是Welch發揮了自己市場營銷和品牌宣傳上的天賦，他天才地給John Birch貼上了一個“美國在冷戰中第一個烈士”這樣扣人心弦的標簽。

Welch成立了一個叫John Birch協會的超級保守組織，這即是一個平民大眾的草根運動，也是一個精英智庫， 這個組織的主要意識形態是反共，宣傳方法是在美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手段：陰謀論，但是Birch協會把他發揮到了前所未有極致。

人類之所以會相信陰謀論，主要是對現實的挫折感，和對未來未知的恐懼性，所以把一切不如意歸罪于那個外在而神秘的邪惡力量。比如，今天的QAnon之所以流行，就是它吃準了以往的主流群族被邊緣化時的焦慮感，誘導他們相信這是一個喝血孌童的邪惡組織在幕后操作的結果，唯有某位力挽狂瀾的政治人物才能帶來救贖。

而在Birch協會誕生的50年代，也恰恰是一個歷史轉型時期中美國人的恐懼感爆棚的時代，一個陰謀論的溫床。

當時的美國人，處于蘇聯核力量和自己互相毀滅的精神壓力之中，同時伴隨著韓戰新敗，到底是誰“失去了中國”的嚴重問責問題。在這個背景下Birch遇害之謎就成了 Birch協會操盤的第一個陰謀論，那就是，Birch的遇害，調查，其真相的被掩蓋，都是被赤化的杜魯門政府的一場陰謀。Welch的第一個驚天假說就是，如果Birch事件能夠得到當時美國政府的應有重視和充分曝光，就會改變二戰結束之后的整個美國對華政策，1949年中國大陸的政權變色，和之后的朝鮮戰爭，根本都不會發生。

這個陰謀論之所以吸引人，還因為它得到了Birch母親的現身說法，這位老太太一向對兒子的莫名其妙的喪生疑云重重，如今有一個讓兒子身后備極哀榮的機會，這個誘惑力實在無法拒絕。而面對一個喪子之痛中悲慟的母親的呼號，又有誰忍心選擇不相信呢？

于是初出茅廬的Robert Welch和Birch Society一炮打紅了。

在Welch成立Birch協會之前，美國反共極右翼的代表是參議員麥卡錫，這位政客最登峰造極的言論是美國政府中最大的共諜居然是五星上將馬歇爾，這位二戰時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后來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戰后歐洲重建“馬歇爾計劃”的設計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在麥卡錫引發眾怒身敗名裂之后，Welch的Birch協會繼承了他的遺志，而且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因為他們居然把陰謀論的槍口瞄準了比馬歇爾還要高個一個級別的人物：艾森豪威爾總統。這位當年的二戰的歐洲盟軍總司令，在Birch協會的宣傳資料中描繪為一個“忠誠投入的赤色陰謀特工”（a dedicated, conscious agent of the Communist conspiracy）。除此以外，艾森豪威爾的“赤色”小集團還包括了國務卿和中情局長杜勒斯兄弟。

任何一個對新中國外交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杜勒斯兄弟是以堅決反共的立場而留名歷史的，所以說Birch協會的偏執狂傾向可見一斑（注：在麥卡錫去世后，Birch協會把總部從日益自由化的麻省搬到了麥卡錫的家鄉和埋骨之地，威斯康星的Grand Chute， 很難說這是一個巧合）。

除了這個對艾森豪威爾的例外，50年前Birch協會的意識形態和現代美國的右翼頗有一脈相承之處， 除了反共之外，他們主張美國退出聯合國，主張取消個人所得稅，取消羅斯福新政確立的養老保險，要求取消對擁槍權的任何限制，主張嚴禁任何階段的流產。

哪怕是某些我們認為是我們這個現代社會特有的政治議題，居然也會有半個世紀之前Birch Society遙遠的影子。比如北美的微信用戶，這幾年可能看到過不少華人家長抗議中小學教材中性教育內容過于前衛，毒害青少年的新聞，尤其是在加州。一般的華人，哪怕是對此事反應并不激烈的騎墻派，經常下意識的反應也是當前美國社會風氣左轉太快了，讓大量LGBTQ的內容進入課本，所以引發了社會態度的反彈。

其實這并不是一個新議題，原來早在60年代，當時美國社會的前衛程度和今天還不可同日而語，但是Welch和他的Birch協會就已經發起了針對學校教材性教育內容的大規模抗議，居然形成了聲勢頗大的草根運動，其中心是在加州的橘縣這個共和黨的大本營，和今天一模一樣。他們的矛盾對準的是地方教育局和教師工會，這背后驚天的陰謀論呢？他們認為是全球以蘇聯為首的赤色浪潮滲透進入了美國的教師隊伍，妄圖利用腐朽沒落的黃色內容毒害美國的下一代，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對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來說，Birch協會雖然發端于遙遠的美國，但是它的學說和口號既陌生又熟悉，比如我們曾聽過“XXX是黨歷史上最大的叛徒內奸工賊”，“XXX是中央情報局戰略特務”，“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路線，教師中的大多數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等等，這和 Birch協會的“艾森豪威爾是最大的共諜”， “美國教師工會被共產主義滲透”，屬于同一個現象兩個相反的極端而已。

中國人能看出問題，美國人當然也可以。在60年代，Birch協會的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有一位保守派的掌門級人物正在為美國右翼草根運動的極端化而憂心忡忡，他叫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之思想教父，Birch協會的很多保守主義主張和他不謀而合，讓他難以取舍。

當代的共和黨建制派在某種程度上也面臨和巴克利一樣進退維谷的困境。比如他們對QAnon強大的草根影響力羨慕不已，雖然不敢全盤支持但也絕不敢得罪。但是巴克利具有比現代共和黨強大得多的原則性和道德約束力，Birch協會指控“艾森豪威爾是共諜”終于突破了他的底線。更重要的是，右翼在意識形態和實踐操作上的極端化，讓他更多地擔心這個美國二戰后的思潮會不會走到法西斯化的邪路上去。

于是巴克利和保守勢力在政壇的共主，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Barry Goldwater鄭重地開了一個會，敦促他和Birch協會劃清界限。Goldwater很猶豫，因為他的名言是“為自由而戰的極端主義不是缺點，追求正義時的中庸之道不是美德”（Extremism in defense of liberty is no vice，moderation in pursuit of justice is no virtue.”）- 他在根子里也是一個極端主義者。

迫于巴克利在保守派思想界中泰山北斗的地位，兩人達成了妥協。巴克利打主攻，率先用筆桿子痛打Birch協會，然后Goldwater把矛頭對準Brich Society的創始人Robert Welch，但是力求不要過分疏遠該組織的草根力量。

在Goldwater進軍總統寶座失利之后，共和黨出了一位后起之秀，他就是羅納德里根。和老前輩Goldwater一樣，里根面對Birch協會的心情有點小矛盾，這一點都不奇怪，考慮到從40年代起里根就是FBI安插在好萊塢電影工會中檢舉赤色分子的線人，他對Birch協會的反共立場有天然的親近感。

但是里根終于采取了同樣的立場，還有后來的福特總統。今天共和黨的大金主是Koch家族的商業帝國，他們兩兄弟在60-70年代也是Birch協會會員，后來和里根等建制派一同選擇了退出。

三位保守派巴克利，Goldwater和里根（從右到左）

在這樣N重打擊下，Robert Welch被排擠出了右派的政治核心，他的Birch Society開始走下坡路了。

復興的希望出現在1974年。

當時尼克松剛剛因為水門事件下臺，右派政治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大批左翼的民主黨人進入了國會，這其中就有年僅29歲的拜登，當時人人都知道這個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參議員之鴻鵠之志必在白宮，但是也許沒人能想到他苦熬了46年后才壯志得酬。

不過本段的重點不在拜登，而是和拜登同一年進入國會的一個精力充沛的喬治亞人，他名叫Larry Patton McDonald，40歲，據說是巴頓將軍的遠親，他的出現完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因為他是極端保守勢力的代表，是勢微中Birch協會的鐵桿成員，希望之星。根據當年一份地方報紙的統計，McDonald在自家客廳為Birch協會舉辦宣傳活動和講座，幾年下來累計接待超過一萬人。到了1982年，作為在職議員的他正式當選為Birch Soceity的全國執行主席，成為該協會在政壇最有實質意義上的突破。

在McDonald的國會議員生涯中，他推動立法禁止聯邦補助農民從蘇聯東歐進口糧食；他是美國《對TW關系法》的最重要推手；讓蘇聯人特別惱火的是，他推動邀請蘇聯異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在美國國會演講，甚至授予他榮譽美國公民的稱號。在那個時代，連基辛格都警告福特總統最好不要接見索爾仁尼琴，以免過于刺激蘇聯。但同時，McDonald崇拜歐洲極右翼政治強人，他把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的畫像敬奉在辦公室里。

如果說老一輩的Birch黨人對美國政府中的赤色滲透還僅僅是停留在陰謀論宣傳的話，McDonald則采取了斷然的手段：成立屬于自己的情報機關。在這幾年動蕩的美國政治中，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是deep state，意思是政府中軍事情報外交小圈子盤根錯節形成脫離人民監督的陰謀小集團。在60年代，這是幻想出來赤色滲透；在當今，這是想象中的秘密反川力量。McDonald大概是歷史上反deep state的第一人，他的答案是成立自己的deep state。

在麥卡錫時代，美國國會成了一個具有情報搜集和特務功能的所謂的“反美活動調查委員”（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麥卡錫死后，這個機構失去了靈魂，但是聰明的McDonald把它的殘部全盤接受并有所發展，形成了自己的基金會，建立數據庫，進行情報分析，危險預測，發表白皮書，并且有廣泛的海外合作。在它的全盛時期，甚至是FBI和CIA都會參考他們的年度報告。

McDonald這個情報網絡有一個陣容強大的董事會，在政法界的成員有大律師Roy Cohn，他是麥卡錫議員的首席律師, 后來又收了一個最得意的門生，名叫特朗普；還招納了國防界的大佬愛德華泰勒，美國氫彈的奠基人，也是那個后來在麥卡錫運動中出賣奧本海默的人。

此時的McDonald在國會已經羽翼豐滿，作為Birch協會的掌門人他掌握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平臺，同時還有一個情報機構為其馬首是瞻，他在政壇的未來不可限量。

McDonald和里根

1983年8月28日，Larry McDonald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候機樓徘徊：他緊趕慢趕的一架從紐約飛往漢城的飛機已于兩分鐘前起飛了。 那一次他的旅行不順，惡劣的天氣延誤了他從亞特蘭大飛往紐約的旅程，他不得不在巴爾的摩降落。等到他馬不停蹄地趕到了紐約，原定的飛往漢城的航班已經錯過，他的下一個選擇是泛美航空的波音747。

但是，這張機票有點貴。

于是他決定在紐約多等兩天。其間他給太太打電話，老婆勸他：這么折騰就別去了。但是他拒絕。原來，這次他是應韓國政府的邀請，前往漢城參加美韓互防條約簽訂的30周年紀念儀式，這他這樣的一個堅決反共的國防鷹派而言，這是一個不能缺席的場合。

同行的美國國會代表團，還有另外幾位重量級政客，其中一位不堪反復的遲延，干脆取消了本次行程。另一位是共和黨人叫杰西霍爾姆斯，也就是后來長期擔任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主持設計美國對抗蘇聯政策的一位。最后，McDonald登上了大韓航空007，霍爾姆斯乘坐了它的姊妹航班015。

在飛往漢城之前，McDonald的007航班從紐約飛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加油，清潔，機組換人，有一個半小時的間歇，期間乘客們紛紛下機在機場免稅商店購物，同時也有換機的選項。霍爾姆斯聯系McDonald說你換我的航班015，咱倆作個伴。McDonald說我就不折騰了。

大韓航空007于當地時間凌晨4點起飛前往漢城，當時麥克唐納就在頭等艙打瞌睡，幾天的舟車勞頓，他實在太累了。

五個半小時之后，大韓航空007陰錯陽差誤入庫頁島上方的蘇聯領空，一架蘇制蘇-15戰斗機起飛攔截，在警告而到不到回應的情況下，用兩枚空對空導彈將其擊落，包括McDonald在內的所有26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沒有幸存者。

這就是悲慘的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空難事件。

事后，大韓航空方面堅稱自己的飛機雷達失靈而迷航；蘇聯方面堅稱被擊落者是一架偽裝為客機的美國間諜飛機；Birch協會堅決認為這是蘇聯謀殺美國反共領袖McDonald的陰謀得逞了，機上其他268人都是陪葬，他們向蘇聯索賠兩億美元；霍爾姆斯參議員認為蘇聯的暗殺對象實際是自己，因為自己的官比McDonald大，對方臨時弄錯了才讓同僚當了替死鬼。

這個慘案也的確是蹊蹺，一個反常之處就是墜機海域找不到多少遇難者的殘骸，這個蹊蹺之處更助長了雙方的互相指責：蘇聯說這更加證明了這本來就是一架沒有乘客的間諜飛機；Birch協會本來就是搞陰謀論起家的，自然不缺情節抓人的故事，他們散布出客機在被炸毀之前被蘇聯迫降，機上所有人員或成為人質或接受審訊，McDonald議員本人可能還在西伯利亞一個農場當苦力呢。

McDonald的遺骨始終沒有找到，他的夫人到死也不相信事情會如此巧合，一個最反蘇的美國政治家，居然會如此湊巧地在一起空難事件中被宿敵擊落了。這位Birch Society最后的明星，他之死于蘇聯導彈，正如40年前John Birch死在共產黨游擊隊槍下一樣，讓他們的親人陷入一輩子也解不開的疑問之中。

如果真的是陰謀的話，McDonald盡心培植的情報密會沒有起到救主的奇功。

當然，這更大的可能性就是這的確是一起意外。McDonald是在最后一分鐘換機登上了大韓007， 克格勃需要多大的本事才實時追蹤到他的行跡呢；當時美國在遠東蘇聯領空執行常規間諜飛行飛機，的確是由大型波音客機改裝的RC-135，和被擊落的波音747外形很像，倉皇升空的蘇聯飛行員一時看走了眼也說得過去；兩枚導彈擊中飛機引發機體空中解體，絕大部分乘客在睡夢中就被炸成碎片了，這就能解釋了墜機的大面積水域中難以找到遇難者遺骸。

對于這個互相扯皮的公案，國際民航組織在時隔10年之后才拿出了調查報告，結論是韓機誤入，蘇聯誤擊，沒有邪惡勢力的介入；Birch協會也撤銷了對蘇聯政府兩億美元的索賠。以炮制陰謀輪為專長的Birch Society，它的誕生和衰落，都把自己變成了陰謀輪中的主角，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如今，大韓民航007事件，依然是在世界空難史上排前幾位的慘案，只是Mcdonald和他的Birch Society，卻漸漸地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因為政壇長江后浪推前浪，他們的名號早為大多數人所遺忘。

但是Birch協會所代表的懷疑一切，偏執地恐懼林肯口中的這個“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政府的傾向，卻是美國社會內部一道似乎永不停息的暗流涌動，總是在尋找一個合適的發泄缺口，這個缺口就是人民對未知和未來的恐懼。

回過頭來看，60年代正是這樣一個年代，支持民權運動的肯尼迪總統在保守的德克薩斯州遇刺，最先是激發了左翼人士的擔心，懷疑這是南方極右勢力精心策劃的陰謀反撲；但是隨后曝光出來的嫌犯Lee Harvey Oswald的親蘇聯親古巴的政治傾向，又誘發了右派的豐富想象，質疑是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謀刺了美國總統，這個故事當然少不了Birch協會的宣傳；但是世事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Lee Harvey Oswald的口供還沒錄，在押解途中被人莫名其妙一槍打死，兇犯雖然當場被擒但是不久之后就神秘病死于獄中.....，基于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對deep state的恐懼，又有了副總統約翰遜干掉了肯尼迪，或者是CIA干掉了肯尼迪，各種各樣的陰謀故事層出不窮。

陰謀論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情節能隨時發生180度的轉彎，一切都取決于人們焦慮重心的轉移。

我們最熟悉的21世紀的頭20年，也絕對不是死水微瀾，9/11恐襲事件中，世貿大廈倒塌的硝煙尚未散盡，我們就聽到了雙子塔的倒塌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或者以色列摩薩德組織所為的奇談怪論。

2008年，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當選，給美國社會傳統的種族結構帶來的沖擊，遠遠地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從60年代以來美國種族關系的漸變在這一刻形成了質變。

人類之所以鐘愛陰謀論，也正是由于我們不相信巧合和概率，我們的大腦和眼睛總是習慣于尋找貌似不相關事件之間的有機聯系。所以《絕命大反擊》中的梅爾吉普森把各種新聞簡報貼一墻，每天參詳查考并在其間連線。當人感到被連續社會運動的浪潮所沖擊和拋棄，正如崔健絕望地唱出“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快”，他們會本能地在一個個失望和恐懼的短暫間隔中尋找那個背后的神秘支配力量。

在奧巴馬第一任出現的所謂“茶黨”運動的反彈，他們給奧巴馬保健計劃起了一個綽號：death panel，意指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插手，會導致由官僚的舉手表決定公民的生死；到了他第二任的末尾，又有了奧巴馬的美國出生身份存疑論，克林頓家族的血債，希拉里PizzaGate，等等，等等，轟轟烈烈的MAGA運動，以陰謀論為其鮮明特質，仿佛象無數小溪終于匯成了洪流，把美國傳統的政治體系沖擊得七零八落， 沒有人能知道是否還能夠恢復。

不管是MAGA， 還是QAnon，他們都有Birch Society的影子。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今天的時代，依然是John Birch，Robert Welch和Larry McDonald的時代。

（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資料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7/16/the-john-birch-society-is-alive-and-well-in-the-lone-star-state-215377/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1603/john-birch-society-qanon-trump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1/01/15/john-birch-society-qanon-reagan-republicans-goldwater/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12/02/larry-mcdonald-communists-deep-state-222726/

The Target Is Destroyed: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Flight 007 And What America Knew by Seymour M. Hersh.

John Birch: A Life by Terry Lautz

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 A Conspiracy Theory by Jesse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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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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