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反制不當域外管轄，歐盟商會心一驚…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近年來，部分西方國家頻繁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對他國實體實施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國際秩序出現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趨勢。為應對這一嚴峻挑戰，4月13日，國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有助于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體系，為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香港《南華早報》21日援引分析人士觀點稱，這套新規旨在反制外國法律的不當域外適用，是中方維護自身利益、抵御外部威脅的最新舉措；也標志著中國正通過構建一套結構化法律防御體系，從傳統的外交抗議轉向主動的法律作戰以應對外國制裁與“長臂管轄”，為中國企業筑起法律護盾。

這讓中國歐盟商會頗為緊張。據報道，其在聲明中承認，中方新規“明確重申中方在必要時可自行運用域外適用條款”，在一定程度上與歐盟同樣用于反制第三國域外措施的“阻斷法令”（Blocking Statute）相似。但其聲稱，《條例》“范圍寬泛、表述模糊，對企業與個人的處罰自由裁量權過大，甚至可追究刑事責任，遠超歐盟相關法規范疇”。

歐盟商會還提到，考慮到中國稀土、鋰離子電池技術等戰略物資的域外出口管制措施將于11月生效，當前情況“令人擔憂”。

商會同時宣稱，新規將給在華開展業務的歐洲企業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對全球供應鏈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在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不穩定。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法學教授王江雨則認為，《條例》對全球貿易的實際影響，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條文表述，而取決于中方動用該工具的“頻率”。他預計，航運、金融、技術許可領域的典型適用案例將陸續公布。

“新規體現出中國從被動外交應對、轉向法治化地緣競爭的整體戰略轉向，”他強調，中方試圖在國際法律博弈中掌握更多主動權，“與歐盟‘阻斷法令’類似，新規初期或較少實際執行，但其真正的影響在于促使跨國企業重新評估合規成本。”

當地時間4月12日，阿曼穆桑代姆省沿海，船只在霍爾木茲海峽航行。 IC Photo

王江雨指出，隨著外部對華施壓的“范圍、強度與常態化”持續升級，中方多年來一直在構建安全體系，以抵御來自他國的不當制裁、干涉與“長臂管轄”。

近年來，尤以美國為首的制裁行動，日益指向全球航運、能源貿易、金融、技術許可和第三方行為。他表示，中方將此視為“通過國內法律重塑全球經濟行為，而非依托傳統外交或多邊機制”的努力。

“中方意在表明，持續濫用長臂管轄的做法，今后將面臨體系化的法律反制，而非僅停留在個案層面的外交交涉”，王江雨強調。

“惡意實體清單”的威懾

對于外國不當行使域外管轄權的單邊措施，我國現行“三反”法律法規（《國家安全法》《對外關系法》《反外國制裁法》），目前仍缺少針對性的反制手段和阻斷工具。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霍政欣解釋稱，2021年出臺的《反外國制裁法》，主要針對的是“主權干涉與單邊制裁”，未能充分覆蓋那些雖違反國際法或中國法律、卻未對主權構成直接威脅的“不當域外管轄”行為。

《條例》的頒布，以行政法規的方式建立反制和阻斷外國不當域外管轄的法律制度，進一步豐富了我國“三反”法律工具箱，填補了現有法律體系的短板。

在王江雨看來，《條例》類似于一本“程序操作手冊”，旨在使現有的反制裁權力在司法和合規部門能夠得到切實運用，并保障有效執行。

他進一步介紹道，新規明確了外國措施的識別與評估、跨部門協調、禁止令簽發情形，以及訴訟、反制、合規監管的實際運行方式，讓反制工作有章可循。

值得注意的是，《條例》在制度設計上新增了第八條的“惡意實體”清單。與此前聚焦貿易失信行為的“不可靠實體清單”不同，新清單專門針對“推動或參與實施”不當域外措施的外國組織、個人等主體，量身定制了精準的反制措施。

香港中文大學法學副教授瑞安·米切爾解釋說，“這一規定可針對各類主體，從咨詢公司到倡導特定政策的公司，或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給出特定表態的機構，再到企業高管或政府官員個人。”

2023年3月23日，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回應來自美方議員所謂“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問題。

第八條所列的限制性措施與相應法律后果同樣覆蓋面廣泛：允許中方評估外國行為、劃定風險等級，并采取從外交和入境限制，到貿易、投資和對外援助限制等一系列反制措施；被列入清單的主體還可能面臨資產凍結、交易禁令、投資限制與罰款處罰。

米切爾強調，“重要的是，新規現在明確限制了向被列入名單的實體傳輸數據。對于那些在中國可能沒有資產或人員的機構而言，無法訪問數據，以及任何可能包含中國要素的數字服務，都可能對其運營造成重大影響。”

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被無故列入美國制裁清單。

霍政欣表示，針對中企的指控，往往基于美國競爭對手提供的信息，這些企業通過游說美國政府機構制裁對手，以此獲取市場競爭優勢。

如今，這類參與推動或實施不當域外措施的實體，可依據《條例》第八條被中方列入黑名單，此舉旨在形成“威懾效應”，促使外國企業在游說本國政府制裁中國競爭對手前三思而行。

為中國企業建立“法律盾牌”

霍政欣還告訴港媒，《條例》的一大重點，是破解長期困擾中國企業的雙重合規壓力。

他提起2015年一起標志性案件：在奢侈品牌古馳提起的一起假冒訴訟中，中國銀行因拒絕提供涉案中國嫌疑人的賬戶信息，被美國曼哈頓地區法官理查德·沙利文裁定構成“藐視法庭”。

銀行方面抗辯稱，披露相關數據將違反中國《商業銀行法》及數據保密規定。但遭沙利文駁回，其認為銀行面臨的“困境”僅為推測。

這名美國法官給出的理由是，該銀行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曾有銀行因執行美國法院命令而遭中國政府起訴或嚴厲處罰。在缺乏此類“實際后果”的證據的情況下，他認定美方執行商標法的利益，高于中方執法可能帶來的所謂“理論性”風險。

如今，《條例》中的第十三條有望解決這一兩難困境：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對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組織、個人進行約談、責令改正；若中國企業無視該禁令、向美國法院提供數據，可依據第十七條處以高額罰款、限制數據傳輸等處罰。

“這為中國企業構筑起一道‘法律盾牌’，企業可據此向外國法院證明，遵守相關命令將在本國面臨‘毀滅性法律代價’”，從而阻斷外國立法、司法或執法當局實施的不當域外管轄措施。

霍政欣補充說，這可能會迫使外國法官根據國際禮讓原則，尊重中國的主權邊界。

《南華早報》報道提到，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以及對全球航運、能源和融資的制裁，為這套新規提供了一個直接且高風險的試驗場。

“在實際場景中，如果一家航運保險公司因美國制裁而撤銷保險，或者一家物流公司拒絕提供服務，即使在境外完全符合當地法律，也可能在中國面臨民事訴訟或行政處罰。”

“這種法律約束是經過刻意設計的。”王江雨表示，新規措辭有意保持寬泛，避免點名任何國家或具體危機，但顯然是為了應對次級制裁擾亂能源貿易、航運保險、支付清算或港口通行的情況。

米切爾對此表示認同，并指出若外國保險公司因美方施壓而限制對中國船舶承保，中方如今可將該保險公司認定為“惡意實體”。

他同時提到，盡管這一舉措立場強硬，但新規中仍設置了“緩和條款”。例如，“整改”允許被列入惡意實體清單的外國企業通過糾正相關行為以申請移出清單，這也為外國企業游說本國政府緩和局勢提供了渠道。

此外，第十三條還允許中國公民和公司在別無選擇、必須遵守外國法律的情況下，可申請豁免。

“設置這樣的泄壓閥，有助于避免中國企業或其員工承擔重大責任。”米切爾補充說，結合其他條款，《條例》將為企業平衡境內外法律要求提供更清晰路徑，避免相關主體陷入兩國法律體系的沖突之中，也防止部分個案升級為國家間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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