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我們這個展覽做了一個嘗試，希望從漫畫跟木刻形成的一種新藝術的格局，去理解那個時代的創作動能。”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教授、策展人蔡濤告訴南都記者。
“通過符羅飛這個案例，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一些機制性的問題。這個展覽不僅僅是說我們要把一些所謂的歷史的‘失蹤者’拉到大家面前，讓大家感懷一下這么簡單，實際上我們更想討論的是現代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段美術史可能將來會向世界人民貢獻什么？”蔡濤表示。
策展人蔡濤現場導覽。
2026年4月19日，符羅飛（1897-1971）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藝術生涯回顧展——“換了人間：符羅飛的現實主義繪畫與中國戰時藝術”在泰康美術館正式對公眾展出。
觀展現場。
展覽呈現作品四百余件，分為“田園牧歌”“怒吼吧中國”“饑餓的人民”“星叢：人間畫會與中國戰時藝術”“換了人間”“自畫像”“海之南”在內的七個單元，立體呈現符羅飛個人經歷和所處時代背景對其創作主題和風格的影響。展出作品中有29件為泰康收藏珍品，另有珍貴歷史文獻百余種，其中不乏大量首次面世的未公開手稿、史料等稀缺研究資源。
展覽不僅聚焦符羅飛個人的藝術實踐，更通過中國戰時藝術與“人間畫會”脈絡相關代表作，努力還原1940年代左翼美術的發展生態，匡補現代美術史研究里一塊“缺失”的拼圖。透過這批重要作品與歷史文獻，觀眾得以重新審視20世紀上半葉中國戰時藝術的豐富性與現實主義藝術的廣闊道路。
觀展現場。
在動亂的漩渦中調動起創作的勢能
符羅飛的藝術生涯跌宕起伏，既是個人生命與畫筆交織的傳奇，也是中國現實主義繪畫和新中國美術發展的生動縮影。他生于海南窮苦漁家，卻成為了首位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藝術家；他少年時代就在南洋一帶漂泊謀生，青年時代投身大革命，隨后更遠赴歐洲求學，卻與手中畫筆相伴終身，以藝術為苦難時代吶喊；水墨、速寫、漫畫、油畫……符羅飛以多樣藝術形態深入戰爭和流亡的歷史現場，諷刺社會黑暗、抒寫家國情懷，其作品銳利而充滿力量，閃耀著戰時藝術的思想鋒芒。
符羅飛《潰退》20世紀40年代 紙本粉彩 58.9×66.3厘米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符羅飛《夜工》1947年 紙本墨筆 100.5×33.5厘米 ?泰康收藏TAIKANG COLLECTION
符羅飛以畫筆為槍，見證了20世紀上半葉戰時中國的動蕩環境和革命脈動；以個體良知和性情化作筆調，淬煉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繪畫語言——這被他本人定義為“現實主義浪漫派”。藝術家黃新波曾評價他的畫作“使人顫栗，使人激憤，同時也使人在灰黯的色調中看見美麗的虹彩”；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人戲稱其畫風如同“一盤辣椒炒牛肉”——勁道、熾烈、直抵人心。
符羅飛《自畫像》1967年 紙本墨筆 12×13厘米 家屬藏
通過符羅飛的創作，展覽揭示了戰時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特殊的藝術形態。蔡濤認為，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變革，當所有的文化之間開始密集地交流，各種技術開始全球流動，各種新的觀念從德國到蘇聯到中國不停地傳播，“就是這樣一個不息的運動，這樣的所謂的內發的社會變革的沖動，導致了像符羅飛這樣的革命藝術家的誕生。”
談及符羅飛的創作機制，蔡濤說：“當一系列巨大的動亂、災難讓他身處漩渦當中的時候，他往往因為外部的不可抗力，被調集起來創作的勢能、動能，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展覽最后那張自畫像，這張1967年的自畫像是一個拳頭，還有一個怒發沖冠的形象，他依然是在表達他的處境跟繪畫之間的真實關系。”
“人間畫會”：重申藝術的現實關懷
1946年，符羅飛在香港被推舉為“人間畫會”首任會長，這一團體及其周邊，匯集了戰時國統區最杰出的一批左翼美術家：黃新波、張光宇、葉淺予、龐薰琹、廖冰兄、謝趣生、李樺、野夫、黃永玉等一批經歷抗戰走向成熟的現代藝術家，他們共同撐起了中國戰時藝術的脊梁。
“人間畫會”的主要成因之一，是戰時藝術家有組織的遷徙。蔡濤表示，遷徙本身也構造出了他們的某種創作模式，隨著這種戰時的流動，這批藝術家形成了一個具有價值認同和方法創新的小團體。
“我們這次主要展覽的藝術家，都是社會大學的學生。黃永玉長期流浪，黃新波在上海美專可能注冊一下，馬上就去參加社會革命。符羅飛也是學校待不住的，他的活力不是學院里能達到的，我們要把握他的一個流浪氣質。”
黃新波《城堡的克復》1940年 紙本黑白木刻 12.5×16.5厘米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為什么說黃新波到了香港之后，張光宇、王琦這些人都往香港這邊去，因為他們有價值認同。他們都覺得這個時代的一個藝術的發展方向就是應該有現實的關懷。所有的從西方學過來的方法，還有從中國的民間，中國的文人畫里面重新看到的語言傳統都應該被消化，成為今天的一種現實關系，這個是他們當時非常大的一個抱負，當然也是全球主義當時流露出來的一個抱負。”蔡濤說。
黃永玉《講故事》1946年 紙本黑白木刻 14.3×19厘米 私人藏
展覽的“星叢：人間畫會與中國戰時藝術”單元，集中展示了“人間畫會”成員的作品和相關的史料文獻。談及“人間畫會”與延安左翼革命美術的關系，蔡濤表示，當時的延安也在跟國際對接，也在尋求怎么樣在中國本土的藝術語匯尤其是民間藝術語匯上面，重新產生一種能跟世界對話的新語言。
“古元的誕生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偉大的時刻。在香港，當古元的作品依次介紹過去的時候，張光宇他們非常興奮，他們認為延安和他們是一道，都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面去鍛造一種中國新藝術，所以陜北當時對他們來說仍然還是召喚。”
一代藝術家的命運軌跡與精神抉擇
泰康美術館的學術研究框架以“1905—1942—1976—現在”為斷代節點，并以“建制、媒介、藝術生態”為三大核心問題，其中“媒介”自2012年起被持續作為核心議題推進，強調以歷史觀與當代并重的視角，理解不同藝術媒介在中國藝術現代化進程中的嬗變。
符羅飛 《關金券滿天飛》1948 紙本彩墨 80.5x42厘米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符羅飛作為20世紀早期藝術留學群體的一員，其創作跨越學院訓練、戰時現場與社會建設多重場景，既是現代美術語言的引入者，更是中國現代美術的建設者。符羅飛擔任首任會長的“人間畫會”，在戰爭背景下有力地推動了現代美術的現實主義轉向。符羅飛的藝術實踐深度嵌入20世紀中國的歷史肌理，其戲劇性的人生轉折、融匯中西的藝術實踐，以及兼具知識分子自覺與革命者情懷的復雜身份，構成了那一代藝術家命運軌跡與精神抉擇在繪畫媒介領域的一份生動個案。
“換了人間”的展覽主題提示了符羅飛畫筆下時代變革的強勁節奏，以及現實關懷下的藝術語言變革。在苦難彌漫的20世紀上半葉戰時中國，符羅飛以畫筆為身處黑暗中的難民和無告者作證，將個人命運熔鑄進民族敘事。他的藝術實踐，如一束不滅的星火，在時代的暗夜中持續燃燒，映照出人性的尊嚴與理想。
李樺《怒潮組畫》（選頁）1947年 紙本黑白木刻 19×26.5厘米 私人藏
展覽呈現的不僅是原作和文獻的物質集合，更是一個時代的艱難步履、一群人的藝術理想，以及現實主義藝術的堅韌生長狀態，兼具史料價值與藝術研究價值。
據悉，展覽持續至7月5日。
專訪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教授、展覽策展人蔡濤
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教授、展覽策展人蔡濤現場導覽。
南都：你為什么覺得符羅飛是中國藝術史上的頂級人物？
蔡濤：因為符羅飛的這種藝術語言能力，是真正從他本身的良知，從他自己的真實經歷出發的，沒有什么虛飾的東西。根據他看到的黑暗現實，他需要傳達的強烈信號，他自己發明出一套語言。
那個年代最激進的藝術家可能就是漫畫家跟木刻家。漫畫家擅于諷刺，版畫家擅于深入現實的觀察和表達。前者代表了藝術的想象夸張，充滿了奇詭的想象力；后者深入地去認識中國的現實和人本身的脆弱性。
這兩條路徑合起來就變成符羅飛了。不僅僅是版畫跟漫畫，他還創作國畫、洋畫、電影，所以他的能耐就是，他把那個年代他認為的能夠用的藝術語言全部融合到一塊去，變成他自己的語言、腔調。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步？
出名不出名是另外的一種學問，我們現在單說他畫得怎么樣，符羅飛這個藝術家是相當了不起的。
南都：為什么符羅飛在中國現當代藝術史上存在感不強？
蔡濤：因為之后中國整個審美的教育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
南都：在主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外，中國美術其實也還有別的路徑，比如林風眠、趙無極這一脈。
蔡濤：林風眠為什么被認可？林風眠的學生是趙無極、吳冠中。學生成功了之后會不會抬老師？符羅飛沒有一個成功的學生。而且他之后去到了華南理工大學的建筑系，已經不在美術界了。為什么徐悲鴻成功？因為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他的故事會不停地被講。但沒有人講符羅飛的故事。
我們來講。我們這個展覽最初的目標就是彰顯價值。不是做名人畫展，而是彰顯價值。
符羅飛《自畫像》1946年 紙本鉛筆 39×28厘米 廣東美術館藏
南都：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到符羅飛的藝術的？
蔡濤：從1997年就開始。我大學畢業分到廣東美術館工作，家屬把這批畫捐進來，我一看，覺得怎么畫得那么難看？在我們的以前的審美教育里邊，這種藝術家都是不會畫的。所以我花了30年時間去讀懂這個人，讀懂了之后就明白了，這就是最高的水準。
看到這些畫我們可能聯想到杜米埃，想到戈雅，想到墨西哥的里維拉，這些戰爭美術里邊的世界頂尖級人物。所以在戰爭時期符羅飛這些藝術家還是有很活躍的國際視野，根本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封閉的狀態。
南都：符羅飛是中國第一個參展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中國藝術家。他當時為什么能夠參展？
蔡濤：當時的情況其實沒那么復雜。他是作為一個外國藝術家在英國館展覽，那時候在威尼斯雙年展里還沒有中國館。我們的國家當時很弱，這些海外僑民遇到一些機遇，就送展到威尼斯雙年展去，那邊收來展出了。但這是一個個人行為，不是國家行為。
我們也知道那個時候符羅飛的藝術還沒有達到成熟，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也并不代表著符羅飛被國際前沿的策展人認可。真正的來自美術史的認可是我們這次展覽。
當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不是一個硬性指標，可能在巴黎他們會以秋季沙龍作為指標。所以符羅飛那個年代送展這個事情不要理解得太過。
南都：他的藝術真正成熟起來是在什么時候？
蔡濤：我覺得應該在1945年到1947年這段時間。
南都：1946年“人間畫會”在香港成立，符羅飛是首任會長。他在畫會里主要發揮了什么作用？
蔡濤：他那個時候還在中山大學做老師，但是有時候去香港做展覽，并沒有完全遷居過去，主要還是在廣州。
符羅飛在“人間畫會”發揮的作用主要是精神鼓勵。因為他是一匹獨狼，我在策展文章里邊說了，這人是獨狼，他不依托組織的，他就自己干，像俠客一樣。只是別人覺得他有一定的號召力，又是中大教授，所以人間畫會在香港注冊的時候，用一個中大教授來注冊比較穩妥。
南都：“人間畫會”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一個宣傳組織嗎？
蔡濤：當時對于國統區的這些進步藝術家，有更加明確的統戰工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從1947年底開始，中共這方面的影響會越來越強烈。隨著內戰局勢的明朗化，這些藝術家紛紛地就往“人間畫會”這邊集合了。這也是大勢所趨。很難說一開始“人間畫會”是一個中共組織，但確實這批藝術家跟共產黨的關系會更密切。
南都：那不勒斯的求學經歷在符羅飛的藝術中留下了哪些痕跡？他回到中國后又經歷了怎樣的轉型？
蔡濤：他本來乘船想去巴黎的，結果哮喘病發作，就只能留在那不勒斯。正好那不勒斯畫派是關注社會底層的，比巴黎畫派有更明確的現實主義傾向。所以在哪下船是個很重要的事情。在哪上船很重要，在哪下船也很重要。
其實不管是留法還是留意，我覺得藝術家在當年都有轉型的困難。在西方的學院里邊受了訓練之后，回到中國的現實，你怎么畫是個大難題。符羅飛掙扎了很多年，差不多到1940年左右，他才真的掙扎出來一個自己的畫法。我覺得這個是普遍的現象。當時的畫家們，尤其是有留洋經驗的，都有一個掙扎的過程。就像徐悲鴻，最后畫出來是一個國畫的馬。他們都在想怎么樣用自己的智慧去發明一個時代的符號。
比如說符羅飛為什么突然把人短縮了，變成全是小矮人一樣的，我估計也是某一個瞬間，突然他就覺得用這種辦法特別能讓他思維活躍起來，他要那種混亂的畫面，這些小人在里邊的無助、混沌，能夠給他帶來一種創作的主動性。
符羅飛《水鄉人》20世紀40年代 紙本粉彩 69.2×69.6厘米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南都：因為早年流亡南洋的經歷，他的藝術里是不是也存在很多來自南洋的元素？
蔡濤：大量的。凡是解釋不通的，我現在基本上都歸類于南洋。就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形象，那些猙獰的形象，我覺得很可能是他早年在印尼、馬來群島流亡的時候，那些廟里邊供的佛神鬼怪，全部都在記在了腦子里，后來這些形象一變而成為對戰時時事的諷刺。
跟廖冰兄、張光宇的那種漫畫不太一樣，符羅飛畫里形象的慘烈程度估計只有在南洋群島找到。所以我特別希望我們的展覽能夠巡到新加坡去，那邊的研究者應該更加能夠去解釋這些事情。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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