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高承勇犯下的11起案件中，若論兇殘程度之深、對公眾心理底線沖擊之烈，1998年的兩起案子最令人發指。
這一年，高承勇的作案手段發生了質的飛躍——從強奸殺人升級為切割人體器官。其中，1998年11月30日崔金萍遇害案，從暴力烈度和破壞性來看，幾乎是他所有罪行中最駭人的一幕。
那天上午11點左右，高承勇潛入白銀公司氟化鹽廠女青年職工崔金萍位于白銀區東山路的家中。她前一晚上完夜班剛回家不久，大概還在補覺，根本不知道一個陌生人已經悄悄溜了進來。
崔金萍的初中同學劉陽后來回憶，她是個個子中等、性格特別內向、不愛說話的姑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這種“普通”恰恰說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高承勇的殺戮與受害者的長相、性格、穿著沒有任何關系，那些曾經流傳的“被害人太漂亮才引來殺身之禍”的說法，不過是替兇手開脫的拙劣借口。像高承勇這類惡魔一般的連環殺手，殺人的理由從來不在受害者身上，它只存在于兇手扭曲的內心。
高承勇殺害崔金萍的過程，極度殘忍。
警方勘驗記錄是這樣描述現場的：受害人頸部被切開，上身共有22處刀傷，下身赤裸，雙乳、雙手及陰部全部缺失。
22處刀傷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在受害人已經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仍然一刀一刀地揮下去，每一刀都不致命，每一刀都在延長痛苦。
而那些被切割帶走的人體器官，不是出于掩飾證據的考慮——割走雙手和乳房對掩蓋罪行毫無意義——而是純粹的變態欲望驅動。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事后描述這一過程時的態度。
審訊期間，刑警王洋問他：崔某那起案子，你割了多個人體器官，花了多長時間？
高承勇想了兩秒鐘，平靜地吐出四個字：五分鐘吧。
王洋說，他當時瞅著高承勇，一肚子火，差點掄起拳頭朝他嘴上砸一拳。五分鐘左右，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完成多處器官的切割和摘取，這個人的冷靜、精準和效率，比任何刑偵報告都更能說明問題。
刑警們從警多年，什么樣的慘案沒見過？但高承勇談論這件事時那種“竹筒倒豆子”似的機械，那種連眉頭都不皺一下的麻木，才是真正讓這些老警察脊背發涼的東西。
高承勇事后供述，1998年1月16日他第一次割取死者器官時，“覺得這給了他興奮感”，此后他又三次重復了同樣的行為。
崔金萍案正是這種“興奮感”催生出的巔峰之作。
他每次殺完人，把割下來的器官用塑料袋裝著，走到回家路上的黃河吊橋中央，解開塑料袋倒進河里，刀子也一撇，然后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過他的日子。
一個正常人無法想象那種場景，更無法理解那種心理，但高承勇做到了，而且反復做了多次。
從犯罪心理學角度看，崔金萍案標志著高承勇從“功能性殺人”到“享樂性殺人”的徹底轉變。
早期的案件中，他還有入室盜竊未遂、被撞破后滅口的成分，強奸行為也帶有一定的性目的。第一起案子“小白鞋”之死，按他供述原本是想偷收音機，被驚醒后才殺人，純屬偶然，但到了1998年，犯罪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切割器官不是手段，不是工具，而是他獲取快感的方式本身。
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將高承勇這類人稱為“慫人”——一個看起來充滿矛盾的詞。一個殺死11人的兇手，怎么可能是“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