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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戰事緊的情況下,德黑蘭是世界矚目的焦點。在新聞報道里,這座城市,只是一場戰爭沖突方的一個端點,它的深度內涵與情感波動,在新聞報道里是難以觸摸的。
一部文學作品,正如恩格斯在為《城市姑娘》寫的一封信中提到的那樣,它往往包含著全息的歷史、經濟、文化信息(大意)。
195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上下兩冊的長篇小說《德黑蘭》,它的作者,是當時的蘇聯人謝奉茨,他的俄文名字叫:Гарегин Севунц,用翻譯軟件可以譯成:加列金·謝維耶維奇·謝溫茨,為了便于識別與查對,我們仍沿用五十年代的中文譯法:謝奉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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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奉茨像
謝奉茨當時是蘇聯人,但現在來看,他實際上亞美尼亞人。他生于1911年,逝世于1969年,享年57歲。他的死因,是心臟病突然發作,在他去世前,就深受心臟病折磨,也可謂是英年早逝,頗令人遺憾。
這部小說的出版,是當時體量巨大的涌入中國的蘇聯文學中的一員。讀過它的人肯定不少,不過奇怪的是,少有人對它發表評價,這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小說出版的1959年,中蘇關系已經產生了微妙的裂痕,這部小說在中國的藝術壽命,即將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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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作者序言
不過,兩卷本的小說《德黑蘭》仍然顯現出它的頑強生命。一直到2007年,王蒙在訪問過伊朗之后,竟然還把這部小說找了出來,試圖通過這部小說來了解伊朗曾經的更為全面的、全息的、富有情感色彩的豐沛信息,顯然,作為文學家的王蒙充分認識到,那些固定格式的、條分縷析的伊朗歷史是難以找到那些全方位的伊朗信息的,而一部小說即使時過境遷,它仍然蘊涵著能夠切身感受到的真實訊息。
正是出于這樣的動機,王蒙在訪伊歸來所撰寫的《伊朗印象》里提到了他從《德黑蘭》這部小說里獲得的非常珍貴的歷史真實感,這種感覺,沒有一本其它的歷史書能夠代替。我們摘錄相關片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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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訪問完伊朗,找來了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蘇聯作家加·謝奉茨所著的《德黑蘭》一書。這本書的宣傳手冊性質令人不敢恭維。但是它一上來就寫道:……這個東方的大城市里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所有的小店鋪和手藝人……駱駝……警察……流動商販和叫化子……流行歐洲風尚,出現歐洲型的電影院和播送伊斯蘭教法律所禁止的音樂的咖啡館……為什么……不該停留在原位呢?德黑蘭曾經是相當西化的,至少比中國的城市西化。而當年蘇聯的這位作家是用諷刺的口氣來寫他們的西化的。——
王蒙引用的這一段描寫,在他的刪節下,支離破碎,根本看不出它具體描寫了什么,我們從原書中摘取這一段內容,其實可以看出,這部小說對當時伊朗的街景描寫可以說像紀錄片一樣保真了聲色味俱全的身臨其境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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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的街道上漸漸出現了它的通常面目:大商店的櫥窗打開了,茶葉店,銅匠店、皮鞋店、馬鞍店、裁縫店的門也打開了,人行道上擠滿了走路人,馬路上擠滿了卡車和神氣活現地走在街當中的駱鴕。在城中心富麗堂皇的大街上——在拉萊查爾、那特利、斯坦布爾等街上——大商店的櫥窗里陳列著寶石、金器和外國布匹,街上駛過的都是歐洲和美國牌號的豪華汽車。
汽車的喇叭聲、馬車夫的叫喊聲、流動商販的兜售貨物聲、銅匠和洋鉄匠的刺耳敲打聲,匯成一片無可名狀的混雜聲浪。空氣中充滿了汽油和從店鋪里掃出的垃圾同飛揚在馬路上空的塵土的氣味。
初看一眼,在這個東方的大城市里并沒發生什么變化。所有的小店鋪和手藝人的作場都仍舊在它們的原來地方,駱駝仍舊在街上走,警察仍舊站在十字路口,流動商販和叫化仍舊擠集在街角里。對,如果整個德黑蘭的生活全都照舊,毫無變化,那末即使外貌很多變更,流行歐洲風尚,出現歐洲型的電影院和播送伊斯蘭教法律所禁止的音樂的咖啡館,為什么一切的一切都不該留在原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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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初版首頁,中文版插圖即來自于此版
那么,這部小說寫了什么內容呢?
我們看看中譯本的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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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近代伊朗的偉大史詩,敘述伊朗人民為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領導伊朗人民進行反帝、反法西斯、反封建各次斗爭的英勇事跡。
伊朗地處沖要,石油豐富,是中東的一個重要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帝國主義企圖掠奪它的北部石油,法西斯德國想把它變成一個侵略基地,德黑蘭首都遂成為它們代理人的活動中心。這部長篇小說就是原原本本地描述伊朗人民揭控美美帝和法西斯德國的種種陰謀,予以有力打擊,獲得全部勝利的輝煌事實。
美帝國主義不是一個新怪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帝已經在中東各國布下了掠奪陰謀。在這部巨著中,讀者可以清楚看到美帝國主義在伊朗橫行霸道的猙獰面目,以及它所遭到的徹底的可恥下場。——
這是我們中國出版機構給這部小說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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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封面
而在目前的俄羅斯網站上,則對這部小說有著如下的介紹:
——本書作者加列金·謝維耶維奇·謝溫茨(本名格里戈良,1911–1969),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功勛文化活動家,其創作素材在我國幾乎鮮為人知。小說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下半葉至40年代初、即巴列維王朝締造者禮薩汗統治時期的伊朗——正是在這位君主治下,這個國家才由舊稱“波斯”更名為如今的“伊朗”。
小說中活躍著眾多人物,他們來自伊朗社會的各個階層:沙阿本人及其大臣、學生與毛拉、乞丐與秘密警察、學者與地下工作者。書中尤其精彩的篇章,描寫了當時在伊朗積極活動的英國、德國和美國情報機構之間的對抗,以及他們在充斥著腐敗的沙阿官員階層中展開的微妙博弈——這些官員既保留著封建習氣,又披著歐洲“文明”的外衣,在那里,謀殺、賄賂和敲詐勒索都是司空見慣的日常。小說的核心人物是地下工作者——而其中一位主角、醫生沙姆塞·阿扎迪身上,可以辨認出塔基·埃拉尼(Таги Эрани,1902–1940)的影子:這位物理學家出身的著名學者同樣死于獄中。
敘事巧妙而奇特地將愛情線索、政治陰謀、偵探情節、地下工作者的活動,以及地主、知識分子、官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場景交織在一起。全書以1941年英國、美國、蘇聯盟軍進駐伊朗作結。本書插畫作者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功勛藝術家格奧爾基·瓦西里耶維奇·赫拉帕克(1922–1974)。此系作者生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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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像
而在另一個介紹中,則把小說看成了諜戰小說,這樣,它的主題,便與蘇聯電影《德黑蘭1943》有著某種隱秘的呼應。實際上,小說作者曾經在1943年被調往伊朗負責保障德黑蘭會議的安全,就這樣前前后后在伊朗呆了兩年,他完全對當時那個復雜時空里的云集在德黑蘭整個空氣中的諜戰斧光有著切身感受,這樣小說里的背景因素,就可以看成是冷戰即將開始時的諜戰較量前本。
我們看一篇2019年刊發在俄文報紙上的文章:“就是《德黑蘭》,沒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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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插圖
內容如下:
——眾所周知,沒有三樣東西就無法想象伊朗:石油、美女和黑魚子醬。除此之外,還應該加上亞美尼亞人——在當代伊朗,我們的人數多達五十萬。加列金·謝溫茨(他去世已50年)是最早讓我們了解這個與亞美尼亞如今保持良好關系的鄰國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作家、記者,但不僅如此。著名的電影《德黑蘭43》是1980年在“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拍攝的。而僅僅是《德黑蘭》——一部兩卷本的長篇小說,寫于1951年——如果在那個年代”暢銷書”這個詞已經流行的話,那么加列金·謝溫茨寫出的就是一部暢銷書。
那么,這部小說大致是講什么的呢?它不僅描寫了伊朗人的生活、風俗和道德(這本身就很有趣),還描寫了英國、美國和德國情報部門的工作(這同樣引人入勝)。
要寫情報部門,就得了解它們;要了解它們,最好能靠近它們;而要寫得令人信服,最好是身在其中。謝溫茨這位偵察員(真姓格里戈良)的知名度不如作家謝溫茨。大約就像那些年在伊朗工作的超級偵察員格沃爾格·瓦爾塔尼揚,人們只知道他是一名商人。
在去到德黑蘭之前,謝溫茨畢業于莫斯科國立大學生物系,然后學習了海軍飛行員課程,而在戰前,他又畢業于巴庫師范學院語文學系。然后是戰爭、前線,在德黑蘭會議召開前夕,他被調往伊朗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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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插圖
從戰后的一些報紙報道中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這位年輕軍官在戰火紛飛的波斯并非在普通的哨所或運輸部門服役。謝溫茨天生聰慧,人們不可能不信任他,不交給他更重要的任務。”
這意味著什么呢?正是你所想的那樣——在軍隊情報部門服役,而當時該部門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德黑蘭會議參會國首腦的安全。
為什么選擇德黑蘭?俄羅斯聯邦保衛總局局長顧問、歷史學博士謝爾蓋·杰維亞托夫向俄新社做了解釋。是的,伊朗首都當時充斥著各國情報部門(首先是德國情報部門)的特工。但與此同時,德黑蘭也受到蘇聯軍隊的強力控制。在這個與亞美尼亞相鄰的國家,我們的軍事反間諜機關和對外情報機關的情報站長期開展著工作。
選擇德黑蘭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座城市是會議所有參會方都相對方便的抵達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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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插圖
在謝溫茨身處德黑蘭的那些日子里,大約有一百六十名最活躍的希特勒分子特工被發現并鏟除,首先就是在謝溫茨當時所在的德黑蘭。
一個有趣的細節。當時不僅蘇聯特工部門,英國特工部門也對城市進行了嚴厲的清理。然而英國人手段極其殘酷(稍有嫌疑就槍決),以至于德國特工寧愿逃往蘇聯控制區,在那里,他們先被審訊,口供被嚴格記錄在案,然后當局再決定如何處置他們。
無論如何(格沃爾格·瓦爾塔尼揚很少談及德黑蘭的細節,而《德黑蘭》的作者也已在五十年前去世),三位世界領導人的安全得到了可靠的保障,但丘吉爾的好心情并不僅僅源于此。
杰維亞托夫教授回憶說,英國首相代表斯大林收到了白蘭地作為禮物。世人皆知,供應給丘吉爾的是蘇聯白蘭地,也就是舒斯托夫酒廠的亞美尼亞白蘭地。但在革命前的俄國,除了亞美尼亞的舒斯托夫,還有兩家白蘭地生產商:格魯吉亞以及達吉斯坦境內的基茲利亞爾——那里有另一位葡萄酒和白蘭地釀造商達維德·薩拉吉什維利生產白蘭地。根據文件記載,薩拉吉什維利公司的白蘭地也曾大量供應給丘吉爾——整箱整箱地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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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插圖
他們用什么佐餐?來自蘇聯的食品(易腐食品除外)通過"特供廚房"渠道運送。嚴禁使用自來水。肉類和魚類的情況類似——一部分來自蘇聯,另一部分則在經過再三檢查后,將當地產品端上餐桌。
在自己的《德黑蘭》中,謝溫茨詳細講述了英國、德國和美國特工的活動,但僅限于伊朗政府中的部長們。書中絲毫沒有提及蘇聯偵察員和反間諜人員的事跡。這些內容是在很久以后,謝溫茨已經去世之后,才開始有人撰寫的。
戰后,他搬到了埃里溫,擔任亞美尼亞對外友好與文化聯絡協會主席,后來擔任作家協會理事會書記。
附言:
除了書籍,謝溫茨還留下了什么?一個女兒、孫輩,其中一位——政治家列翁·祖拉比揚——與他的祖父如同兩滴水一樣相似。不過這只是外表上的相似。
謝爾蓋·巴布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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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版插圖
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同的國別與群體從這部小說看到了不同的部位,王蒙從小說里看到了歷史節點上的社會面貌,中國出版物看到的是小說里的戰斗傾向,而現代俄羅斯人則吟味著小說里的暗戰風云。
但所有這些不同觀看,正是建立在小說里的石油資源爭奪這一個基礎定調上,而這樣的背景縱深定調,正是今日伊朗戰事的最本原的動因。因此,《德黑蘭》這樣的斯大林時代的小說,仍然有著它的能夠指向今日迷津與困境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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