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媒體風向突變，親內塔尼亞胡主播：我曾沉默，現在不能了

平哈斯·瓦勒斯坦在接受《國土報》采訪前經過了深思熟慮。畢竟，這是一家他“非常不喜歡”的報紙。這其實并不令人意外。

77歲的瓦勒斯坦曾擔任耶沙委員會總干事，并在約旦河西岸的本雅明地區委員會擔任了29年的負責人。作為“虔信者集團”的領導人之一，即使在從定居點項目的各項官方職務上退休后，他的右翼立場也未曾改變。

盡管如此，瓦勒斯坦還是同意了這次采訪。他表示，這是基于一種源自古老訓誡的宗教“準則”：任何想要抗議某事卻保持沉默的人，都要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

面對約旦河西岸日益加劇的猶太恐怖主義，他覺得自己必須介入。在他看來，西岸不斷蔓延的暴力浪潮，很可能會毀掉他畢生的心血。

“就其本質而言，”在談及目前肆虐的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時，他表示，“除了這是犯罪、這些人應該被關進監獄之外，這也是對國家主權的打擊。這無異于背叛以色列國。這些行為是不可原諒的。”

采訪在瓦勒斯坦位于奧弗拉老定居點的家中進行。他的院子面向一片樹林，沒有設置圍欄，似乎在暗示邊界可能是一個靈活的概念。

瓦勒斯坦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目前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煽動暴力的所謂“山頭青年”。他認為，這些人在作為先驅者的自我認知上，甚至在宗教認同上，都出了嚴重的問題。他沒有將肇事者輕描淡寫為“野草”，也沒有試圖淡化這一現象。

瓦勒斯坦指出，他的觀點深受“虔信者集團”精神領袖茲維·耶胡達·庫克拉比教誨的影響。“當這些年輕人襲擊士兵時，他們不僅超越了民主的權限，更是背叛了與以色列國關系的核心宗教和信仰理念。”

“如果我將世俗的以色列國視為回歸錫安和實現先知愿景的過程，這就意味著我有責任照顧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因此，如果你以主權的名義傷害了一個阿拉伯人，你就損害了以色列國的主權。”

在瓦勒斯坦看來，那些聲稱以絕對宗教信仰名義行事的年輕人“只是名義上的宗教信徒”。他補充說：“他們沒有任何權威來源。沒有任何一位拉比，即便是最極端的拉比，能讓他們聽命。我們甚至找不到一個可以與之對話的替代領導人來控制這種現象。”

為了說明這種危險，瓦勒斯坦在談話中多次引用了馬阿勒阿杜明定居點神學院負責人納胡姆·拉比諾維奇拉比在2009年發表的一份宣言。拉比諾維奇提到了一種“完全是所多瑪式的現象——談論以色列和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性，卻成為黑暗本能和無限邪惡的掩護”。他還表達了“一種嚴重的擔憂，即這種禍害也蔓延到了那些宣稱自己是以色列土地忠誠者的孤獨年輕人身上”。拉比諾維奇引用《傳道書》指出，這些“死蒼蠅”將“使我們土地和人民的整個神圣網絡變得腐臭”。

上周，通常支持定居者右翼核心的媒體人士和其他公眾聲音出現了令人驚訝的轉變。第12頻道的評論員阿米特·西格爾宣稱：“不幸的是，猶太恐怖主義確實存在。”西格爾補充說，被公認為定居點項目堅定支持者的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也認為，這些恐怖主義行為正在“摧毀以色列的支持基礎”。

同一天，親內塔尼亞胡的第14頻道主播埃雷爾·西格爾也激動地表示：“我曾保持沉默，但現在不能再這樣了。”他敦促“停止這種盲目的暴力，因為這既不道德，也不明智，而且正在損害猶太復國主義事業。”

外界不禁猜測，這種看似協調一致的轉變，是否至少部分與華盛頓施壓后向政府媒體喉舌傳達的信息有關。無論如何，離開公眾視野已約15年的瓦勒斯坦顯然不在這些內部消息的圈子里。

在此背景下，他提到了撒馬利亞首席拉比兼伊隆莫雷定居點神學院負責人埃利亞基姆·萊瓦農。上個月，萊瓦農向追隨者發出了一份措辭強烈的信息，宣稱“以色列的土地只能通過妥拉和道德操守來獲得和建設”。他強調，“傷害任何人的財產，更不用說生命，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是反道德的行為。”

瓦勒斯坦認為，宗教猶太復國主義不同流派的領導人物公開反對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這一點至關重要。“局勢正在沸騰。這種規模的呼吁以前從未有過。在廣泛的圈子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必須與這種越軌行為作斗爭。”

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埃齊翁集團定居點，拉比們在一份書面聲明中斷言，他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暴力表現”。這些行為“是不值得的，此外還會削弱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立足點”。貝特埃勒定居點委員會負責人謝伊·阿隆上周警告說：“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決定將以色列拖入B區和C區的戰爭……并在那里制造破壞。其后果是，非猶太人的行為正在被執行。”

上周，阿隆什武特定居點哈爾埃齊翁神學院負責人雅各布·馬丹拉比在《第一來源》的專欄中指出：“絕不能以任何方式接受少數山頭青年對無辜阿拉伯人的騷擾，這種騷擾可能表現為殘酷的暴力甚至流血事件。”

記者追問，除了輿論專欄的辯論，是否準備呼吁采取實際措施——例如與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和警方全面合作、罷免煽動暴力的拉比、在政治上與肇事者徹底切割？

“毫無疑問，必須將他們繩之以法——這是毫無疑問的。萊瓦農拉比和斯莫特里奇正在與這些現象劃清界限——政治上的切割已經發生。”

當被問及是否認可“猶太恐怖主義”這一說法時，瓦勒斯坦表示：“很明顯，這是基于種族主義基礎的猶太暴力。這是恐怖主義嗎？我不知道，我不想陷入語義上的爭論，因為這會趕走那些準備認同我們行動的人。”

關于是否應恢復對猶太人的行政拘留，他認為：“現在你談論的是一個技術問題。我不介意國家使用什么工具。我不排除任何工具，但使用行政拘留意味著警方和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失去了控制。”

你們談論過暴力浪潮嗎？

“間接地談過；顯然，這也提到了。別搞錯了——他明確反對暴力。畢竟，他自己也這么說過。我不會把票投給他，好嗎？我喜歡斯莫特里奇，在我看來，他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但他屬于一個比我更極端正統民族主義的流派。”

記者指出，斯莫特里奇的政黨聲稱代表整個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宗教猶太復國主義今天沒有一個歸屬政黨。國家宗教教育系統的畢業生占以色列所有高中畢業生的20%。這相當于議會中的24個席位。他們在哪兒？”

最終，瓦勒斯坦接受了人們與他聯系在一起的國家主義者標簽：“我將反對最高法院的裁決，并將盡我所能努力改變它們，但一旦它們成為絕對的判決，我將遵守它們。”

因此，他對政權更迭的態度，可以用著名的所羅門困境來概括：“我認為司法改革是當前的需要，但如果以色列是爭端中的嬰兒，而一位母親為了得到它愿意撕裂國家，那么我就是那個愿意讓步的‘真母親’，為了不讓以色列社會四分五裂。我準備提前輸掉那場戰斗，這樣我們就不會崩潰。”

瓦勒斯坦對蓬勃發展的定居者農場也提出了復雜的看法。這些牧羊前哨的居民正在積極接管西岸的大片土地，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將整個巴勒斯坦社區從他們自己的財產中驅逐出去。

他區分了“為了防止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接管C區而在國有土地上建立的農場”和那些演變成輟學青年實施民族主義犯罪溫床的非法前哨。

“我們談論的是邊緣化的年輕人，他們一出場就不再被邊緣化了。”他解釋道，“突然之間，這些年輕人成了崇拜的對象——他們被視為先驅。換句話說，教育體制的‘難民’獲得了一種歸屬感。現在他們是在為保衛猶太民族而戰。這里存在對以色列某些復興過程的誤解。”

“從這些年輕人的角度來看，‘虔信者集團’是一個大膽的運動，后來變成了一個失敗主義的運動，卡蒂夫集團、阿莫納和米格隆定居點的撤離就是證明。毫無疑問，公眾對我們的領導層積累了相當大的憤怒，因為領導層試圖避免與以色列社會發生尖銳的對抗。”

你不認為這與今天一些年輕人覺得國家總是會原諒、總是會使他們合法化的感覺之間存在聯系嗎？

“國家不能將謀殺合法化。我們不要太天真。你可以指責我很多事情，這沒問題，我習慣了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但你怎么能將謀殺合法化？你怎么能？如果你來到一個阿拉伯村莊，向一個沒有對你做任何事的人的家里開槍，恕我直言，你就是一個殺人犯。如果你在杜馬放火燒毀了一座房子，里面的人被活活燒死——這絕對是不可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