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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被同桌撕破新校服,班主任說鬧著玩,我笑著走到那個男孩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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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那天下午,我站在教室門口,看著那個男孩斜靠在走廊墻上,嘴角掛著一絲漫不經心的笑。

我深吸一口氣,走過去,在他面前蹲下來,平視著他的眼睛。

他愣了一下,往后縮了縮。

我依舊笑著,聲音放得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開口道:

"魏博,阿姨聽說你們昨天是鬧著玩,那阿姨今天也想跟你鬧著玩玩,行不行?"

走廊里的嘈雜聲忽然靜了一瞬。

旁邊幾個男生愣在原地,面面相覷,不知道這個女人到底想做什么。

趙老師從辦公室方向走過來,遠遠地看見這一幕,臉色微微變了,加快腳步上前,開口道:

"有話好說,孩子嘛——"

我站起身,回頭看了他一眼,依舊笑著,打斷道:

"趙老師說得對,孩子之間的事,大人別太認真。"

說完,我轉身走了。

身后沉默了整整兩秒。

沒有人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所有人都覺得,有什么事情,已經悄悄開始了。



1998年的秋天,來得比往年早一些。

縣城的梧桐葉剛開始泛黃,路邊的早點攤子還冒著熱氣。

孩子們背著書包三三兩兩地往學校走,新學期的氣息混在晨風里,飄得到處都是。

我叫林曉紅,那年三十四歲,在縣棉紡廠的流水線上做擋車工,每個月拿三百二十塊錢的工資。

三年前,我丈夫在工地上出了事,一根鋼筋從腳手架上砸下來,當場就沒了。

那之后,我一個人帶著女兒陳芽,在廠區附近租了間十幾平的小平房。

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黑了才回來,日子過得緊,但還撐得住。

陳芽那年上小學四年級,在縣里的重點小學讀書。

學費是我東拼西湊交上去的,但我咬著牙沒讓她轉學。

開學前一個月,陳芽說她們班要統一穿校服,新款的,要四十八塊錢一套。

四十八塊錢,對別人來說可能不算什么。

但對我來說,那是我將近六分之一的月工資。

我沒有吭聲,在本子上算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決定這個月少買兩次肉,把這筆錢省出來。

開學那天早上,我把疊得整整齊齊的校服遞給陳芽。

看著她換上去,領口是白色的,身子是藏青色的。

她站在那面小鏡子前,左看右看,臉上的笑收都收不住,開口道:

"媽,我好看嗎?"

我看著她,心里有什么東西軟了一下,點頭道:

"好看,我們芽芽穿什么都好看。"

陳芽背上書包,在門口轉了一圈,開口道:

"媽,你也覺得我穿校服好看嗎?比幼兒園的小花裙子還好看?"

我笑著把她的書包帶往上提了提,開口道:"都好看,快去吧,別遲到了。"

我站在門口,看著她蹦蹦跳跳地走遠。

背影小小的,校服穿在身上還有些寬,走起路來兩邊的袖子輕輕晃動著。

那是她今年最高興的一天。

也是我以為會是平平常常的一天。

廠里的上午很忙,機器的轟鳴聲從早到晚沒有停過。

我站在流水線旁邊,手上的動作一刻都不能停。

腦子里偶爾會飄出陳芽穿校服的樣子,就覺得這一天還不錯。

下午快四點的時候,車間主任走過來,在我耳邊喊道:

"林曉紅,你閨女在門口等你,你去看看。"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把手上的活交給旁邊的工友,快步走出去。

陳芽站在廠門口,低著頭,書包斜挎在身上,沒有了早上的那股精氣神。

我走過去,剛開口叫她,她就把頭扭過去,沒讓我看見臉。

我蹲下來,把她轉過來面對我,才看見她眼圈紅著,睫毛上還掛著沒干透的淚痕。

我心里一緊,抬起手摸了摸她的頭,開口道:"芽芽,怎么了,誰欺負你了?"



陳芽沒說話,我繞到她身后,才看見——

校服后背的位置,有一道口子,從肩胛骨下面一直撕到腰際,白色的棉絮從裂口里翻出來,長長的,像一道剛裂開的傷疤。

我盯著那道口子,沒有說話。

風從路口吹過來,吹得那截翻出來的棉絮輕輕抖動。

我站起來,拉住陳芽的手,平靜地問道:"誰弄的?"

陳芽低著頭,腳尖在地上蹭了好一會兒,才細聲細氣地開口道:

"同桌,魏博,他下課的時候從后面拽我的衣領,我想躲,他沒松手,就撕開了,他還說……說破衣服撕了活該。"

我的手握緊了一下。

不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我在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

那道口子,縫不回去了,那四十八塊錢,就那么沒了。

我牽著陳芽往家走,一路上沒有說話,心里在想一件事——

這件事,不能就這么算了。

回到家,我把陳芽的校服脫下來,鋪在床上,仔細看了看那道裂口。

口子撕得很厲害,布料是從內側整體斷開的,不是掛破,是真的用力拽過。

我拿出針線盒,找了根顏色接近的線,坐在燈下,一針一針地把那道口子縫上。

針腳縫得不好看,一高一低的,但還能穿。

陳芽坐在旁邊,看著我縫,小聲開口道:"媽,我以后可以不穿那件校服了嗎?"

我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抬起頭看著她,開口道:"為什么?"

陳芽把頭低下去,聲音更小了,開口道:"穿上去就想起來那件事,難受。"

我把線頭打了個結,剪斷,把校服疊好放在一邊,開口道:

"穿,必須穿,媽媽花錢買的,哪里都不能少穿一天。"

陳芽不說話了,我把她攬進懷里,用下巴抵著她的頭頂,心里想——

明天,我要去學校。

第二天早上,我把陳芽送到學校門口,然后轉身進了教學樓。

趙老師的辦公室在二樓,我上樓的時候,走廊里已經有幾個家長在走動。

孩子們背著書包跑來跑去,嘰嘰喳喳的,熱鬧得很。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趙老師正坐在桌子后面改作業,看見我進來,把眼鏡往上推了推,抬起頭,笑著開口道:

"哎,陳芽媽媽來啦,坐坐坐,有什么事?"

我在他對面坐下來,把那件縫過口子的校服從袋子里拿出來,展開,鋪在他的桌上,平靜地開口道:

"昨天,我女兒的校服被同桌魏博撕破了,這是縫過之后的,您看一下。"

趙老師往前湊了湊,看了兩眼,又往后靠回去,神情沒有太大變化,開口道:

"哦,這個事我知道,我也聽說了一些,孩子之間嘛,你別太在意。"

我看著他,沒有說話,等他繼續說。

趙老師輕輕咳了一聲,把校服往我這邊推了推,開口道:

"這樣,我把魏博叫來,當著你的面讓他道個歉,行不行?孩子之間鬧著玩,沒什么大不了的。"

我聽見"鬧著玩"這三個字,在心里重復了一遍。



鬧著玩。

四十八塊錢,鬧著玩。

陳芽哭著站在廠門口,鬧著玩。

我沒有動,點了點頭,開口道:"好,叫來吧。"

趙老師出去了一趟,過了幾分鐘,把魏博帶進來。

魏博那年也就十歲,長得白白胖胖的,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校服,但脖子上掛著一條金色的小項鏈,亮閃閃的,在衣領里若隱若現。

他走進來,站在我對面,眼睛斜著往旁邊看,根本沒有看我,嘴角微微翹著,像是覺得這整件事都跟他沒什么關系。

趙老師在旁邊,語氣和軟地開口道:

"魏博,你跟陳芽說個對不起,昨天那件事,是你不對。"

魏博把頭扭過來,瞥了我一眼,語氣懶洋洋的,像是在應付一件很無聊的差事,開口道:"對不起。"

說完,他低下頭,朝我手邊的那件校服瞟了一眼,嘴角往上扯了扯,扯出一個細小的笑。

我把那個笑看得很清楚。

那不是不好意思,那是覺得好笑。

我深吸一口氣,看向趙老師,開口道:"趙老師,那件校服四十八塊錢,誰來賠?"

趙老師臉上的笑僵了一下,隨即重新掛上去,擺了擺手,開口道:

"哎,陳芽媽媽,你這個人,孩子道歉了,你還跟孩子計較錢的事,說出去不好聽,這樣,這件事就到這里,我回頭再好好教育他一下,行了吧?"

我看著他,沉默了兩秒,最后點了點頭,把校服疊好放回袋子里,開口道:

"好,趙老師,那就這樣吧。"

我起身,把那件校服夾在腋下,走出了辦公室。

走廊里風吹過來,有些涼。

我站在走廊里想了一會兒,把那件校服的袋子捏得緊了一些。

"鬧著玩",好。

那我們就鬧著玩玩。

那天晚上,我剛哄陳芽睡下,外面響起了敲門聲。

三下,很重,不是在問你在不在,是在告訴你必須開門。

我去開了門。

門外站著一個男人,四十多歲,個子高,穿著一件深色的夾克。

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腳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兩只手插在口袋里,叼著一根煙,煙頭的紅光在夜色里一明一滅。

我認出他來了,魏立寬,魏博的父親。

他是縣城里有名的包工頭,承包了鎮上好幾個工程,手下有幾十號工人,是那種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的人。

他站在門口,打量了一圈我們家,目光從那張舊桌子掃到墻角的煤爐,又掃回來,落在我臉上,開口道:

"你就是陳芽她媽?"

我站在門口,沒有讓他進來,點了點頭,開口道:"我是,魏老板有什么事?"



魏立寬把嘴里的煙取下來,彈了彈煙灰,扭頭看了一眼旁邊的小路。

然后從夾克口袋里摸出一張錢,捏在手里,走到門口的矮桌子前,把那張錢拍在桌上。

一張紅色的百元鈔票,在昏黃的燈光下,壓在那里。

魏立寬把煙重新叼回嘴里,開口道:

"一件破校服,這錢夠了吧,拿著,把這件事翻篇了。"

我低頭看了那張錢一眼,沒有去碰它,抬起頭,平靜地開口道:

"魏老板,你家孩子撕的是我女兒的校服,還是我女兒的臉?"

魏立寬愣了一下,瞇起眼睛,打量我,像是沒想到我會說出這句話。

他沉默了兩秒,隨即輕笑了一聲,開口道:

"喲,還挺有氣性,你一個人帶個孩子,在廠里上班,日子本來就不容易,犯不著為這么點事跟我們家過不去,識相點,縣城就這么大。"

他最后這句話,說得慢,每個字都咬得清晰,像是在確保我每一個字都聽清楚了。

我看著他,心里有什么東西冷靜下來,變得像一塊石頭一樣沉。

縣城就這么大。

他說得對,縣城確實就這么大,大家都在這里討生活。

他有錢有勢,我是個廠里的擋車工,寡婦,帶著個孩子,什么靠山都沒有。

他以為這句話是來壓我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這句話也是我的。

我沒有拿那張錢,開口道:"魏老板,天晚了,慢走。"

魏立寬看了我一眼,把煙撣了撣,把那張錢留在桌上,轉身走了。

我關上門,回身看了那張百元鈔票一眼。

那張錢平整地壓在桌面上,嶄新的,印著天安門的紅色紙幣,在燈光下發著暗紅的光。

我走過去,把它拿起來,夾進旁邊的一本舊賬本里,壓好。

這錢我留著,但不是他以為的那個意思。

當晚,我在昏黃的燈下,把丈夫留下的那只鐵皮箱子從床底下拖出來,打開,翻了很久。

在最底層,找出一個牛皮紙的信封,里面裝著幾張薄薄的紙。

那是1995年,我丈夫在魏立寬工地上出事那天的幾張記錄。

是他當時帶工的一個老鄉后來輾轉送給我的,說是留個底,以防萬一。

那個老鄉叫什么,我記不清了,但他說的那句話我記得——

"曉紅,這東西你收好,里頭有問題,你要是哪天用得上,別扔了。"

我當時沒多想,把東西壓進箱底,以為這輩子大概用不上了。

現在我把那幾張紙拿出來,攤在桌上,在燈下一字一字地看。

看完,我把它們重新疊好,放回信封,壓在賬本下面。

屋里很安靜,陳芽在床上均勻地呼吸著。

窗外偶爾有自行車的鈴聲傳進來,遠遠的,又消散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煤爐里的火慢慢熄下去,才起身,去睡覺。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接下來的三天,我沒有再去學校,也沒有再去找魏立寬。

廠里的日子照常過,六點起床,六點四十出門,七點到車間。

我站在流水線前,手上一刻不停,耳邊是機器的轟鳴,腦子里轉的卻是另一件事。

陳芽每天照常去上課,回來之后我都會問她,今天魏博有沒有再惹她。

陳芽每次都搖搖頭,說沒有。

但我看得出來,她回來的時候腳步很輕,進門先往我臉上瞧,像是在判斷今天的氣氛是不是安全的。

孩子是最敏感的,她感覺到了家里有什么東西在繃著,只是不知道是什么。

第四天,我請了半天假。

我去的地方是縣城另一頭的一條小巷。

巷口有一家掛著"縣報記者站"牌子的小門臉。

門面不大,里頭亂糟糟的,桌上摞著厚厚的報紙和文件夾,空氣里有一股煙味和墨水味混在一起的氣息。

坐在里頭的人叫方松祥,四十出頭,戴著一副舊眼鏡,頭發有點亂,穿著一件洗了很多次的格子襯衫,正低頭在稿紙上寫著什么。

他是我丈夫當年的舊相識,兩個人年輕的時候都在縣里的工廠混過。

后來方松祥考上了大專,做了記者,丈夫留下來做了工人。

兩個人的路越走越遠,但過年過節還會互相去轉一轉。

丈夫出事之后,方松祥來吊唁過,塞給我一個信封,說是他自己湊的,不多,讓我別嫌棄。

之后逢年過節他還來看過幾次,但我知道他日子也不寬裕,慢慢地來往就少了。

我推開門進去,方松祥抬起頭,看見我,把筆擱下,站起來,開口道:

"曉紅,是你,什么風把你吹來了,坐,坐。"

我在他對面坐下來,把那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平靜地開口道:

"松祥哥,我有件事想請你幫忙,你先看看這個。"

方松祥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紙,低頭看了起來。

屋里安靜了一會兒,外面街上有孩子跑過去的聲音,嘰嘰喳喳的,很快又遠了。

方松祥看完,把紙重新疊好,放回信封,摘下眼鏡,捏著眼鏡腿,沉默了一下,開口道:

"這東西,你從哪里來的?"

我把那個老鄉送來的經過簡單說了一遍。

方松祥聽完,把眼鏡重新戴上,把信封在桌上拍了拍,開口道:

"你知道這里頭是什么意思嗎?"

我點頭,開口道:"我知道,我丈夫出事那天,現場的安全記錄是補錄的,這里有原始的交接本記錄,上面有工地負責人的簽字,但和后來報上去的時間對不上。"



方松祥看著我,沉默了一下,又開口道:

"你現在拿這個出來,是因為那件校服的事?"

我看著他,平靜地開口道:

"不全是,松祥哥,這件事早就該拿出來了,只是當時我一個人,沒有力氣,現在我有力氣了。"

方松祥把那個信封拿起來,又放下,在桌上敲了敲,開口道:

"曉紅,這件事捅出去,對你自己不一定好,廠里的事,孩子的事,你想清楚了嗎?"

我想了兩秒,抬起頭,開口道:

"想清楚了,我不要錢,我只要這件事被人看見。"

方松祥聽完,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后他站起來,走到屋角的柜子旁邊,打開柜子,翻出一本筆記本,重新坐回來,拿起筆,開口道:

"行,你把你知道的,從頭跟我說一遍。"

我說了將近一個小時。

從丈夫出事那天說起,說到那個老鄉送信封來的那個傍晚,說到魏立寬當晚來敲門的事,說到那張百元鈔票,說到趙老師說的那句"孩子之間鬧著玩"。

方松祥一邊聽,一邊在本子上記。

偶爾會抬頭問我一兩句,眼鏡后面的眼睛越來越亮。

我說完,他把本子合上,看著我,開口道:

"你這個事,我沒辦法保證結果,但我可以往省里的報紙那邊遞,他們有專門跑這類稿子的記者,你的材料如果核實了,可以發。"

我點點頭,站起來,開口道:

"松祥哥,我就是想讓這件事被人看見,別的我不奢望。"

方松祥把我送到門口,站在小巷里,看著我要走,開口道:

"曉紅,你一個人撐著,不容易。"

我回頭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沒有說話,轉身走了。

走出那條巷子,縣城下午的陽光斜斜地照過來,照在路面上,照在行人的背上,什么都是暖的。

我往廠的方向走,心里有一塊地方,安靜下來了。

把材料交給方松祥之后,我沒有再去找任何人。

生活照常,每天上班,接陳芽放學,買菜,做飯,睡覺。

但事情并沒有就這么平靜。

第五天,廠里的人事科長,一個姓吳的女人,把我叫進辦公室,關上門,低聲開口道:

"林曉紅,我跟你說句實在話,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說你最近在外面亂說話,你自己注意一點,廠里的事你還沒做完,消停一些。"

我看著她,平靜地問道:"誰打的招呼?"

吳科長把頭扭過去,沒有正面回答,開口道:

"你別問這么多,我好心提醒你,你自己掂量。"

我點了點頭,開口道:"知道了,謝謝吳姐。"

走出人事科的門,我在心里把這件事記下來,繼續去上班。

第6天, 住在我隔壁的張嬸來找我,站在門口,把我拉到一邊,壓低聲音,開口道:

"曉紅啊,我就問你一件事,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看著她,平靜地反問道:"張嬸,你聽到什么了?"

張嬸拉著我的手,一臉為難,開口道:

"縣里有人在說,說你一個寡婦帶著孩子,不安分,到處亂嚷嚷,你孩子還在那個學校讀書,你把人得罪死了,孩子以后怎么過?"



我聽完,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抬起頭,對張嬸笑了笑,開口道:

"張嬸,我知道了,謝謝你告訴我。"

張嬸搖著頭走了,走了兩步,回頭又開口道:

"曉紅,你一個人,算了吧,劃不來的。"

我站在門口,目送她走遠,沒有說話。

劃不來。

這三個字,從丈夫出事那天開始,我已經聽了三年了。

每一次有人對我說這三個字,我都點頭,我都笑,然后該做什么還是做什么。

第七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給陳芽換好校服,送她去學校,站在校門口,看著她走進去,然后我沒有離開。

我繞到教學樓的側門,從樓梯上去,走到四年級二班的教室外面。

下課鈴剛好響起來。

孩子們從教室里涌出來,笑著鬧著,擠成一團,走廊里瞬間熱鬧起來。

我站在門口,掃了一眼,看見魏博。

他靠在走廊右側的墻上,旁邊圍著三四個男生,不知道在說什么,笑得很起勁。

脖子上的那條金項鏈從領口露出來,在日光燈下亮著。

我走過去。

腳步不快,不慢,走廊里的孩子們一開始沒注意到我。

等我走近了,旁邊幾個男生先看見了,聲音漸漸低下去,推了推魏博。

魏博扭過頭來,看見我,愣了一下,往后縮了縮。

他嘴角的笑還掛在臉上,但眼睛里多了一點說不清楚的東西。

我在他面前蹲下來,平視著他的眼睛,聲音放得很輕,開口道:

"魏博,阿姨聽說你們那天是鬧著玩,那阿姨今天也想跟你鬧著玩玩,行不行?"

走廊里的聲音,忽然靜了。

魏博愣在那里,眨了眨眼睛,沒有說話,不知道該怎么接這句話。

旁邊的幾個男生也愣住了,面面相覷,誰也不知道這個女人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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