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七屆二中全會召開，黎玉被“停止到會”，成當年會議最大遺憾

1948年，西北戰局扭轉后，毛主席帶著中央機關長途跋涉，到了河北阜平城南莊。

劉少奇、朱德他們已經先到了。

五大書記湊齊了，開始商量開中央全會的事。

后來搬到西柏坡，“九月會議”上又提了提七屆二中全會的準備工作。

等到三大戰役打完，這事就正式定下來了。

七屆二中全會為什么這么重要？因為這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最后一次中央全會，要為新中國定調子。

周恩來親筆寫了會議通知，毛主席改了改，發到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為了防敵人偷襲，毛主席還專門給羅瑞卿打電話，讓他派一支好部隊來警衛，又從四野調了高射炮團，防著敵機轟炸和傘兵空降。

會場就設在中央機關的大食堂，條件挺簡陋，可招待所還是用心布置了一番。

誰想到，會議剛一開始，毛主席就批評了：“開會不要掛我們的畫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

原來墻上掛了他和朱德的像。

楊尚昆趕緊趁著會議間隙帶人換成了馬恩列斯。

可這一換，與會人員又不干了。

大家一商量，把毛主席和朱德的像掛在了馬恩列斯旁邊。

毛主席又批評了，還專門在會上定了個規矩：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防止個人歌功頌德。

七屆二中全會批準了新中國的建國藍圖，從基本政治制度上打下了地基，為新中國成立做足了準備。

可這么重要的大會，也有遺憾。

二十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缺席，其中最讓人意難平的，是黎玉，別人缺席各有原因，黎玉是被“停止到會”的，受了不公正待遇。

黎玉是山西人，家里算富農。

從小讀私塾，中學接觸進步思想，參加過“五卅”運動游行。

1926年入黨后，在多地干過重要職務，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

1936年，他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奉命去山東恢復重建黨組織。

在濟南城外一片墳地里，山東省委重新建立。

在他的帶領下，山東黨組織很快發展壯大。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組織人民抗日武裝起義，沒多久隊伍就發展到四五萬人，為建立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毛主席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當眾表揚了他，山東也成了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重點。

1945年抗戰勝利后，黎玉接替羅榮桓，成了山東的黨政軍一把手。

新四軍到山東后，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相繼成立，黎玉任華東局第二副書記、華東軍區副政委等職。

他在土改上下了大力氣，效果挺顯著。可饒漱石一來，全變了。

饒漱石一進山東，就指責山東土改是搞“富農路線”。

黎玉當面問他什么叫“富農路線”，饒漱石支支吾吾說不清楚，可一連串反對“富農路線”的指示倒是發了不少。

他大舉干涉山東土改，把許多本可團結的人推到了對立面，給土改添了很多麻煩。

接著，他把矛頭直接指向黎玉，大肆批判，全盤否定黎玉在山東的貢獻。

批判不斷升級，黎玉始終從大局出發，犧牲個人利益，換取黨和革命事業的最大利益。

可當時解放戰爭正處在關鍵轉折點，中央不了解真相，作出了停止黎玉到會的錯誤決定。

這是歷史上的一大憾事。

1949年，黎玉離開戰斗了十三年的山東，南下上海，任市委秘書長、市政府委員。

1948年的陰影一直跟著他，職務一降再降。

1953年調到北京，任一機部副部長。農機部成立后，又任常務副部長。

無論在哪，他都認真工作，就算原來的下級成了直接領導，他也尊重、支持他們。

長期勞累，六十年代中期他住進了醫院。不久政治風暴開始，他被從醫院趕出來，扣上許多不實罪名。

很多人找他寫證明材料，他從沒寫過一份違背事實的材料，不少老戰友因此少受了沖擊。

周總理追悼會那天，黎玉在自家門口掛半旗哀悼，街道居委會主任上門讓他取下。

他拿著《人民日報》據理力爭，不但不取，還動員居委會也掛半旗。

風暴過去后，他重回崗位。處理冤假錯案時，他敢于堅持原則，讓很多蒙冤的同志恢復了工作，可自己的事卻遲遲沒解決。

1984年，他才向中央申訴，要求恢復名譽。

中央指示山東省委調查。上百件證明材料、近三十位老同志的證明下，復議小組確定華東局1948年的結論是錯誤的。

經中央審批，撤銷了那個錯誤結論，為黎玉恢復了名譽。可這時，離他病逝只剩兩個月。

1986年5月，黎玉在北京去世，80歲。

病重期間，多位中央領導人到醫院看望。

去世后，新華社發文章高度評價他的一生。

三年后，山東省委出版紀念黎玉的文集，徐向前題寫書名，省委書記寫序。

1992年，中央批準出版他生前未完成的回憶錄，了卻了他最后的遺愿。

黎玉這一輩子，被冤枉了幾十年，可他沒抱怨過。他在自己的崗位上，該干什么干什么，對得起黨，對得起戰友。

有人說他太能忍，可正是這種“忍”，讓他活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天。雖然晚了，可終究來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