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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每天送自制肉干,我全喂給了流浪貓,5個月后樓下花壇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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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那袋肉干放在我手里的時候,還帶著熱氣。

鐘大姐站在門口,圍裙沒解,手上還沾著深褐色的汁水,笑著說:

"自己做的,費了兩天工夫,你嘗嘗。"

我捏了一塊放進嘴里,又柴又咸,腥氣直往喉嚨里鉆。

我強撐著咽下去,擠出一個笑臉說:"好吃,謝謝鐘大姐。"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轉身下樓,腳步很輕,像是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站在門口看著那袋肉干,在心里默默打定了主意——等會兒喂貓。

那個時候我絕對想不到,五個月后,樓下花壇那片土地會寸草不生。

我更想不到,物業老陳用鐵鍬往下挖了四十公分之后,會放下工具,退后兩步,然后打了一個讓整棟樓都變了天的電話。

特警來的那天,我正在上班,是同事打電話告訴我的,說錦河苑7棟被封了,黃色警戒線拉了一圈又一圈。

我當時愣在收銀臺前,半天沒動。

心里有個聲音慢慢浮上來,把我堵得說不出話——

那些肉干,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2003年的秋天來得早。

九月底,南方那座叫清江市的中型城市就已經開始降溫了。

早晚穿外套,白天還能穿短袖,這種不上不下的天氣讓人心里也跟著浮躁。

錦河苑是清江市老城區的一個居民小區,7棟樓建于1992年,外墻已經斑駁。

樓道里的燈泡經常壞,物業換了又換。

最近這兩年是姓陳的中年男人在管,大家都叫他老陳。

老陳這個人話不多,但干活實在。

誰家水管漏了、門鎖壞了,喊一聲他就來,從不推諉,在這棟樓里口碑還算不錯。

錦河苑7棟一共六層,每層四戶,住的基本都是本地的普通人家。

工人、小商販、退休老人,也有幾戶像我一樣租房住的外來人員。

樓道里白天經常有孩子跑來跑去。

傍晚會有老人搬把椅子坐在樓門口乘涼,說說街坊閑話,日子過得散漫,又自有一套秩序。

我叫林曉靜,那年32歲,在錦河苑7棟504室住了三年。

離婚是兩年前的事,沒孩子,凈身出戶,就帶著幾件衣服搬進了這間租來的單間。

房子不大,一室一廳,朝南,冬暖夏涼,房東是個老實人,從不亂漲租金。

我在附近大商場的一樓做收銀員。

早班七點半上班,下午四點收工,收入不算高,但夠用,日子過得緊,但不慌。

離婚之后,我有意識地縮減了自己的社交,不愛熱鬧,不愛麻煩人,也最怕被人麻煩。

樓道里碰到鄰居,點個頭就夠了,沒有多余的話。

一個人過日子,其實也有一個人的好處,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幾點睡幾點,不用對誰交代,也不用看誰的臉色。

我那時候就這樣活著,不快樂,但也不難過,像一潭不流動的水,平靜得沒有波紋。

鐘大姐是502室的,和我住同一層,中間隔著503室。

我搬進來之后就注意到她了。

不是因為她特別顯眼,而是因為她聲音大,總在樓道里說話,帶著一種南方女人特有的爽利勁兒。

她叫鐘秀珍,45歲,個子不高,身材略微發福。

臉是那種保養得還算細致的臉,頭發常常用一個黑色發夾別在腦后,整個人看起來干練,利落。

她丈夫叫劉錦龍,是跑長途運輸的,一年到頭不在家,偶爾回來待幾天就又走了。

錦河苑的人都說劉錦龍是個閑不住的人,外面跑慣了,在家反而坐不住。

兩口子感情談不上多好,但也沒什么大矛盾,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來。

她一個人拉扯著兒子鐘磊,孩子那年讀初二,長得沉默,不像他媽,話很少。

我在樓道里碰見他幾次,這孩子從來不主動說話,眼神也不和人對視,總是低著頭走路,步子很快,像是身后有什么東西在追他。

我和鐘大姐的關系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就是那種見面打招呼、不來往的普通鄰居。

直到那年九月的某一天,她第一次敲了我的門。

那天是個周四,我早班剛下班回來,腳都還沒洗,門就被敲了三下,力道不輕不重,是那種習慣了打招呼的節奏。

我開門,看見鐘大姐站在外面,手里端著一個白色瓷碟。

碟子里放著十來塊深褐色的肉片,肉干的樣子,還帶著熱氣,一股混著五香料的氣味撲面而來。

鐘大姐笑著開口說:

"自己做的豬肉干,曬了兩天,你嘗嘗,我做多了,一個人吃不完。"

我有點懵,沒想到她會突然送東西來。

我伸手接過碟子,捏了一塊放進嘴里。

肉干很硬,像是曬得過了頭,咬起來費勁。

腥氣比我預想的重,咸味過重,舌根發澀,說難吃不至于,但也絕對稱不上好。

我把表情管住,對她點點頭說:"不錯,謝謝鐘大姐,你有心了。"



她擺擺手說:"鄰居嘛,客氣什么。"

她走了,我回到屋里,把碟子放在窗臺上,站了一會兒,往下看。

窗臺下面是樓下的花壇,那是一片長方形的綠化帶,種著冬青和月季,角落里還有幾叢不知名的野草,一到秋天就枯黃成一片。

花壇邊上經常蹲著兩只流浪貓,一只橘色的,一只花色的,是整棟樓的"公貓"。

誰家剩飯剩菜都往下扔,它們已經吃慣了。

橘貓大一些,性子更野,吃東西不挑,花貓小一圈,總是跟在橘貓后面,等橘貓先吃。

我從窗臺上拿起那碟肉干,想了想,掰碎了從窗口撒下去。

兩只貓撲上去,吃得很快。

我站在窗口看了一會兒,心里有點說不清的感覺。

像是占了便宜,又像是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轉身去洗手,沒再多想。

那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鐘大姐第一次送肉干的三天后,又敲了我的門。

這一次裝在一個舊餅干盒里,量比上次多了將近一倍。

還貼心地在上面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少吃多嚼,對身體好"。

我站在門口,心里有些為難,面上依然笑著收下了。

關上門之后,我打開盒子,又捏了一塊嘗了嘗,還是那個味道,腥中帶酸,咸得發苦。

那股腥氣是讓我最受不了的,不像豬肉,也不像牛肉。

是一種更原始、更混濁的腥,往喉嚨里鉆的時候,胃會本能地往上縮。

我嘆了口氣,走到窗邊,把盒子里的肉干一塊一塊扔下去。

那兩只貓今天來得晚,橘貓先到,趴在地上嗅了嗅,然后大口大口地吃。

花貓慢了半拍,在花壇邊緣轉了一圈,才低頭開始吃。

之后的日子,鐘大姐送肉干的頻率穩定在隔天一次,偶爾連續兩天送,偶爾間隔三天。

分量時多時少,容器也不固定,舊餅干盒、塑料袋、鐵罐子,什么都有。

我每次接,每次笑,每次說好吃,然后等她走了,從窗口喂貓。

這件事就這樣成了我生活里一個奇怪的例行程序,說不上煩,但也說不上高興。

有時候下班回來,還沒進樓道,就在心里算。

今天她送了沒有,如果送了放在我門口了,我要怎么處理。

這種算計讓我覺得有些疲倦,但又找不到開口拒絕的理由。

畢竟人家是一片好心,哪有嫌鄰居熱情的道理。

我有一次在商場休息室和同事提起這件事,同事聽了哈哈笑,說:

"你直接說你不吃豬肉,信佛,她以后就不送了。"

我想了想,覺得這主意行,但一直沒有開口。

每次看見鐘大姐端著東西過來,就把這話咽回去,接過來,笑,說謝謝,轉身喂貓。

大概是第三周的某一天。

我準備照常喂貓,趴在窗臺往下看,發現花壇邊只有花貓在,橘貓不見了。

花貓獨自趴在花壇邊緣,沒有進食,也沒有走動,就是那么靜靜地趴著,尾巴偶爾掃一下地面。

我當時沒往心里去,只以為橘貓換了地盤,或者被哪家人收留了。

花照舊吃完,抬頭望了我一眼,跳進花壇里,消失在月季叢后面。

我關上窗,去做晚飯,鍋里的米飯咕嘟咕嘟地響,飄出來的熱氣讓廚房里變得模糊。

我盯著那口鍋,腦子里轉了一圈。

覺得橘貓不見這件事有點奇怪,但說不清楚奇怪在哪里,就這么擱下了。

十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我下班回來,在三樓樓道里碰到了501室的張婆婆。

張婆婆是個退休的小學老師,一個人住,快70了,腿腳還利索。

平時愛在樓道里溜達,見人就聊兩句,是那種熱心但不討人嫌的老太太。

她這輩子在這棟樓里住了將近三十年,從年輕住到老,樓里的事沒有她不知道的,但她有一點和那些愛嚼舌根的老人不一樣——她知道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

那天她手里提著菜,看見我,壓低聲音朝我走過來,偏著頭說:

"你跟鐘老師走得近不近?"



我停下腳步回答說:"走得不近,偶爾送我點東西,咋了張婆婆?"

她抿了抿嘴,往樓上望了一眼,又把聲音壓低了一分,說:

"你少吃她給你的東西。"

我有點懵,問:"為啥?"

她搖了搖頭,像是后悔說多了,把手里的菜袋子換了個手,低頭繼續往樓上走。

走了兩步,又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東西,但我說不清楚是什么。

我站在原地,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轉角,腦子里轉了幾圈。

老太太這話是什么意思?

是鐘大姐做東西不干凈?還是說她有什么問題?

我在心里把這件事翻來覆去想了一遍,最后給自己找了個理由。

老人家嘛,可能就是隨口一說,或者是和鐘大姐有什么過節,借我的嘴發兩句牢騷。

但我那天晚上睡覺之前,想起鐘大姐每次送肉干時臉上的笑容,突然覺得那個笑容有點奇怪。

哪里奇怪,我說不出來,就是一種鈍鈍的、說不清楚的不對勁,像是一個人在笑的時候,眼睛和嘴角沒有對上,勁兒沒使在一處。

從那天起,我開始留意鐘大姐。

不是有意窺探,只是會多注意一些細節。

她家里白天經常傳出剁肉的聲音,沉悶的、有節奏的,有時候上午,有時候下午,這沒什么稀奇,主婦做飯嘛。

但有兩次,聲音出現在晚上十一點過后。

我躺在床上,清清楚楚地聽見隔壁傳來的剁肉聲。

一下一下,停了又繼續,力道很穩。

我側耳聽了幾分鐘,翻個身,把被子蒙到頭上,催眠自己這沒什么,可能她睡前習慣備菜,南方女人勤快,很正常。

鐘磊我見過幾次,每次都在樓道里狹路相逢,這孩子從不主動打招呼,眼神總是往斜下方飄,像是在刻意回避所有人的視線。

有一天下午,我們在四樓樓道碰上。

他從上面下來,我從下面上去,在轉角對上了,我本能地笑著說:"放學啦。"

他嗯了一聲,低著頭往旁邊避開,從我身邊快步走過。

我扭頭看了他一眼,發現他左臉頰上有一塊發黃的淤青。

那種黃是快要消散的顏色,起碼已經有七八天了。

我的心里一沉,腦子里轉了個念頭,但隨即又壓下去——初中男生打架再正常不過,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

這句話我后來在心里重復了很多次,像是在說服自己,又像是在開脫自己。

但那塊淤青的顏色,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會不定時地冒出來,在我腦海里浮一下,然后沉回去。

我始終沒有多問那一句。

進了十一月,天氣徹底冷下來。

我早晨起來披件外套去倒垃圾,路過樓道窗口,習慣性地往下看了一眼花壇。

花壇靠近7棟墻根的那個角落,月季葉子全都脫落了,光禿禿的枝條戳在那里,我以為是天冷了正常落葉,沒在意。

又過了兩周,我再看,那塊地方的冬青也開始發黃。

不是正常的枯黃,是一種從根部往上蔓延的死黃,葉片邊緣發焦,像是被什么腐蝕了。

周圍其他位置的冬青是好的,顏色還是深綠,只有那一片,顏色和周圍格格不入。

我下樓的時候特意走過去看了一眼,蹲下來,用手指戳了戳那片土地。

土的顏色比旁邊深,黑中帶灰,踩上去有點軟,不像正常的花園土,倒像是長期浸泡過什么液體之后留下的質地,土粒黏在一起,不松散。

還有一股氣味,不算濃,但湊近了能聞到,說不上是什么,就是一種讓人本能地想往后退的氣息。

我站在那里看了大約一分鐘,老陳恰好從旁邊路過,我朝他點點頭說:

"老陳,這片地是不是有問題?"



老陳停下來,低頭看了看,皺了皺眉頭。

緊接著他蹲下去用手指捏了一把土,捻了捻,站起來回答說:

"可能是地下管道漏了,過兩天我叫人來看看。"

他起身走了,我也走了。

但那片土地的顏色在我腦子里留了根刺,不疼,但一直在那里。

到了十二月,那片地方徹底寸草不生,連野草都沒有。

周圍其他區域的植物還在正常生長。

唯獨那一塊,就像是被什么東西徹底殺死了,連種子落進去都發不出芽。

小區里有個愛種花的老頭,路過的時候在那片死地邊蹲了半天。

最后直起腰,搖了搖頭,嘀咕了一句我沒聽清楚的話,走了。

花貓也不見了。

我從窗口往下看的時候,花壇邊空蕩蕩的,兩只貓都沒了蹤影,那塊窗臺下的地方,連貓的爪印都沒有了。

我突然想起我把肉干扔下去的地方,就在那片死地的正上方。

這個念頭在腦子里一閃而過。

我強迫自己把它按下去,但它就像一根插進木頭里的釘子,往外拔的力氣越大,扎進去越深。

我在那個冬天開始睡眠不好,不是失眠,是睡著了容易做夢。

夢里的內容我醒來之后記不住,只記得有一種無法言說的壓迫感,壓著我直到天亮。

春節前幾天,臘月二十八,鐘大姐又來敲門了。

我那天正在收拾屋子,把床底下積了一年的雜物往外拖,聽見敲門聲,拍了拍手上的灰,去開門。

這一次她沒有帶肉干,手里提著一個黑色塑料袋。

里面裝著一大塊還沒有處理過的生肉,腥氣透過袋子往外散,我在門口就聞到了。

那腥氣和肉干里的腥氣是同一種,熟悉的,但比肉干更直接,更沒有遮掩。

我站在門口,胃里有一點點不舒服,但維持住了表情。

她站在門口,笑著說:

"我最近批了一批好料,你要不要來學?我教你做,做好了自己留著吃,省錢又實惠。"

我往那袋生肉上看了一眼,搖了搖頭回答說:

"算了,鐘大姐,我笨手笨腳的,學不來,你留著自己做吧。"

她臉上的笑頓了一下,只有零點幾秒,但我看見了。

那個停頓讓我的心跳漏了半拍,一種很具體的、說不清楚來源的不安,從胸腔里往上涌。

她把袋子換了個手,維持著笑,說:"沒事,那等我做好了再給你送。"

然后她轉身要走,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回過頭來,用一種很平靜的語氣說:

"你放心,我送給你的東西,都是自己親手做的,用的都是……最近的材料。"

她說完,下樓去了,腳步和往常一樣輕。

我站在門口,盯著樓道里她離開的方向,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寒意。

不是來自天氣,是從脊背里往外滲的那種冷,一層一層,慢慢擴散到四肢。

"最近的材料。"

這四個字在我腦子里轉了一圈又一圈,怎么轉都轉不出一個讓我安心的解釋。

什么叫"最近的材料"?

豬肉不是豬肉,那是什么?

我站在原地,把那句話在心里翻了不知道多少遍。

最后強迫自己關上門,坐回屋里,把床底下的雜物重新收好,告訴自己是過年前腦子亂,多心了。

但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打開過窗口,再也沒有往樓下扔過任何東西。

那扇窗簾拉上去,就再也沒有拉開。

年一過,進了2004年,清江市的春天來得格外快。

二月底三月初,氣溫就開始回升。

路邊的樹發出嫩芽,到處都是新生的氣息,連空氣里都帶著一股濕潤的、草葉剛剛舒展開的清氣。

但錦河苑7棟樓下的花壇,那一塊靠近墻根的區域,依然死寂。

周圍的月季重新長出了葉子,冬青也恢復了深綠色。

其他區域的野草冒出來一茬又一茬。

唯獨那一塊,連一根雜草都沒有冒出來。

土地板結,顏色發黑,像是被人用鹽腌過,什么生機都留不住。



那片死地的面積,比冬天還要大,像是在地底下慢慢蔓延,把周圍的土地也一點一點侵蝕掉。

這件事連小區里的孩子都注意到了,有幾個小學生指著那塊地說:

"那兒鬧鬼,草都不長。"

大人們笑著把孩子拉走,說小孩子瞎說。

但走的時候,腳步都快了幾分,沒有人在那片地邊多停留。

老陳那段時間忙著修東邊的下水道,花壇這邊的事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底,他才騰出空來。

那天是個周一,上午,陽光還不錯,清江市難得的好天氣。

老陳拿著一把鐵鍬,從物業室走到花壇邊,準備清理那塊死地,計劃把土翻一翻,重新換上新土,種上花草,免得影響小區的形象,被業主投訴。

我那天恰好休息,上午在家里洗衣服,陽臺上掛滿了床單,風一吹,嘩嘩地響。

透過窗戶縫,我看見老陳蹲在花壇邊,心里沒想太多,只是隨手看了一眼,沒有移開視線。

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就這么看著他。

像是等什么。

老陳把鐵鍬插進那片黑土,往下用力一踩。

土質比他預想的松軟,鐵鍬沉下去了將近三十公分,比正常花壇土要軟得多,阻力小得異常。

他皺了皺眉,調整了一下姿勢,又往下挖,把土翻出來。

那土帶著一股氣味,不是泥土的腥,也不是腐爛的臭。

是一種更復雜的、混合了多種東西的氣味,讓人喉嚨發緊。

他挖到大約四十公分的時候,鐵鍬碰到了硬物。

聲音是悶的,不是石頭,不是磚塊,不是地下管道,是一種有密度、有分量的東西才會發出的悶響。

老陳低頭看了看,把鐵鍬換了個角度,小心往旁邊撥了撥,清理了一點周圍的土。

然后他看見了。

我在樓上看不清楚他臉上的表情,只看見他直起腰,退后了兩步。

退到花壇外面的水泥地上,站在那里沒動,像一根木樁,鐵鍬斜靠在花壇邊上,也沒有撿。

他就那么站著,大概有兩三分鐘,一動不動。

然后他轉身往物業室的方向走,步伐很快,但帶著一種很奇怪的僵硬感,像是腿不太聽使喚。

我把臉貼近玻璃,往下看,看見他進了物業室,沒多久,物業室的燈亮了。

窗戶是關著的,我什么都聽不見,但我看見他在里面站著,沒有坐下,身形繃得很直。

我從陽臺上拿下一件衣服,手停在半空中,沒有動,眼睛一直往下看。

心跳在這個時候開始變得不那么穩。

有一種說不清楚的預感,像是什么東西壓在胸口,越壓越沉。

大概十分鐘后,老陳又出來了,站在物業室門口,點了根煙,慢慢抽,沒有再往花壇那邊走,也沒有拿走那把鐵鍬。

他就那么站著,一支煙抽完了,又點了第二支。

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預感,像是什么事情即將發生,壓在胸口,喘不太上氣。

老陳打了一個電話。

這件事是后來他自己說的,他在物業室拿起座機,想了一會兒,撥了110。

接通之后,他沉默了大概三秒,然后對電話那頭開口說:

"我這邊是錦河苑7棟的物業,我在花壇挖土,挖出了……你們過來看一下,我說不清楚,你們過來就知道了。"

他說完這句話,把電話放下,坐在椅子上,沒有再動,也沒有告訴任何人。

那支煙一直燃著,煙灰掉在桌上,他也沒有彈。

三十分鐘后,兩輛沒有警燈的深色轎車停在了錦河苑的大門口,停得很穩,沒有聲響。

下來的人穿便衣,不是巡警,走路的姿勢和普通人不一樣。

眼神掃過來的時候是一種職業性的、把周圍所有細節都收進去的看法。

其中一個直接走向物業室找老陳,另外幾個人往花壇方向走去,腳步不快,但有一種沉穩的壓迫感。

我從窗口看著這一切,手里還拿著那件沒有疊好的衣服,整個人忘記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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