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念啊，林子，咋停下了？你爹信里還說啥了？”娘的身子微微向前傾著，嘴角還掛著剛才聽見我念信開頭時那一抹未及褪去的笑意。
我死死盯著信紙的下半截，眼眶憋得生疼，視線早已被一層陡然涌上的水霧模糊。我的喉嚨像是被塞進了一把粗糙的干沙子，上下滑動一下都帶著撕裂般的疼。我張了張嘴，卻連半個音節都發不出來。我不敢往下念了，因為信紙下半段那陌生的筆跡和刺眼的字眼，就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直挺挺地捅進了我的心臟，把我們這個家原本僅存的那點微薄的希望，瞬間絞得粉碎。
那是1988年的夏天，天氣出奇的悶熱，像是一個倒扣的巨大蒸籠，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院子里那棵老槐樹上的知了，拼命地扯著嗓子嘶鳴，攪得人心煩意亂。
那個年代的農村，日子過得緊巴，一年到頭土里刨食也僅僅夠個溫飽。為了供我讀高中、考大學，爹在三年前跟村里的幾個壯勞力一起，扒上了北上的綠皮火車，去了山西的煤礦下井。爹走的那天，背著一個打著補丁的蛇皮袋，里面裝著娘連夜給他攤的煎餅和兩件舊粗布衣裳。
爹不善言辭，臨上車前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粗糙的大手像砂紙一樣刮得我生疼。他說：“林子，好好念書，就算爹把骨頭砸碎了熬湯，也得供出個大學生來，替咱老李家改換門庭。”
從那以后，爹就成了一個遙遠的符號，只存在于每個月寄回來的那張十塊錢的匯款單，和偶爾托人代寫的一封簡短家書里。在那個車馬郵件都很慢的年代，穿綠制服的郵遞員，就是連接我們和爹唯一的紐帶。
那天晌午，我剛從地里幫娘鋤完草回來，就聽見胡同口傳來“叮鈴鈴”的清脆車鈴聲。郵遞員老王推著他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二八大杠自行車，跨進了我家那個連門框都有些歪斜的院子。
“林子娘，大喜事啊！建國從外地給你們寄掛號信來了，這信封摸著厚實得很，怕是夾著不少錢呢，快拿印章來簽收！”老王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笑呵呵地從那個有些褪色的綠色帆布郵包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娘一聽，手里的瓢“吧嗒”一聲掉在水缸里。她三步并作兩步跑出來，先是習慣性地在衣服上使勁蹭了蹭手上的泥水，然后才小心翼翼、近乎虔誠地用雙手接過那個信封。那神情，仿佛接過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件稀世珍寶。
“老王大哥，辛苦你了，快進屋喝口涼水！”娘熱情地招呼著，轉頭又沖我喊，“林子，快，快把你爹的信拆開，給娘念念。你爹這都大半年沒只言片語了，可把人急死了！”
我找來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開信封的邊緣。果然，里面除了兩張折疊得整整齊齊的信紙外，還夾著厚厚一沓鈔票。那是當時最大面額的“大團結”，十塊錢一張的，足足有幾十張，嶄新嶄新的，散發著油墨的特有味道。在1988年，幾百塊錢對我們這樣一個貧困的農家來說，無疑是一筆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娘看著那沓錢，先是愣了一下，隨即眼圈就紅了，嘴里心疼地念叨著：“這個死鬼，在礦上得受多大罪，才能攢下這么多錢啊。不是跟他說讓他自己留著買點好吃的嗎，怎么全給寄回來了……”
“娘，你先別管錢了，我給你念信。”我拉過兩張凳子，在院子的樹蔭下坐好。娘連忙搬個小板凳坐在我正對面，雙手托著腮，像個極其認真的小學生，連大氣都不敢喘。
我展開第一張信紙。信上的字跡歪歪扭扭的，是爹那熟悉的半文盲式筆跡。顯然，這是他自己趴在礦上的大通鋪上，借著昏暗的燈光一筆一畫寫出來的。
“桂花（我娘的名字），見字如面。家里麥子都收了吧？今年雨水還調和不？我在礦上挺好的，你別掛念。礦長心善，每頓飯都有白面饅頭吃，肉也管夠。我這身子骨結實著呢，一頓能吃三個大饅頭。林子快高考了吧？告訴他別有壓力，考不上大不了回來種地。不過我知道咱林子聰明，肯定能考上。隨信寄去八百塊錢，這是我這兩年攢的獎金。等林子考上大學，交學費、買新鋪蓋，都用得上，別舍不得花。等入了秋，我就辭了活兒回家，再也不出來了，好好陪陪你……”
念到這里的時候，院子里的風似乎都變得溫柔了些。娘聽著聽著，一邊抹著眼角的高興淚，一邊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你聽聽，你爹這個老東西，還學會寫什么‘見字如面’了，肯定是聽人家識字的人說的。還說每頓有肉吃，他那個人我還不了解？就算有肉，他也恨不得省下來換成錢寄回家。不過，他說了秋天就回來，這感情好，咱家的房頂漏雨，正等著他回來修呢……”
娘沉浸在丈夫即將歸來的巨大喜悅和憧憬中，開始絮絮叨叨地計劃著等爹回來要給他包一頓他最愛吃的豬肉大蔥餃子，要去供銷社給他扯二尺布做身新衣裳。
而我，帶著同樣的喜悅，翻開了第二張信紙。
然而，就在我的目光觸及第二張信紙的第一行字時，我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了，全身的血液仿佛在這一刻被瞬間抽干，頭皮一陣發麻。
第二頁紙上的字跡，完全變了。不再是爹那笨拙的涂鴉，而是藍黑墨水寫出的工整流暢的鋼筆字。
我下意識地在心里默讀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