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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媳把我從廣州送回老家,火車剛靠站,兒子轉來450萬,備注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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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火車進站的廣播聲驟然在站臺上炸開來。

婁底南站的月臺上人流擁擠,嘈雜聲震耳。

我拎著兩個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艱難擠出了車廂。

腳踩上站臺的水泥地面,兩條腿有些發軟。

三年,我在廣州整整住了三年,今天被送回來了。

就在兩個小時前,兒媳站在廣州南站進站口,從包里摸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聲音平靜地說:"爸,路上買點吃的,別餓著。"

我擺了擺手,提起袋子,低頭往里走,連頭都沒有回。

我以為,這不過是一次普通的"被送走",沒什么大不了。

直到出了婁底南站的出口,正準備掏手機叫人來接,手機突然震了一下。

那條微信轉賬提示,讓我當場愣在了出站口的人流里。

那個數字,我湊近屏幕看了好幾遍,手抖得厲害,差點把手機摔在地上。

兒子轉來了450萬,備注一行字,把我眼淚當場打了下來。



老伴走的那年,是2020年的秋天,肺癌。

確診到走,前后不過四個多月,快得像一閃而過。

等我真正緩過勁來,她人已經不在了,骨灰都已入了土。

發喪那天,村子里來了不少人,親戚、鄰居、老姐妹,把堂屋里擠得滿滿當當。

我在院子里收拾香燭,背對著大家,一個字都說不出口。

就覺得胸口有塊石頭,壓得透不過氣來,低著頭,把一捆香一截一截地折斷。

送完了人,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堂屋里,盯著桌上那碗沒人動的飯,一直坐到天黑。

老家那個老屋,從那以后就成了一個空殼子。

四面夯土老墻,冬天漏風,夏天漏雨,屋頂有塊瓦松了多年,一直沒人換。

我一個人住,飯不想好好做,每頓煮把米,配點咸菜,就這么對付著過。

早上六點廣播準時開,我就跟著那個聲音把一天撐下去。

有時候夜里睡不著,就起來坐在灶臺邊,燒一壺水,坐到天亮。

老伴以前愛腌咸菜,愛在屋前種梔子花,愛一大早起來掃院子,掃完了還要再掃一遍。

那些聲音消失之后,老屋比原來靜了不知道多少倍,靜得讓人發慌。

熬了將近半年,兒子慶華的電話來了,那是臘月里,夜里快十點。

我已經躺下了,手機突然響,我摸著黑接起來,他那頭沉默了一陣,才開口,聲音有些低,說:

"爸,你一個人住著,我放心不下。"

我側躺在被窩里,望著黑漆漆的屋頂,說: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身子骨硬朗得很。"

他停頓了一下,說:"來廣州吧,幫我和雅倩帶一下果果,你也有個伴。"

我沒有立刻答應,手機貼著耳朵,聽著窗外北風在瓦縫里嗚咽。

我想了一會兒,想到果果,那孩子滿月時我見過一回,白白胖胖的,吧嗒吧嗒吮著手指,看著就喜人。

那根弦松了一下,我翻了個身,說:"行,過了年我就來。"

年還沒完全過完,我就坐不住了,正月初八買了票,初十上的車。

收拾行李那天,老屋里就我一個人,把衣服疊好放進蛇皮袋。

從廚房角落里搬出兩個陶壇子,是我自己腌的,剁辣椒和蘿卜干各一壇,腌得正好,舍不得扔。

又從房梁上取下來一塊臘肉,用舊報紙裹了好幾層,塞進去。

最后從床頭柜抽屜里取出老伴的遺像,那是她50歲生日那年照的,頭發梳得整齊,穿著紅棉襖,朝鏡頭笑著,笑得很干凈。

我用一塊干凈的毛巾把遺像包好,擱在袋子最上頭,輕拿輕放,像搬一件容易碎的東西。

出門前我把門鎖上,退后幾步,抬頭看了看那面灰撲撲的老土墻。

老屋住了三十幾年,那天第一次覺得它這么舊,這么小,像一件穿了太久的衣裳。

我轉過身,提起袋子,走了,沒再往回看。

去廣州那趟硬臥,走了將近十四個小時,中途在長沙停了一次。

我靠著護欄,看著車窗外的夜色一片漆黑,聽著車輪碾過鐵軌咔噠咔噠的聲音。

腦子里想著廣州,我上一次去,是2005年,送慶華去讀大學,整整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我和老伴一起送他,三個人擠在廣州火車東站外頭的一個招待所,二十塊錢一晚,窗戶正對著一道灰磚墻。

老伴坐在床邊,把慶華的行李箱翻來覆去地整理,整理好了又打開,說總覺得少了什么,其實什么都沒少。

我坐在旁邊抽煙,灰彈在地板上,心里頭慌,那種不知道從何說起的慌。

如今近二十年過去,人各有各的去處,老伴走了,孩子扎根在廣州,我一個老頭子追著孩子后頭去了。

到站的時候是早上,廣州南站比我想象的大,人多,路牌密,讓人找不著北。

我提著兩個蛇皮袋站在出站口,被人流推著走,有些手足無措。



慶華在出站口等著,穿著一件黑色羽絨服,臉曬得黑,下巴一圈沒刮干凈的胡茬,看見我,走過來接過袋子,說:"爸,怎么帶了這么多東西?"

我說:"腌菜和臘肉,老家帶的,廣州買不到這個味道。"

他把袋子提上出租車,兩個人坐進去,一路上話不多,各自靠著車窗,看著窗外發呆。

廣州的路比老家寬,高架橋一層疊一層,路邊種著熱帶的樹,葉子寬厚,油綠油綠的。

我在心里說,這地方,和老家是真的不一樣。

慶華家在天河區,電梯房,90平米,三室一廳,是2018年買的。

我進門的時候,雅倩正在廚房里忙,從里頭探出頭來,手上還有洗菜的水,朝我笑了笑,說:

"爸,來了,快進來坐。"

我說:"嗯,麻煩你了。"

果果那時候兩歲多,從沙發后頭鉆出來,撲過來抱我的腿,抬著腦袋,兩只眼睛烏溜溜的,沖著我咧嘴笑。

我把袋子擱在門口,蹲下來把他抱起來,他的臉軟乎乎的,貼著我的臉蹭來蹭去,嘴里嘰哩哇啦地說著什么,我沒聽全,但聽懂了兩個字——"爺爺"。

那一刻,那塊壓了半年的石頭輕了一點。

我住次臥,窗朝北,床鋪是新換的,粉白格子棉被,疊得整整齊齊,一看就是雅倩收拾的。

我把遺像從毛巾里取出來,放在床頭柜的臺燈旁邊,對著她說了句,我來廣州了,這里挺好的。

兩個蛇皮袋拖到床底下,關上門,坐在床邊,聽著外頭果果跑來跑去的腳步聲,心里想,這樣也好,比一個人對著空屋子強。

頭一個月,日子還算順當。

我幫著做飯,洗菜、擇菜、煮飯,雅倩炒菜,我打下手,配合還說得過去。

早上送果果去幼兒園,下午接他回來,沿路在超市買一根老冰棍,他舉著棍子邊走邊舔,嘴巴周圍一圈白。

飯桌上四個人,慶華逗果果,雅倩盛湯,我靠著椅背,心里說,這樣也不錯,有人說話,有孩子在旁邊鬧,夜里不用對著漆黑的屋頂睡。

但日子久了,那些細小的摩擦就露出來了,是那種鈍的、不響的摩擦。

我習慣早起,五點半就醒了,在樓道里跟著手機里的廣播體操音頻踢腿、抬臂、彎腰,做一套下來渾身舒坦。

堅持了不到一個禮拜,門上被物業貼了一張紙條,說有鄰居投訴,請業主注意不要擾民。

我把那張紙揭下來,疊好夾進口袋,從那以后改成在次臥窗邊悄悄比劃,動作幅度縮到最小,不敢出一點聲音。

腌菜壇子是第二件事。

從老家帶來的兩個陶壇子擱在廚房角落,剁辣椒和蘿卜干,腌得味道正,我自己吃著香,想著讓他們也嘗嘗。

某天早上,雅倩打開廚房門,聞了一下,皺了皺眉,轉身說:"爸,這個壇子氣味有點重,能不能擱到陽臺上?"

我說:"行,我這就搬過去。"

把壇子搬到陽臺最外沿,用一塊舊布蓋著,以為這樣就妥了。

過了三四天,樓下鄰居敲門,說陽臺上有東西滲水,把他們晾下面的衣服打濕了,還有一股腌菜的酸味。

我只好把壇子搬回來,塞進次臥床底下,從那以后再也沒打開過。

廚房里那塊臘肉,我本來掛在通風處晾著,被雅倩說氣味也重,我便也收了起來,一并壓到床底下去。

就這樣,在廣州住了三年,把自己過成了一個影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往最小處收。

但最讓我心里發堵的,是那個秋天傍晚,那件事我始終忘不掉。

那天將近六點,我從廚房端著一碗湯出來,走過臥室門口,雅倩的聲音從里頭透出來,她在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

那條走廊窄,隔音本來就差,我只清晰地聽見她說了一句話:

"……家里住著個老頭,哪兒都施展不開……"

后頭的話我沒聽清,對方那頭笑了一聲,她的聲音更低,再后來什么都聽不見了。

我端著那碗湯,在走廊里站了一秒鐘,然后繼續往前走,把湯放上飯桌,轉身回了廚房,拿起鍋鏟,假裝還有沒做完的事情。

我在水槽邊站著,手搭在水龍頭上,低著頭,深吸了一口氣,慢慢地,把那口氣吐出來。

我不怪她,她說的也不是全錯,我在那里是格格不入的。

90平米住了三個大人一個孩子,本來就擠,我還帶著腌菜壇子、臘肉、舊蛇皮袋,把一間朝北的次臥填得滿滿當當。

她是廣州長大的,我是湖南農村出來的,之間本來就沒什么共同語言,她有她的難處,我也明白。

但那句話終歸是扎進去了,扎得不深,卻一直在那里,鈍鈍地,偶爾疼一下。

那晚飯吃得沒什么滋味,我給果果夾著菜,自己碗里的東西沒吃幾口。

雅倩看見了,開口說:"爸,多吃點,你今天吃得很少。"

我抬起頭,沖她笑了笑,說:"吃飽了,你們吃。"

她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給果果夾了一筷子菜。

慶華那段時間也難過,公司遇到了資金周轉的難題。

上家貨款拖著不結,下家催著發貨,他每天早出晚歸,臉色發灰,胡茬幾天不刮,眼底是化不開的黑。

我每晚坐在客廳等他,有時候等到十點,有時候等到十一點,燈開著,電視聲音調到最小。

他推門進來,看見我坐在沙發上,愣了一下,說:"爸,還沒睡?"

我說:"睡不著,等著你回來。"

他在旁邊坐下,嘆了口氣,盯著手機翻了翻,說:"公司的事,有些麻煩。"

我說:"缺不缺錢?"

他搖了搖頭,說:"不是缺錢,是周轉的問題,爸你別管,我來處理。"

我低著頭,把想說的話咽下去了,覺得他已經夠難的了,不想再往他心里加任何東西。

有一回我實在想幫他,把存折從口袋里取出來,推到他面前,說:

"不多,先拿去應個急。"

那是我在廣州三年攢下的兩萬六,是慶華每月給我的生活費,我舍不得花,一分一分存著。

他低頭看了看,把存折推回來,說:"爸,留著你自己花。"

我說:"我花什么,你拿去用。"

他把存折塞回我褲子口袋,站起來,進了臥室,留我一個人坐在客廳,對著那臺開著的電視,腦子里一片空白。

后來公司漸漸穩住了,慶華回家的時間早了,臉色也好了些,但父子倆之間那道沉默,始終沒消散過。

住在同一個屋子里,每天見面,每天吃飯,卻始終像隔著一堵看不見的厚墻,什么都壓在那堵墻里頭,出不來。

那年冬天,我彎下腰幫果果撿玩具,站起來直不起身,扶著桌子邊喘了好幾口氣,隨口說了句沒事,老毛病。

過了四五天,來了一個大快遞,雅倩拿進來擱在我房間門口,說:

"爸,幫鄰居收的,弄錯地址了,先擱你這里,等人來取。"

我搬進去放在床底下,過了一個禮拜沒人來取。

我好奇打開來看,是一張厚實的腰部按摩墊,說明書夾在里頭,還有一張空白的小卡片,什么都沒寫。

我以為真的是鄰居的快遞,把箱子重新封好,擱在床底下,再沒動過,直到后來收拾東西才又翻出來,不知該不該帶走,最終還是留在那里了。

就這樣,三年一天一天地過完了。

三年里,果果從兩歲多長到快4歲,會說整句話了,會唱幼兒園的兒歌了,喜歡吃冰淇淋和鹵雞腿,怕打針,晚上不肯關燈睡覺。

三年里,我學會了刷短視頻,學會了叫外賣,學會了坐廣州的地鐵,學會了在路上給電動車主動讓路。

三年里,我沒有一次覺得那里是我的家,我始終是個外人,住在那間朝北的次臥里,把自己收得小小的,盡量不礙事。

我在心里打好了算盤,等果果上了大班,就找個借口回老家,省得礙眼。



慶華去深圳出差,說談一個大客戶,三天后回來。

走那天早上,果果站在門口拉著他的手不撒,仰著臉,嘴都快癟下去了。

慶華蹲下來,捏了捏他圓鼓鼓的臉蛋,說:"等爸爸回來,給你帶好吃的。"

果果想了一下,嘟著嘴說:"爸爸上次說帶薯片,沒帶,騙人。"

慶華哈哈笑了,用指節刮了一下他的鼻梁,提起行李箱出了門。

我站在客廳,看著那扇門關上,把果果拉過來,給他系上外套,送他去幼兒園了。

慶華走后第二天,傍晚吃飯,只有我和雅倩,還有果果。

雅倩給果果盛了碗湯,又給我盛了一碗擱到面前,拿起筷子,抬頭看了我一眼,表情很平靜,說:

"爸,我想跟你商量一事。"

我夾了一筷子青菜放進嘴里,慢慢嚼著,說:"說吧。"

她喝了口湯,停了一下,說:

"果果下學期上大班了,接送我自己能安排,您一個人在廣州也沒什么意思,不如先回老家住一段時間?"

我手里的筷子頓了頓。

她臉上掛著淺淺的笑,聲音不急也不緩,就跟在說今晚吃什么菜一樣,平常到讓我一時沒緩過來。

我放下筷子,抬起頭,看了她一眼,點了點頭,說:"行。"

就這一個字,沒有多說,沒有多問。

沒有問為什么,沒有打電話給慶華,沒有表露出任何不高興,什么都沒有。

我把碗里的飯扒完,站起來,去廚房洗碗,背對著餐桌,手在溫水里搓著碗沿。

外頭電視里播著新聞聯播,果果在追著沙發上的玩具小狗跑,雅倩在說你別跑了,當心摔。

我把碗洗完,擦干手,解下圍裙掛在鉤上,回了次臥,把門帶上,從床底下拖出蛇皮袋,開始收拾東西。

衣服疊好放進去,腌菜壇子裹上報紙,那塊臘肉也一并塞進去了,反正一個人回去,自己蒸著吃也是一樣的。

最后把老伴的遺像取下來,用毛巾包好,放在袋子最上頭,輕放。

那件軍綠色的馬甲,袖口兩邊都磨白了,我把它疊整齊,放在袋口處,方便隨時拿取。

我蹲在床邊,把最后一樣東西壓實,袋口攏緊,用繩子系好,然后就這么蹲著,沒有起來。

窗外樓道里有人走過,說話的聲音隱約傳進來,果果還在客廳里跑,腳步咚咚的,帶著小孩子特有的氣勢。

我蹲在那里,眼眶熱了一下,皺著眉,用力吸了口氣,把那股熱勁壓下去了。

在廣州三年,我最舍不得的,說來說去,就是那個孩子。

我出去,果果正坐在小地毯上拼積木,見我出來,舉起一塊,喊道:

"爺爺,這塊按進去!"

我走過去,坐在他旁邊的地板上,接過那塊積木,翻了兩面,找準位置,按下去,咔噠一聲,嚴絲合縫。

果果拍手,大聲說:"爺爺最厲害!"

我摸了摸他柔軟的頭頂,手在上頭停了一會兒,什么話都沒說出來。

那晚我很久才睡著,翻來覆去,腦子里裝了太多東西。

想到老伴,想到2013年那年,把30萬遞給慶華時的情形。

那年村里有地被征收,補償款下來,加上我和老伴攢了二十多年的積蓄,湊了整整30萬。

慶華那時候在廣州打了四五年工,想自己出來干,找我借啟動資金,說他想開一家建材供應公司。

我聽他說了一整晚上,關于他要做什么、怎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一句都沒有打斷。

第二天早上,我從床頭柜的抽屜里把錢取出來,裝進一個舊牛皮紙袋,袋口折了三層,外頭用一根橡皮筋箍緊。

我把袋子遞給他,就說了一句話:"拿去,別虧著自己。"



他接過去,低著頭,用力點了好幾下,沒有開口,但我看見他的眼睛紅了。

我知道他心里清楚那是什么錢,他是個明白人,我從來不擔心他不知道。

那30萬,我從來沒有提過,不是忘了,是不想提,自己的兒子,沒什么好算的。

后來他還了10萬,再后來公司又緊,我把攢著的兩萬六的存折給了他,說不用還,他接了,沒有多說。

但那個數字始終在心里壓著,不是恨,就是那么一點說不清楚的東西,沉在最底下,偶爾翻上來一下,然后再壓回去。

夜里兩點多,外頭安靜了,我還是睡不著,盯著頂上的黑暗,心里說,算了,回老家就回老家,一個人過日子也沒什么不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起來,煮了鍋稀飯,給果果煎了個荷包蛋,等雅倩起來一起吃。

吃飯的時候沒人說話,果果專心對付那個蛋,餐桌上只有碗筷輕微碰撞的聲音。

吃完了,雅倩站起來,拿了車鑰匙,說:"爸,我送你去高鐵站。"

我說:"不用,打個車就行,近得很。"

她把鑰匙捏在手心,說:"我送你,放心一點。"

我看了她一眼,沒再推辭。

去幼兒園之前,我把果果叫過來,把他抱起來,他快4歲了,不算輕,我抱著他,把他整個人都貼住。

鼻尖埋在他脖頸里,他的皮膚軟的,有一股兒童浴液的香甜氣味,淡淡的,甜滋滋的。

他在我懷里扭來扭去,嚷道:"爺爺,你干嘛,癢!"

我把他放下來,蹲著給他拉好外套拉鏈,從下到上,一直拉到領口,兩手按住他的肩膀,說:

"爺爺先回老家了,要聽話,知道不?"

他仰著臉,問:"爺爺什么時候回來?"

我沒有回答,摸了摸他的臉,站起來,轉身去穿鞋了。

上車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棟米黃色外墻的單元樓,看了一眼那扇關著的門。

我在那里住了三年,把自己過成一個影子,今天終于走了,卻發現心里有什么東西不想走。

我轉過身,上了車。

一路走,廣州的路堵,走走停停,我靠著副駕駛的窗,看著外頭。

路邊法國梧桐的寬葉子,風一吹,嘩啦啦地響,路邊早餐攤子上一鍋老火湯咕嘟咕嘟地冒熱氣。

一個穿紅色馬甲的外賣小哥騎著電動車從車縫里擠過去,速度飛快,差一點擦到旁邊的轎車。

我看著這些,在心里說,廣州啊,住了三年,是該走了。

到了廣州南站,雅倩把車停在臨時停靠區,從包里摸出那個牛皮紙信封,遞過來,說:

"爸,路上買點吃的,別餓著。"

我低頭看了看那個信封,擺了擺手,說:"我帶著干糧,夠吃的,不用。"

她把信封往前推,說:"爸,你拿著。"

我把信封推回去,拉開車門,提起腳邊的蛇皮袋,腳踩上地面,彎腰往里說:

"回去吧,注意安全,果果我交給你了。"

她靠在座位上,朝我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我提起袋子,往進站口走,沒有回頭。

身后傳來車發動的聲音,輪胎碾過地面,慢慢地遠了,然后什么都聽不見了。

我進了候車廳,過安檢,找到座位坐下來,把袋子擱在腳下,靠著椅背,閉上眼睛。

廣播不停地播著站臺信息,周圍人聲嘈雜,有人拖著行李箱從我身邊走過,輪子咕嚕嚕地滾。

我坐在那里,腦子里空著,什么都沒想,也不想想什么。

上了高鐵,靠著窗坐,把袋子塞進行李架,穩穩坐下。

車出站,廣州的高樓從窗外開始往后退,由密變稀,由近變遠,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天色里。

我掏出手機,翻到慶華的頭像,那是一張工地上的照片,安全帽壓著額頭,臉曬得黝黑,對著鏡頭笑著。

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一會兒,手指懸在上頭,最終還是沒有點開,把手機揣回了口袋里。



我不怪他,他這幾年太難了,那個家,是他在扛著的。

將近兩個小時后,廣播播出了婁底南站的到站提示。

我撐起身子,把袋子從行李架上拽下來,跟著人流往外擠,腦子還有些昏沉。

出了車廂,踩上月臺,湖南冬末的風撲面而來,比廣州冷得多,帶著濕潤的泥土腥氣,直往領口里鉆。

我把衣領攏了攏,跟著人群走向出站通道,腳步沉的,心里一片茫然。

出了出站口,我站在婁底南站站前廣場的陽光里,瞇著眼望了望四周。

廣場上有扛蛇皮袋的,有拖拉桿箱的,有抱著孩子等人的,熙熙攘攘,是普通的日常景象,是內地,是老家。

我把袋子換了個手,掏出手機,準備找到老李頭的號碼,讓他騎摩托來接我。

就在這時,手機震了一下。

是微信轉賬提示音,短促的一響。

我以為是慶華例行給我打零花錢,沒在意,隨手點開來看了一眼。

手機差點從我手里滑掉。

我把手機拿遠,又湊近,又拿遠,反復看了三遍,眼睛湊近了又拉開,心里那根弦繃得幾乎快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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