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得艾滋病已經整整三年了。這三年里，我和建國同吃同住，睡在同一張床上，他連我掉了一根頭發都會心疼，卻根本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經成了一具攜帶著致命病毒的軀殼。而這病毒，是我背叛婚姻、偷偷在外頭“嘗鮮”換來的報應。
我把這個骯臟的秘密死死捂在心里，捂了三年。我不敢說，我怕極了。我怕看到建國眼里那老實巴交的信任瞬間變成厭惡和絕惡，我怕被這個家掃地出門，我更怕我那剛生了孩子的女兒，會因為有我這樣一個不知廉恥的母親而抬不起頭。
故事，還要從四年前說起。
那時候我49歲，女兒遠嫁外地，家里只剩下我和建國兩個人。建國是個標準的理工男，在單位里是個小領導，工作忙，應酬多。回到家，他最喜歡的就是窩在沙發上看新聞，或者鼓搗他的那些花花草草。
他是個好人，把工資卡交給我，從不在外面亂來，但他也是個極其無趣的男人。我們之間的對話，永遠圍繞著“晚上吃什么”、“水電費交了沒”、“女兒最近打電話沒”。
我提前內退了，大把的空閑時間像潮水一樣將我淹沒。更年期的到來讓我變得焦躁、敏感，我看著鏡子里逐漸松弛的皮膚和走樣的身材，內心充滿了對衰老的恐懼。
我渴望被關注，渴望被贊美，渴望哪怕一絲絲的情感波瀾，但在建國那里，我仿佛只是一件擺在家里幾十年、實用卻不再被注視的舊家具。
為了打發時間，我報了一個交誼舞培訓班。在那里，我認識了阿明。
阿明比我小五歲，離異，是個做建材生意的老板。他長得不高，但收拾得很精神，嘴巴像抹了蜜一樣甜。跳舞的時候，他總是極其紳士地托著我的腰，眼神專注地看著我，仿佛我是什么稀世珍寶。
“慧姐，你這氣質，說你三十多歲都有人信。你老公平時肯定把你當小女孩一樣寵著吧？”他總是這樣半開玩笑地試探我。
我苦笑著搖頭，心中的苦悶在陌生人的溫柔面前決了堤。一來二去，我們加了微信，從聊舞蹈，到聊生活，再到傾訴婚姻里的委屈。他太懂女人了，他會在我抱怨建國不解風情時，點一杯昂貴的下午茶送到我手里；他會在我感冒時，連續發幾十條語音噓寒問暖。
那是一種久違的、被當作女人的感覺。虛榮心和長久以來的寂寞，讓我徹底迷失了方向。
在一次舞會后的晚餐上，喝了點紅酒的我，半推半就地跟著他去了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