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爾·莫基爾在上財開講！

3月28日下午，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西北大學、特拉維夫大學教授喬爾·莫基爾到訪上海財經大學，在校藝術中心作題為“the market for ideas - then and now”（思想的市場：從過去到當下）的學術講座，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出席并致辭。

劉元春向喬爾·莫基爾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他表示，莫基爾教授作為經濟史領域的重要學者，長期關注技術進步、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其研究為理解人類社會長期發展提供了深刻洞見。

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的背景下，思想如何產生、傳播并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力量，已成為亟需回答的關鍵問題。同時，劉校長結合學校近年來推進“數智新財經”戰略的實踐，強調高校應致力于培養能夠理解并引領技術變革的創新型人才，推動大學自身成為開放、活躍的“思想市場”。他表示，莫基爾教授的到來不僅帶來前沿學術視角，也為學校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啟發。

劉元春為莫基爾頒發名譽教授證書。

本場講座由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媛媛主持。

千人會場座無虛席，莫基爾的精彩演講引起了師生們的廣泛討論。

the market for ideas

思想市場供給：激勵驅動下的知識生產邏輯

莫基爾主張，思想市場是一個獨特的市場。不同于傳統市場以價格為核心、通過供需關系實現“市場出清”的運作機制，思想市場中的“交易”主要通過“說服他人接受觀點”來實現。當一個新的理論、發現或觀念被他人認可時，就相當于完成了一次“銷售”。這種交易形式決定了，思想市場更接近一種以影響力為核心的交換體系。

思想市場中的“商品”是思想與知識，它們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屬性。盡管知識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一旦傳播，便難以排他，且可以被無限復制與共享。因此，思想的創造者往往難以通過市場機制獲得充分回報，而更多依賴非貨幣性激勵，如聲譽、地位與學術影響力。為保障思想創造者獲得“歸屬感”與“聲譽回報”，制度安排至關重要，例如學術發表規范、引用制度與優先權確認等。同時，思想傳播也常受到既有權威、利益結構與制度環境的約束，形成對知識的壟斷與擴散阻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緩新思想的接受與推廣。

要理解知識的激勵機制，可將有用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指導“如何做”的規范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另一類是解釋“為何如此”的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兩類知識的激勵機制有很大不同。

對于規范性知識，其激勵機制更接近市場邏輯，核心在于通過實際應用獲取經濟回報。大多數發明者具有明顯的企業家特征，其創新活動往往以盈利為導向，激勵主要來自專利與暫時性排他收益，例如通過技術保密維持壟斷地位，或依靠先發優勢在市場中率先獲利。

對于命題性知識，由于其難以專利化，也難以直接變現，故更多依賴非市場激勵。具體而言，這類知識的激勵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贊助（patronage），即政府、機構或個人提供的資金支持；二是聲譽與同行尊重（fame and peer respect）；三是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即對探索與求知本身的熱情；四是宗教或信念（religion），在歷史上曾發揮重要作用；五是利他主義（altruism），即推動社會進步的價值追求。這些非貨幣激勵共同支撐了命題性知識的持續供給。

the market for ideas

思想市場需求：求新偏好與實用價值雙向驅動

莫基爾談到，思想市場不僅由供給端的激勵驅動，也依賴于社會對新思想的持續需求，這種需求源于人們不斷增強的“求新”興趣與創新偏好。以近代歐洲為例，不僅知識生產者對新觀念充滿好奇，知識的“消費者”——包括學者、公眾以及精英階層——同樣對新思想表現出強烈需求。同時，權貴與富裕階層通過贊助、社交與資助等方式主動接近創新者，進一步強化了對思想與創新的需求，使“創新偏好”成為由文化風尚與社會結構共同塑造的重要力量。

在制度層面，大量成功的思想生產者進入贊助體系，反映出社會對知識與創新的高度重視。更深層的變化在于對傳統權威的系統性懷疑。自約1450年起，歐洲社會在醫學、天文、地理、物理與數學等領域逐漸質疑古典權威所確立的知識體系，這種批判有時甚至帶有對古代權威的公開挑戰。隨著對傳統信任的削弱，社會對更準確、更有用的新知識的需求迅速上升，推動思想市場由“繼承經典”轉向“追求創新”，并成為近代科學革命的重要動力。

與此同時，需求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化。思想市場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貴族或贊助人，而是擴展到更廣泛的知識群體，包括知識分子、醫生、工程師、煉金術士和實用數學家等。他們通過購書、通信以及參與學術社團、科學院、咖啡館和公共講座等“公共科學”空間，積極參與思想的傳播與消費，從而形成跨地域、跨職業的知識網絡。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需求不僅源于對新思想的興趣，更來自對其實用價值的期待。社會普遍相信“有用知識”能夠改善現實世界，尤其是在生產與技術領域。掌握科學知識與實踐技能的人被認為能夠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因此改良型地主與創新型工業家愿意為能夠提升生產力的思想與技術付費。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思想市場的需求既源于文化層面的“求新偏好”，也根植于對知識實用性的信念。正是這種雙重需求，推動了思想市場的擴展與深化，并成為近代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的重要基礎。

the market for ideas

思想市場運行：交易成本、制度差異與現代新變局

莫基爾認為，思想市場的運行效率關鍵在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其中最核心的是“訪問成本”（access costs）。所謂訪問成本，是指獲取、理解與驗證知識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的搜索、儲存、跨語言理解以及真偽辨別等。這些成本直接影響思想市場的效率：若獲取與理解知識的成本過高，思想便難以傳播與被接受。

訪問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技術條件決定。歷史上，印刷術的出現顯著降低了知識復制與傳播成本；隨后，通過字母排序與百科全書等方式組織知識，使其更易檢索與使用。例如18世紀的百科全書，在功能上相當于早期的“搜索引擎”，極大提升了知識獲取效率。這些技術進步推動了“有用知識”的擴散，從而促進經濟與技術發展。當解釋“為什么”的命題性知識與指導“如何做”的規范性知識相互結合時，創新便由此產生。

從歷史比較來看，中歐在發展路徑上逐漸出現“大分流”。中國雖擁有發達的出版體系與活躍的知識生產，并涌現出沈括、蘇頌等杰出學者，但其思想市場受到較強制度約束；相比之下，歐洲在制度競爭與人員流動方面更為開放，思想家可以跨國遷移，從而更容易孕育出突破性創新。

進入現代，思想市場呈現出新的特征。學術論文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其標準化結構（模型、數據與實證檢驗）顯著提升了交流效率。同時，全球科研產出持續增長，表明供給側激勵依然強勁，而社會對“有用知識”的需求依然穩固。

然而，當代思想市場也面臨新的挑戰。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信息存儲與搜索成本大幅下降，但信息驗證與篩選成本卻不斷上升。虛假信息與“偽真相”更易傳播，個人辨別真偽的難度增加，使訪問成本以新的形式回升。此外，信息過載問題日益突出，也使人們難以及時篩選出真正有價值的信息。

從需求角度看，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轉型等全球性問題，將持續推動對科學與技術的需求。總體而言，思想市場的運行取決于三個關鍵因素：知識獲取成本、信息甄別能力以及制度環境對創新的約束與激勵。在技術進步與信息泛濫并存的背景下，思想市場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the market for ideas

互動提問

同學們圍繞講座主題就氣候變化、國家發展、制度與文化等話題進行提問，莫基爾與同學們親切互動，耐心解答。

諾獎中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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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諸如氣候變化等科學議題上，公眾往往存在情緒化對立與拒絕證據的現象，應如何促進人們更加理性地接受科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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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問題并不存在簡單答案。推動經濟與科技進步的關鍵并不僅于改變整體人口，更在于關注“人力資本分布的上層群體”，即科學家、工程師等核心創新人群。應讓這些群體認識到知識的暫時性——當前所學可能在未來被新理論所取代，從而保持持續的開放態度。同時通過制度設計，引導人類行為朝有利于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方向發展。通過構建鼓勵開放、競爭與驗證的制度環境，可以在不改變人性的前提下，促進知識的傳播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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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各國加強基礎研究與前沿科技發展的背景下，許多體系依賴強有力的國家協調與集中戰略，請問在這種高度一致性的制度下，是否仍能產生依賴多元思想的突破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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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是至關重要的，并且競爭是促進創新、保持學術與技術活力的關鍵機制。競爭存在兩個層面：一是國家內部的競爭，包括企業之間、城市之間、大學之間以及科研群體之間的競爭；二是國家之間的競爭。在國家內部層面，競爭通常在制度規則約束下運行，這類“有規則的競爭”能夠有效促進資源配置，提高整體效率，并推動科學與技術進步。而國家間競爭一方面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可能在缺乏有效規則約束的情況下演變為沖突甚至戰爭，從而帶來嚴重破壞。因此，競爭本身并非絕對正面，其效果取決于是否存在有效制度與規則加以約束。當前社會，人類社會仍需在“促進競爭”與“防止沖突”之間尋求平衡。在合理制度框架下的競爭，有助于激發創新潛力；但在缺乏約束的環境中，競爭也可能轉化為破壞性力量。這一問題在當今全球格局下尤為重要，值得持續關注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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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創新與發展的過程中，制度、文化或其他因素何者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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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文化的關系如同左右雙腿，二者并非替代關系，而是相互依賴、共同作用。制度可以理解為一套正式規則與激勵機制，而文化則是由信念、價值觀與知識構成的體系，兩者之間存在深刻的共生關系，相互影響。關鍵問題不在于制度或文化孰輕孰重，而在于二者是否“相互一致”。如果制度與文化之間出現嚴重不匹配，往往會導致體系失衡甚至崩潰。當制度安排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發生偏離時，制度的穩定性將受到挑戰，并可能引發深層次變革。因此，在推動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僅依賴制度設計或文化塑造都不足夠，關鍵在于兩者的協調與互動。從長期來看，文化往往變化較為緩慢，而制度則更容易調整。因此，如果兩者出現沖突，制度更可能發生變化以適應文化。這一觀點為理解歷史上的制度演變與現代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視角。

來源｜經濟學院

文｜刁文天 視頻｜林柔敏

圖、編輯｜依子賀 責編｜張勃欣

審核｜曹東勃 連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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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