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走了，為什么那么多人痛惜？

2026年3月24日下午3點50分，那個語速快得像機關槍、說話從不拐彎抹角的男人，永遠停在了41歲。

消息傳出的那天晚上，熱搜如期而至，全網頭像齊齊變灰。有網友留言說：“他是少數讓我感到心痛的陌生人。”而張雪峰10歲的女兒在社交媒體上回了一句，讓無數人破防：“他們說天上的文曲星換屆了，選中了爸爸。”

一個做升學規(guī)劃的網紅，憑什么能讓那么多人哭？

他不是制造焦慮的人，他只是撕開了那層窗戶紙

要理解張雪峰為什么能在老百姓心里扎下根，得先看懂一件事：他不是讓人焦慮的源頭，他只是那個把焦慮說出口的人。

2014年，新高考改革啟動。專業(yè)設置頻繁變動、填報志愿數量激增、不同省份新老高考并行……這些變化對于普通家庭來說，簡直就是一團亂麻。當時很多家長連“985”和“211”都分不清，面對近百個平行志愿時，完全不知道從哪里下手。

張雪峰干了一件什么事？他用最簡單、最直白、甚至有點粗魯的話，砸碎了那堵信息墻。

他說：“如果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一定會把他打暈。”他說：“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興趣。”他說：“富人選情懷，窮人選就業(yè)。”

這些話難聽嗎？難聽。刺耳嗎？刺耳。但你仔細想想，對于很多一個月掙幾千塊錢的家庭來說，孩子讀四年大學出來找不到工作，這個代價他們承受得起嗎？

《紐約時報》在報道張雪峰去世時，引用了澎湃新聞的一句話，特別到位：“評論區(qū)幾乎被同一種聲音占據——窮人需要張雪峰。”

他不是在販賣焦慮，他是在給焦慮的人遞一個抓手。哪怕這個抓手有點糙，有點功利，但管用。

“以終為始”的背后，是他自己就是那個“終”和“始”

張雪峰那套方法論，總結起來就四個字：以終為始。

你想過什么樣的日子，倒推回來，你該選什么專業(yè)、進什么行業(yè)。這套邏輯之所以讓無數家長信服，是因為張雪峰本人就是這套邏輯最好的說明書。

他出生在黑龍江小縣城，家里窮過，月入600塊的日子他過過。后來考上鄭州大學，從北漂考研講師起步，靠一條“7分鐘解讀34所985高校”的視頻爆火，最終成了“網紅教育導師”。他靠著精準的規(guī)劃，完成了草根逆襲。

但張雪峰身上有一種極端的矛盾，讓他的形象格外復雜。

一方面，他在直播間賣著18999元的“圓夢卡”，教寒門子弟去考公、去煙草、去奔赴那些穩(wěn)定的系統。另一方面，他坦承自己給女兒存了過億的存款，“她想報什么報什么，她想去哪家銀行，我就把錢存在哪家銀行”。

這種坦蕩的功利，讓他毀譽參半。在教授和理想主義者眼里，他是“害人不淺、誤導公眾”的網紅，是絞殺學術夢想的罪人。但在那些沒有試錯資本的普通家長眼中，他是“信息平權者”，是那個扯下遮羞布、把赤裸真相擺出來的人。

有人感激他，有人恨他，有人在他指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方向

鳳凰網前兩天發(fā)了一篇深度報道，走訪了幾個被張雪峰改寫過人生的人。有個故事特別有意思。

一個叫木木的女孩，2021年高考時想學新聞學，家里死活不同意。她表哥專門找了很多教育博主的視頻，論證新聞學為什么前景不好。木木急了，在網上搜到一段張雪峰的視頻——那時候張雪峰還沒說“新聞無用論”，反而說新聞學就業(yè)面廣、可以做很多事。木木把視頻甩給表哥：“你看，知名的教育博主都這么說！”最終，她如愿學了新聞。

兩年后，張雪峰說出“要把報新聞學的孩子打暈”時，木木的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震驚：“為什么你前后說的話不統一？”但了解了上下文之后，她理解了——那是勸一個理科590分的孩子別選新聞。要這么看，也有道理。

木木后來去了互聯網大廠工作，試用期結束被辭退了。但她不后悔學新聞，因為大學里那些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刻、老師拿著《論自由》讀給他們聽的那些瞬間，讓她有了一種跳出評價體系的機會。“為什么一定要內卷？為什么一定要功利主義？我們真的沒有別的路了嗎？”

還有一個叫李清河的年輕人，高二時聽過張雪峰一場講座，被安利了一所之前從沒聽過的學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他聽了話，考進去了，但后來沒有走外企那條路，而是讀了博士、做了博士后，準備當老師。他走了一條張雪峰不推薦的路，但他依然感激張雪峰幫他打破了信息差。

這兩個故事里，張雪峰的形象其實是模糊的。他不是神，不是所有人都按他的路走。但有意思的是，無論選擇追隨還是背離，那些被他影響過的人，大多對他心懷感激。

他留給員工的，是上四休三和兩萬塊紅包

張雪峰這個人，還有一個特別反差的地方——他對員工好得不像話。

他創(chuàng)辦的峰學蔚來，實行的是“上四休三”，暑假一放就是19天。女員工生孩子，他個人第一時間轉兩萬塊錢紅包。

前員工回憶，張雪峰“鼓勵大家多看書多運動，會組織很多其他娛樂活動”。只要放假，基本上都比法定要多休幾天，還會有關愛員工父母補貼金。

但另一邊，他自己卻像個不要命的機器。記者跟訪他一天，從上午10點持續(xù)到下午2點，中間提醒他吃東西，他說不用。晚上又是亢奮的4個小時直播，回家睡覺已經是凌晨三四點。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他有時候還會在夜里跑小馬拉松。

他在微博上搜索“累”，有近60條信息。“生產隊的驢還是工作到了凌晨三點……我不想這樣了……我想為我自己活……”這些文字，現在讀來，句句扎心。

2018年4月，他曾發(fā)過一條微博：“如果有一天，讓我選擇一種死法，我最希望的，是猝死。如果讓我定個時間，我希望是，不久的將來。”

八年后的2026年3月24日，這個預言以一種殘酷的方式降臨。

他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3月28日，蘇州殯儀館門前排起了幾公里的長隊，人們手持黃白菊花，靜靜等候。這樣的場景，在姑蘇城內，多年不見。

張雪峰去世后，社交媒體上炸開了鍋。人們在問：他究竟是引導年輕人走向了更好的生活，還是扼殺了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在長期抱怨疲勞和過勞后猝死，反映了中國過度競爭的職場文化怎樣的現狀？如果人生如此變幻莫測，那么為了那些看似越來越遙不可及的成功而如此精心規(guī)劃，究竟還有意義嗎？

“張雪峰給迷茫年輕人的教訓：享受生活”，成了一個熱門話題。

另一個教育博主朱偉在悼念文章里寫了一段話，特別戳心：“我也知道，流量時代最殘酷的是什么？是所有事情，不會超過一個月就會被遺忘……大家又會回到自己的狀態(tài)里，繼續(xù)拼，繼續(xù)熬，繼續(xù)停不下來。”

這話說給誰聽的呢？說給那些還在拼命考研、拼命想要過上好日子的年輕人聽。也像是說給我們所有人聽。

張雪峰的人生提前交卷了。但他留下的那些問題——關于信息公平、關于教育焦慮、關于如何在這個內卷的時代活下來——還在空氣里飄著。

他生前常說一句話：“網紅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不紅了，一條是人沒了。”如今，他走上了第二條。

但他留下的那盞燈，并沒有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