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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的角度說,美國的兩場軍事行動,打的都是美元霸權。
美元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是美國霸權的核心支柱。這個支柱有兩個支點,第一個支點是長期逆差,而不是順差,如果是順差,而且還不斷破紀錄,就這一條也與霸權無緣;第二個支點是維持幣值,這是起碼的信用。
很顯然,這兩個支點彼此沖突,這就是特里芬難題。
為什么要保持長期逆差?
如果美國是貿易順差,賣得多,買得少,全世界的美元會往美國國內流,那就失去了首要儲備貨幣的基礎;反之,如果是逆差,買得多,賣得少,美國用美元支付,美元就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視作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投放基礎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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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是一種矛盾:哪來的那么多美元?
首先你不能靠印錢,因為印多了會貶值,不但不能印多了,還要真實地用美元購買各國商品,這樣美元才能變成各國的真實收入,各國才愿意持有,比如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是用實物賺美元,而美國是用綠紙換中國的實物,到底誰賺了?
如果美元保持霸權地位,中國賺,因為可以用賺來的美元換取別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實物,而且是非常需要的實物,自己生產不了的實物;美國更賺,它支付的是信用,但不是白賺,它必須保持信用。
這就很矛盾,因為要維持幣值穩定,不能靠印鈔,理想的狀態恰好是貿易順差。
順差是出口商品,讓各國用美元支付,美元又流回國內,這才能構成良性循環,不用擴張資產負債表,也不用加印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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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要讓全球用你的主權貨幣,必須通過逆差送錢出去,要讓你的主權貨幣值錢,又必須通過順差把錢賺回來,而這兩件事無法同時做到。
最后的選擇是戰爭,一場戰爭把溢出的美元打沒了,直接摧毀對手的美元資產,又開始下一個輪回。
特里芬難題也是中國的難題,要想去美元化,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顯然不是在委內瑞拉做影子船隊,不是與伊朗簽訂100%人民幣石油結算的協議,因為這些運作并不具有國際信用的特征,是國與國的利益互換。從根本上去美元化,前提是自己必須是一個消費大國,要通過逆差買入各國商品,讓人民幣的流動占據主導地位,否則人民幣國際化就不具有對抗性。
但中國不能忍受貿易逆差,順差具有必然性,這是國內經濟矛盾決定的。
中國的處境,與美國形成鏡像式的特里芬悖論,矛盾更尖銳,因為生產與消費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需求不支持逆差,相反,要大規模出口,以外需補內需,如果外需被切斷,將直接導致工廠停工、失業上升、經濟下行,這是中國所面對的特里芬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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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也會受益于戰爭,美國1929年大蕭條,并不是凱恩斯主義拯救了它,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為美國制造業提供了巨大的需求,世界贏得了反法西斯的勝利,而美國贏得了戰爭與商業的雙重勝利,前提是不能做軸心國。
當然,歷史不能復制,還有一個選項,不要去爭奪人民幣霸權,中國所要做的,是打破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用多極秩序重構全球貿易,但有一點必須做到:讓中國成為一個居民部門主導的消費型經濟大國。這是國內策略的選擇,也是國際策略的支柱。
結論:一切在民生,離開了民生的增長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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