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溪：把古代音樂文獻當作“一棵樹”看待｜京華學記

金溪，文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主任、中國音樂理論研究院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音樂文獻學、中國古代音樂史、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學，常年從事漢唐音樂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

“在我心里，一部文獻就像一棵樹——我關心種子是從什么地方被風吹過來，落在了怎樣的泥土里，如何在泥土里吸收營養，逐漸長成一棵大樹，它的年輪里記載了哪些來自土壤氣候的特質，它如何逐漸開枝散葉郁郁蔥蔥，又在哪一天轟然倒下。”

當被問及什么是音樂文獻學時，現任教于中國音樂學院的金溪這樣形容自己的日常工作。這些年的積累讓她對所研究的這些對象產生了濃厚的情感。

在轉向中國音樂文獻學研究之前，金溪從本科到博士一直都在中文系。從古代文學到古代音樂文獻研究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但金溪坦言對她來說，這其實是水到渠成的。碩士期間，她就已經開始關注詩歌的吟誦與詩體的關系，如今回看，這在當時似乎已經為后來的音樂文獻研究轉向埋下了伏筆。

在如今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大環境中，這樣的案頭工作還會吸引更年輕的學生嗎？金溪笑稱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些年在一線教學時，她也在有意識地改變思路，讓學生們意識到古今之間的關聯，認識到如何使古代的音樂文化“為我所用”，乃至從其中找到“趣味”。她和學生一起嘗試打破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隔膜，讓無聲的古代音樂“活”起來。

三月份，我們在北京見到了金溪，和她從音樂文獻學是什么聊起，談到學術歷程中的幾次轉向。以下是對金溪的訪談。

發掘古人對音樂的認知

新京報：對大眾而言，你研究的中國音樂文獻學是一個相對冷門的領域。可否先為讀者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領域近些年主要在關注哪些問題？

首都博物館“文物活化展示”表演現場。（受訪者供圖）

金溪：音樂文獻學目前尚未成為一個確定下來的學科，不同學者對于“什么是音樂文獻學”也有不同的思考。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個交叉性的研究方向，我們所做的更偏向于古典文獻學的工作方法，但又不僅僅局限于此。

從古至今，也有不少使用典范性的文獻學方法處理音樂文獻的研究，比如清代以來學者對《隋書·經籍志》中的一些音樂書目進行辨析，以及對散佚音樂文獻進行輯佚等。但往往會有比較多的錯誤，其原因是沒有重視音樂文獻本身的特性。有鑒于此，我們現在認定的音樂文獻學主要基于發掘古時候中國人對音樂文獻以及音樂本身的認知，再用文獻學的方法對相關材料進行處理。

《四達集：金溪音樂史研究文集》

作者：金溪

版本：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年11月

新京報：在進入中國音樂文獻學研究之前，你有文學專業的求學經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師從袁行霈教授。這段經歷對你后來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影響？

金溪：從本科到博士，我一直都是中文系的學術背景，且一直都在文學專業。從古代文學到古代音樂文獻研究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但對我來說其實是水到渠成的。

古代文學專業的學習給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一方面是方法論和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是研究思路的確立。尤其在讀博期間，在初步確定以南北朝文學為研究方向時，我和導師袁行霈先生進行過比較深入的討論——究竟是延續在此之前的學習中對南朝的研究，還是轉向我當時并不是非常了解的北朝。

我個人從本科到博士的求學經歷，也正好暗合了南北朝文學研究高速發展的階段。在我開始讀博的時候，學界對南朝文學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但對北朝文學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這也是后來我的博士論文為什么不從南朝入手，而是關注北朝的本土性和主體性的原因。

“探案”中古散佚樂書

新京報：在整個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的歷史脈絡中，你好像尤其關注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為什么這段時期會格外吸引你？

金溪：我從小就比較關注中國古代文學，但在當時，不論是課本上，還是課外讀物中，對魏晉南北朝經常是一筆帶過，甚至評價不太高的。但實際上可以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積累，就沒有后來隋唐時期文學文化的大繁榮。

甘肅嘉峪關“魏晉六號”墓室磚壁畫，奏樂圖。

不過，說到這個時期的音樂文獻，它和同時期的文學、思想乃至“魏晉風骨”等文人形象是不同層次的。我們常常說，魏晉南北朝是“人性覺醒的時代”，但我們如今看到的魏晉南北朝的音樂文獻中，大量文獻是由官方“議定”的關于禮樂建設的樂書，以及配合音樂機構運行來記錄的檔案。

更進一步講，我的關注視野實際上是從漢代到五代這樣一個更長歷史時期的音樂文獻。但我們現在對唐或宋以前的樂書的關注是很有限的，能說出名字的樂書遠沒有后來的（例如《樂書》《樂府詩集》《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那么多。那么為什么要關注前面這段，而不是去做后面這些保存更完整、體量更大的樂書的研究呢？這也是我后來轉向散佚樂書整理研究的出發點。

新京報：這段時期的音樂和相關文獻的保存情況有哪些特點？

金溪：唐前樂書的保存情況是堪稱慘烈，基本沒有完整保存的案例，即使是唐代后期的《樂府雜錄》以及從日本傳回中國的《樂書要錄》也并非完帙。在開展漢唐樂書研究之前，我對宋代以前樂書的印象可能只有幾十種，其中甚至不超過五種有大體量的保存。這使得整個研究更像是一種收集碎片并進行嘗試性重建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通過散碎的材料，獲得很多重要的、規律性的發現，從而建立起對唐代以前音樂文獻體量、樂書編撰習慣的系統性認識，乃至重建對中古時期中國人音樂觀念演進過程的認知。

例如，宋代以前樂書體系的形成，它的具體表現是，從最初就確立了具體的、體裁差異明確且功能各異的多種音樂文獻類型，用來書寫不同的音樂內容。經過一段時間的量化積累，逐漸通過時間、體裁等不同層面的疊加，逐漸形成內容更豐富的樂書。這種多維度的疊加與演生，像是一個“拼樂高”三維構建的過程。

電視劇《太平年》（2026）劇照。

前段時間《太平年》熱播，讓我想到其實最早的一部大體量綜合性樂書，是五代十國時期形成的《大周正樂》。之所以在國祚很短的后周時期形成這樣百卷規模的樂書，并不是因為后周有充分的禮樂建設，而是基于此前綿延不斷的音樂文獻疊加而成，體現了“歷代”與“各體”的統合，并為宋代大型樂書的勃興奠定基礎。

也就是說，中國人對音樂文獻的編纂書寫不是偶發的、隨意的。對于音樂的記錄、編撰、整理、最后付諸使用的過程，在中國歷史上是早就形成定式的，國人很早就形成了關于“音樂是什么”“我要如何記錄與使用它”的成熟認知。我們今天所講的中國音樂的自主知識體系，確實是一以貫之地存在的。

新京報：你帶頭開展的課題《漢唐散佚樂書解題箋證》等曾獲批了北京社科基金資助。可否談談這個項目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發現？

金溪：這個項目是在我博士后工作的基礎上展開的。博士后期間，我的課題是《漢唐散佚樂書整理與研究》，主要是做輯佚方面的工作，如梳理和搜集佚文，把它們盡可能按照原來的邏輯排列與復原。

博士后期間，我所收集到的，有佚文保存的漢唐樂書數量大概有一百出頭，而在項目最終結項時，我所收集到的五代以前的樂書一共達到了三百余種，并清晰地分為11種類型。

這些書中，有一部分沒有佚文留存，但在歷代書目中被著錄了書名、作者等信息，還有一些，則可能甚至沒有直接、明確的記錄，僅僅是在相關的文獻中被提及。這種盡可能多角度的搜集工作，會讓人對中古時期的音樂書籍，及其背后的禮樂建設工作、音樂類型發展和音樂觀念變化都逐漸建立起系統的了解。

南北朝時期北齊楊子華（傳）《北齊校書圖卷》（宋摹本）局部，榻和古琴。

因為這種研究的特質，其中常常包含一些“探案性”的工作。這個過程本身就會給人帶來很大的愉悅。其中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個案，和中國目前保存的最早的古琴文字譜《碣石調·幽蘭》有關。當年，在第一眼看到這個文獻時，我被激發了好奇心。因為，在“碣石調幽蘭”這個標題后面，還有“第五”兩個字。作為一個輯佚者，我很想找到它究竟是哪本書的“第五”。

《碣石調·幽蘭》琴譜卷末所載琴曲名，唐寫本。

“北朝的音樂及歌辭文獻缺失比其他朝代更為嚴重，以至于北朝音樂史與北朝樂府文學研究都面對文獻不足的問題，給研究帶來了極大困難。這更加要求研究者從第一手文獻的收集整理入手進行研究。筆者曾經對南朝音樂文獻進行過較為全面的梳理，但是在進入北朝音樂文獻領域時卻發現，由于文獻留存的狀態差異極大，用處理南朝音樂文獻的方法來研究北朝音樂文獻是行不通的。不過，通過正史樂志的描述、后代典籍的引用以及歷代書目的著錄，仍可大致勾勒其面貌。” ——金溪：《官方音樂文獻制撰與北朝禮樂政治》，《音樂研究》2024年第5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漢唐散佚樂書解題箋證”

這個念頭自2019年就出現了，可是一直沒有推進，可能是由于對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的認知還不到位，但就在去年（2025年），一切就像水到渠成一樣，我們找到了它所對應的書籍。因為這個發現，我們改變了對于初唐時期一些有所關聯的文獻的認知：很長時間里，它們都僅僅是“內容相關”，可以互相參證的琴書，但是基于這一發現，可以確定它們實際上是同一個作者，出于明確的理念而編纂的，它背后是一個系統的知識體系。

一部文獻就像一棵樹

新京報：除了音樂文獻之外，這些年你也著意從中文、歷史、哲學、考古及音樂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這種研究旨趣是否也和你的求學背景有關？它后來又是如何逐漸形成的？

金溪：這種跨學科的思路不是新近形成的，而是伴隨了我整個求學道路。我在2000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后，通過再次選拔進入文科實驗班，在大一和大二期間學習文史哲三個專業的全部主干課程，從那時起，已經培養了從多角度關注和分析一個歷史問題的習慣。

讀博期間，我則就讀于北大的國學研究院，這是一個只招收博士生的虛體學術機構，學生由文史哲和考古四個方向的泰斗級學者共同指導。每個學期，我們會在各位先生的指導下，進行專書研讀和專題研討，這段學習經歷是我非常珍視的，在這一階段，我對于“跨學科”有了較本科時更深刻的理解。

但說實在的，在成長過程中也會有些困惑，比如“什么是跨學科”，如何以某一學科為立足點，吸收其他學科的知識與方法，這種思考延續到進行音樂文獻學訓練與研究時，對于作為根本出發點的“音樂”性質的把握以及如何將其與文獻方法圓融地結合起來。可以說，這種跨學科意識在我的學習研究經歷中貫穿始終，并且終于達成了熟練與平衡。

新京報：如今回想起來，在你個人的學術研究脈絡中有哪些比較重要的轉折期，或者是對你而言重要的時間節點嗎？

金溪：我覺得主要有三次比較大的轉折，都是觀念上的，而不是身份或經歷上的。

第一次是在讀書期間，我對研究對象的認知發生過一次變化，從書寫的文學作品向口頭的文學創作與傳播轉變。這個過程豐富了我研究的外延，更加緊密的在文學和聲音的文化之間建立聯系。基于這個思路，在碩士期間，我關注的是詩歌的吟誦與詩體的關系，如今回頭看去，其實當時就已經為后來的音樂文獻研究轉向埋下了伏筆。

《北朝文學的本土性及其對南朝文學的接納》

作者：金溪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

第二次是在博士后期間，是從文學研究向文獻研究的思路轉變。在讀書期間，我還是在把古代文獻當成史料進行分析解讀。在博士后期間，隨著樂書輯佚工作的深入，我逐漸建立了文獻意識，看待材料的視角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思路的轉換和方法的熟練，讓我在（博士后）出站之后，終于可以坦然地對人說，我是一個文獻研究者。

第三次是工作以來這十年，我逐漸感受到看待文獻的態度變化。在進入音樂學院五六年之后，我開始把音樂文獻當作不同的“生命歷程”看待。現在，在我心里，一部文獻就像一棵樹——我關心種子是從什么地方被風吹過來，落在了怎樣的泥土里，如何在泥土里吸收營養，逐漸長成一棵大樹，它的年輪里記載了哪些來自土壤氣候的特質，它如何逐漸開枝散葉郁郁蔥蔥，又在哪一天轟然倒下。

哪怕這棵樹有一天被砍倒乃至切段削條，我對它的關注也并不就此消失，我仍然會追問它是被什么人砍掉，切成了怎樣的形狀，送到哪里，做成了什么，又賣給了誰，是否在這個人家中傳承幾代或是被轉手他人——如果前一半是一部文獻的醞釀、發展和定型的生成史，后一半則是它被人所認識、接受、傳播和毀壞的接受史。

動畫短片《山水情》（1988）畫面。

新京報：聽下來，整個研究過程需要極強的案頭功夫和極高的耐心程度，稱得上是一種“冷門絕學”。除了研究工作，你也面向學生授課。我很好奇，如今更年輕的學生們會對這樣一個研究領域感興趣嗎？

金溪：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今天的人才培養往往以就業為導向，這當然是時代需求，但也確實會使人輕視基礎人文學科的重要性。

我曾和剛入學的本科小朋友們做過試驗，我先是問他們：“有誰認為在音樂學專業學習中，完全不需要學習古代音樂史？”全班并沒有任何同學舉手；我換了個問法，又問：“那有誰覺得，為了在日后從事音樂學相關工作，必須學習古代音樂史？”結果仍然沒有人舉手。當時大家都有些訕訕地笑了起來，但這說明，哪怕嘴上并不承認，很多人確實認為古代歷史和我們的生活比較遠。

這啟發我這些年在一線教學時，有意識地改變思路，讓學生們意識到古今之間的關聯，認識到如何使古代的音樂文化“為我所用”，乃至從其中找到“趣味”。近年來，我們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樹立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意識，讓原本缺少聲音的、靜態的古代音樂史“活”起來。

金溪談中國古代音樂。

——同題問答——

新京報：如果能超越時間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學術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項研究項目？

金溪：郭茂倩吧。他編纂了《樂府詩集》，這本書是文學研究和音樂史研究共同倚重的材料。同時由于編纂思路的變化，這本書實際上也進行了一些結構上的調整，導致后來中國人對其中所收作品的界定從實用性的“歌辭”轉向了文學性的“詩”。

如果能回到過去，我非常想和他一起進行這部書的編纂，觀察他在這個過程中對歌辭的編排，對整部書結構的規劃，從而驗證是否存在當時歷史節點的特殊性。另外他還能見到大量中古時期的樂書，這對于我來說也是非常有誘惑力的。

新京報：你如何理解城市與學術的關系？北京這座城市和你的學術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

金溪：我是北京人。北京這個城市的氣質直接影響了我的性格。我在東城區長大，我的中學在一條又細又長的胡同里，一頭是田漢故居，另外一頭是文天祥祠，我從小在里面走過，就有種從歷史中經過的感覺。雖然我后來的研究在時代和地域上和北京沒有太多關聯，但這里其實是我研究的出發點，日后我也希望做更多和北京相關的研究，如北京音樂史等，用來回報我所愛的城市。

——金溪書單——

《中國音樂文獻學初階》

作者：王小盾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

這是一本入門性質的必讀書，但又不僅為初學者準備。書中涉及如何進入音樂文獻學、閱讀和使用音樂文獻的具體方法，以及大量資料性的材料，如工具書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書目等。在我看來，這本書是常看常新的。如果中國音樂文獻學在日后能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我認為這本是奠基性的作品。

《歷代樂志律志校釋》（一、二）

作者：丘瓊蓀

版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9年1月、9月

音樂文獻整理方面的必讀書目。該書主要對《隋書》之前的幾種正史中《樂志》《律志》部分進行校勘注釋，涉及古代樂律制度及雅樂體系考證。非常可惜的是，這本書并未完成，但仍然給音樂文獻的整理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音樂文獻研究方面，在本世紀初，有一些對歷代樂志進行研究的體系性作品。包括孫曉輝《兩唐書樂志研究》、李方元《<宋史·樂志>研究》、王福利《遼金元三史樂志研究》，以及溫顯貴《<清史稿·樂志>研究》。從音樂史方面講，這一系列著作提供了貫穿性的樂制史研究。而從音樂文獻研究方面講，它們從正史樂志出發，不僅考慮到它們作為史料的作用，也考慮到它們作為文獻的特質，展示了如何從文獻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的方法論范式。

*受訪者為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漢唐散佚樂書解題箋證”承擔人。

記者/申璐

攝影/浦峰

編輯/羅東

校對/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