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私闖中國大使館的日本自衛官父母開口了

3月26日上午，東京都麻布警察署門口聚集了大批守候的記者和攝像機。押送車緩緩駛出，車內坐著的是帶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陸上自衛隊三等陸尉（少尉）村田晃大，23歲。逮捕后第三天，他被送往東京地方檢察院起訴。

令在場記者錯愕的，不是他的年輕面孔，而是他的表情。（下圖）

“他完全沒有遮掩臉部，對著大批媒體，嘴角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那種笑，與其說是淡定，不如說是挑釁。”——《朝日新聞》如此報道說。

時間回到3月24日。

前一天，村田晃大從宮崎縣的自衛隊蝦野（えびの）駐地悄然出發，乘高速大巴和新干線北上東京，在網吧度過一夜。駐地那邊，他留下的是一個無斷缺勤的記錄。

24日清晨，他來到東京港區元麻布，中國駐日大使館就坐落在這片安靜街區的深處。使館四周是將近兩米高的圍墻，墻頂架著鐵刺網，墻外24小時有日本警察站崗執勤。

他沒有從正門進，他爬上一棟與使館毗鄰的建筑，借助四樓的高度，越過鐵刺網，翻墻而入。據悉手被劃傷，血跡清晰。

闖入中國大使館大院后，他被使館工作人員發現并被立即制服。直到當日下午一點，東京警視廳公安部的警察才接到報警通知趕赴使館將他帶走。警視廳發表的消息說，在使館院內的植物叢中，發現了村田帶入使館的一把刃長18厘米的尖角菜刀。當天深夜，警視廳以“建造物侵入罪”，宣布將村田晃大正式逮捕。

村田服役的自衛隊蝦野（えびの）基地

東京警視廳透露的消息說，村田晃大在接受訊問時，解釋了自己的動機。

他說，自己侵入中國大使館，是為了向中國大使“當面要求中方停止對日本的強硬態度”。至于那把菜刀，他說是“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就當場自決，以此震懾對方”。

然而，中國大使館給出的版本截然不同。

事件當天傍晚，中國大使館通過官方社交媒體發布聲明，稱入侵者“威脅要以‘神的名義’殺死中國外交人員”。

《女性自身》雜志記者指出，從案發到日本警察到場，有將近四個小時的真空期。在這段時間里，村田在中國大使館里究竟坦白了什么，只有大使館一方掌握第一手的信息。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這幾天，有不少日本媒體記者趕往岡山縣倉敷市，那是村田晃大成長的地方，2002年，他出生在這里。從JR倉敷站乘車約二十分鐘，穿過田間小路，抵達一個靜謐的住宅小區。村田家是一棟2層一戶建，父母都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企業經營者，而是普通的百姓。

村田的母親沒有露面，只在門內應聲，聲音輕得幾近消散：“真的很抱歉……實在不知道該說什么。這次給大家添了麻煩，真的非常對不起。”

被問及兒子事前是否有過聯絡，她只說：“沒有。”

被問及是否察覺到兒子有什么異常，她說：“完全沒有……我真的不明白，怎么會變成這樣。”

村田的父親則說，兒子當初報考自衛隊，不過是大學畢業后成為眾多公務員的選項之一，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執念。他說，從來沒有察覺到兒子在思想上有“走火入魔”的跡象。至于是否打算前往東京探視兒子的計劃，他說：“現在還沒有計劃。去了也見不到。”

這對父母的表現，是真正的茫然無措，還是出于某種無形的壓力而刻意克制？從門縫里傳出的那些聲音，沒有給出答案。

日本現役自衛隊軍官持刀闖入中國大使館，這一事件不僅是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從未有過的事，也是國際社會極為罕見的案例。那么，日本政府迄今為止是什么態度呢？

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在事件發生之后的第二天，在記者會上說了這么一句話：“本應遵紀守法的自衛官因建造物侵入罪被逮捕，實屬遺憾。”他還透露，中國方面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徹查并防止再犯。日本政府隨即決定，增派警察對中國大使館周邊進行警戒。

“遺憾”，這個詞在日本官方的危機應對詞典里，是最低烈度的表達——既不否認，也不深究，像一張薄紙，貼在一道深深的裂縫上。

日本一些評論家和網絡輿論，將目光投向了另外兩個人：首相高市早苗，與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

高市首相與小泉防衛大臣

事發后，高市首相沒有就此事發出任何公開表態。而小泉進次郎防衛大臣的做法，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更為直接的反彈。事件發生當晚，他在X平臺上發文宣傳自衛隊待遇改善；第二天，他轉發了陸上自衛隊高等工科學校畢業典禮的視頻。此后兩天，他接連發出多條防務相關內容，始終未就中國大使館侵入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網絡上的批評迅速匯聚：“防衛大臣難道打算裝作沒看見？”“這件事事關國際問題，您打算一直沉默？”“這是您的職責范圍，您真的明白嗎？”

高市首相與小泉防衛大臣為何保持沉默？日本電視臺和TBS電視臺等在分析中認為，并非失察，更可能是一種政治上的無奈選擇。

高市內閣眼下正處于極為微妙的外交處境。去年11月，高市首相的涉臺錯誤發言，已令中日關系陷入持續緊張狀態。而這一事件，恰好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成為中國話語體系中“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敘事的現成素材。中國政府隨即將此事定性為“新型軍國主義的體現”，并將矛頭指向高市內閣的“錯誤對華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高市首相若貿然發聲，無論措辭如何，都擔心會被輿論截取、放大。沉默，似乎成了高市一種風險最低化的選擇。但是，這一選擇，也注定她失去了與中國改善關系的一個良好的契機。

令人不解的還有，這兩天，日本眾議院正在進行公開的質詢與答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對這一事件都保持了異乎尋常的冷靜——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在質詢席上正面追問高市首相與小泉防衛大臣。這或許說明，整個日本政治生態對這起事件都有一種默契的回避。這或許并非因為政界缺乏危機意識，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真實的外交危機壓力近在眼前，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引爆點，公開表態的空間才被壓縮到了幾乎為零。

沉默，或許是一種燙手局面下迫不得已的選擇。但這種沉默，代價也將顯而易見。

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之后，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也在26日的記者會上指出，這一事件的性質極其惡劣，反映出日本國內極右翼思潮泛濫已深入滲透影響到自衛隊的嚴峻現實。日方必須立即徹查事件，嚴懲不法分子，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國際社會也應認清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嚴重后果，防止其危害地區和世界和平安全。

看來，日方想把這一事件淡化為一起普通的“私闖他人住宅”案件，絕對過不了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