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閱讀幫助人成長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市場星報）

記者：作為一位優秀的主持人，能分享一下自己的成功經驗嗎？

敬一丹：我幸運地遇到媒體發展的好時候，又遇到自己喜歡并適合的專業。環境和賽道，都決定了能不能走得遠，走得好。我一向害怕和機器、數字打交道，上學的時候就想，自己肯定當不了工程師、做不了金融。但我喜歡和人打交道的職業，這能喚起我的好奇，并保持持久的熱情。媒體人是職業溝通者，在我的職業生涯里，常做的事就是記錄和傳播，讓人們彼此聽到、看到，減少障礙和溝壑。世界這么大，矛盾和沖突很多是來自溝通不暢，內心世界的孤獨、抑郁，外部世界的沖突、誤解，都和溝通有關系，學校、職場、家庭、青春期、更年期、男女老少……溝通伴隨著整個生命歷程。我作為媒體人，能在變化的時代做一個記錄者、傳播者、溝通者，是很幸運的。

記者：我們都喜歡您的主持風格，真誠樸素、理性又溫暖。我想這種溫暖，是因為您心里裝著觀眾。這種風格是怎么形成的？

敬一丹：這和性格、經歷、職業都相關。我生于20世紀50年代，當過知青，經歷過歷史變遷，每一段經歷，都會留下痕跡。我剛到《焦點訪談》欄目時，覺得自己缺少鋒芒，不是很自信。后來體會到，這個欄目不僅需要鋒芒，還需要平衡、執著、韌性，這才使我有力量和欄目相伴20年。《感動中國》是我傾情投入的節目，那些感動你我的人從各種各樣的背景中走來，帶著光，帶著愛，給我精神滋養，讓我有信心面對現實。我喜歡去采訪現場，半世光陰路上忙，見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談不同的話題，都潛移默化影響著我。

記者：在央視這個又喜歡又投入的崗位27年，離開的時候會難過嗎？

敬一丹：不會，對我來說就是自然而然，按部就班。我做好了這種準備。臨退休前一年，我開始回望自己的職業生涯，我要給自己寫個“述職報告”，這就是2015年出版的《我遇到你》。這本書出版十年了，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的學弟學妹還在看。為什么？因為這不只是一個人的職業記憶，也是媒體發展史的側記。媒體發展史可以從教科書里讀，也能從個人記錄中讀，《我遇到你》可以為年輕同行提供一些參照。最近十年，我的讀書和寫書是融在一起的。我在讀別人的書，也在寫自己的書。《走過》是我的第十本書，也是我所有書里，最有松弛感的一本。這本隨筆集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軸，以走過的東西南北為空間點，時空交叉中記錄下心動的時刻。當我把近年的新媒體實踐和體驗寫進《走過》時，我想，這本書所呈現的狀態，也可以理解為：走著。

記者：以不同的方式溝通表達，您感覺有什么不同？能談談您的閱讀和寫作嗎？

敬一丹：媒體人可以有不同方式的表達，適合哪種就用哪種。我在話筒和鏡頭前說的話、傳達的內容多半是公共話語，而文字表達更有個人色彩、更有沉淀感。特別是退休后寫的書，很多內容是懷舊的。

《那年那信》是一部書信體作品，我父母保留的家信有1700封，不同年齡重讀家信，有不同的感慨，當父母年邁將告別人世時，我越發認識到這些信件無比珍貴。這些信只是千家萬戶中的一家人的信，是民間記錄的小碎片，但碎片拼接起來，就還原了社會圖景。這本書的書名《那年 那信》，“信”是小家的，“年”是大家一起走過的歲月。從父母相遇到四世同堂，跨越了68年，社會變化巨大，這些樸素的文本有一種獨特的記錄和認識價值。后來，我把自己中學生、知青、研究生時期的四封信捐給了家書博物館。

我還和我的大學同學一起寫了一本書：《我 末代工農兵學員》，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回憶知青歲月和求學經歷。年輕人不知道什么是工農兵學員，是因為親歷者沒有告訴他們，如果那一段歷史在他們視線里是模糊的，那就是我們該做的事情沒有做，代際溝通是互相解詞。書的封面有一句話：趁著我們還沒有忘記，留給孩子。這本書收藏在母校的校史館。

面對至親告別時，人會非常自然地思索生命。在父母走向生命至暗時刻時，我和他們有過深度交流和溝通。母親走后，我寫了《床前明月光》。面對生死的時候，人往往是孤獨無力的，讀這些書，我得到啟發和幫助，書給我一種精神的力量，幫助我直面生命歷程。我媽媽用最后的生命時光給我上了一堂生命課，怎么老去，怎么面對告別，怎么和孩子談生死……寫作不僅是回味失去至親的眼淚和痛苦，還有更多的對于生的思索。

記者：在您的生命中讀書和寫書是互相影響的——愛讀書是受誰的影響？

敬一丹：我媽特別在乎文字。她第一次見到我爸爸時，他正在讀書。在我媽心里讀書就是最美的樣子、是最好的事情，這個傾向對我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上世紀60年代時父親就給我們四個孩子訂雜志。我媽媽說，報紙副刊的故事孩子們也可以看，或者可以訂一本雜志，四個孩子輪流看。但我爸爸堅持給姐姐訂了《中國少年報》，我是《兒童時代》，弟弟是《小朋友》。郵遞員送來報刊，我們拿著花花綠綠的雜志，在院里小朋友羨慕的眼光中跑回家，特別滿足。我父親在家里手不釋卷，那形象，無聲地影響到我們。

記者：剛才您談到的《那年那信》，也和母親的珍惜文字有關吧？

敬一丹：我媽媽珍惜一切家人的文字，她把家人離散時的信做了整理裝訂，編輯成冊，交還給兒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幼小的孩子們還能看這些泛黃的信嗎？我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做了一場接力，以信中信的方式結構，融入信中背景，把這些信件故事化了。

我珍惜著父母的珍惜，希望讓日漸無力的媽媽得到精神慰藉，出書之后我內心安寧，《那年那信》是我媽讀的最后一本書。后來爸爸得了阿爾茨海默癥，不能看書了，我們仍習慣推著輪椅帶他去書店。他在書架上那么多書中，發現了《那年那信》，他停下來，指給我看。我流淚了。

記者：您現在讀什么書？也會圍繞寫作選擇相關的讀物？

敬一丹：熊景明的《長輩的故事》、梁鴻的《要有光》。我在寫《那年那信》的時候讀齊邦媛的《巨流河》，是寫時代背景下的家族命運，非虛構比虛構的故事更有啟發意義。阿那亞社區就有一個家史群，交流自己長輩的故事。讀的雖然是別人家的故事，但在讀的過程中認識了共同的大時代。我喜歡讀這一類作品，而且更傾向于女作家的作品。

記者：《走過》中還提到《讀者》曾作為枕邊讀物。您的枕邊書還有哪些？

敬一丹：我的枕邊書多半是和二十四節氣有關的。比如說氣象先生宋英杰寫的《二十四節氣志》就是一部“氣象百科全書”，我把它當成工具書。十幾年前我做過新媒體音頻傳播，就是朱偉的《微讀節氣》，是他在微博發表的節氣主題短文，后來和年輕人合作《節氣·長城》融媒體節目，對我來說也是新體驗。“節氣”和我同在，半個月一次的節奏，不疾不徐，成了我的生命節奏。

記者：您在文學作品里看到過您自己嗎？最有共鳴的是哪一本書？

敬一丹：我在《班主任》里看到我自己。上大學的時候，我讀到劉心武的《班主任》，女主人公謝惠敏是團支部書記，特別自律，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別人，相信一切印出來的東西。老師說團組織生活不一定念報紙，也可以爬山。謝惠敏說，爬山叫什么組織生活？我們讀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到農村的時候，她看到一個男生手里拿著麥穗，就批評說，你怎么能帶走貧下中農的麥子？得送回去！那個男生不服氣，說要拿回家給家長看看麥子長得有多棒。最后謝惠敏還是把麥穗還給了農民。看了小說之后我想，我就是謝惠敏。我在少年時代相信一切印出來的文字，心里從來沒有問號，天真爛漫也不屬于我，我就是缺少獨立思考的“小大人”。劉心武的小說觸動了我，使我有了自省，難忘那個時代的閱讀幫助我成長。

記者：面對海量的圖書，您怎么選擇？

敬一丹：對我來說紙質書和電子書是互補的。手機里看到的信息有點導讀的意味，看到有興趣的、值得細讀的就找紙質書來讀，需要泛讀的就在手機上讀了。這兩種閱讀，不是非此即彼，是互補的。

記者：在不同年齡階段，您讀書的傾向有什么不同？有什么難忘的記憶？

敬一丹：我青年時期喜歡看傳記、讀小說，中年以后喜歡看非虛構。在應該讀書的年齡，我經歷了書荒年代。《走過》中有一篇《53年 同一個圖書館》，寫到我中學時無書可讀，圖書館是封閉的狀態，不封閉的話那些書可能被燒毀、被批判。黑龍江圖書館要倒庫，需要學生幫忙整理圖書，我才有機會走進圖書館，發現竟然有這么多書！我第一個反應是，這些書我能看嗎？這不都是被批判的“毒草”嗎？比如《紅樓夢》《簡·愛》《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每天收工，我們可以悄悄拿書回家，讀了這些書讓我看到了書海的邊緣。書荒年代圖書館給了我光，53年后，我去尋找那個書庫，我不想忘。

據《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