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勝:綠色目標下如何平衡鄉村的當下需求與未來發展

陳文勝.綠色目標下如何平衡鄉村的當下需求與未來發展[J].中國鄉村發現,2025,(04):19-25.

在中國式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戰略深度協同的背景下，綠色發展已成為破解鄉村“發展赤字”與“生態赤字”雙重困境的必然要求。鄉村既是生態保護的關鍵載體，也是民生訴求的集中體現，正面臨綠色轉型長期投入與即時回報的時間錯配、生態目標與鄉土邏輯的文化張力、國家戰略與基層實踐的治理落差三重矛盾。如何通過制度創新與治理優化，實現鄉村發展中“當下生存保障”與“未來生態增值”的動態平衡，既是推進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也是探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轉化路徑的關鍵所在。

一、綠色發展的宏大敘事與鄉村現實的微觀張力

全球氣候治理與中國“雙碳”目標構建了綠色發展的宏觀坐標系，而鄉村作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其現實需求與戰略目標間的適配性矛盾逐漸凸顯，形成“宏大敘事、微觀實踐”的張力場域。這種張力是全球生態治理議程、國家綠色戰略與鄉村地方性知識、生存倫理之間的互動與碰撞，需從多維度解析其生成邏輯。

(一)從全球氣候治理到中國“雙碳”目標下綠色發展趨勢

從全球治理看，《巴黎協定》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各國將綠色低碳轉型納入國家戰略，形成生態保護、能源革命、產業升級的全球協同邏輯。在此背景下，鄉村的生態價值被重新定義。作為全球碳循環的關鍵節點，農牧業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10-12%，同時承載著森林碳匯、濕地固碳等生態功能，成為國際生態合作的重要場域。這種全球治理議程對鄉村的“生態賦責”，既為發展中國家鄉村帶來生態補償機遇，也使其面臨“生態保護優先”與“經濟發展追趕”的雙重壓力。

從中國戰略看，“雙碳”目標并非單純的環境承諾，而是重構城鄉發展格局的制度杠桿。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明確要求強化鄉村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從而將鄉村納入能源、產業、城鄉協同降碳體系，使鄉村的生態功能與生產功能實現雙重升級。一方面，森林、濕地等生態資源成為“可量化、可交易”的生態資產，如浙江“兩山銀行”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將鄉村林地碳匯轉化為可交易的“生態股權”。另一方面，綠色農業、生態旅游等產業成為連接城鄉要素的紐帶，反映了鄉村在國家綠色戰略中的樞紐地位。

這一趨勢突破了傳統“增長優先”的發展方式，使鄉村生態資源不再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而是可轉化為經濟資本的“生產要素”。但需警惕“生態殖民主義”的潛在風險：部分發達國家將高耗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鄉村轉移，卻要求其承擔更多生態保護責任，這種“生態負擔轉移”違背了全球生態治理的公平原則，也為中國鄉村綠色發展提出了“自主轉型”的時代要求。

(二)鄉村場域中未來綠色轉型與當下民生訴求的現實矛盾

鄉村綠色轉型的成本、收益時間錯配，構成民生訴求與生態目標沖突。從成本端看，綠色轉型需投入大量沉沒成本，且具有周期剛性。在湖南的“美麗屋場”建設中，單村的污水管網、垃圾分類系統等環保設施投入平均達80萬元，且生態產業培育周期大多需3年以上，效益釋放存在顯著滯后性。從收益端看，鄉村當下民生訴求呈現“生存性”特征，部分欠發達鄉村仍依賴粗放養殖等傳統高耗能產業，如果強行關停此類產業而缺乏民生兜底，就會異化為犧牲鄉村發展的生態運動，將直接激化“要生態”與“要吃飯”的短期對立。

這種矛盾在資源稟賦差異顯著的鄉村場域更易激化，如那些因地形限制的鄉村，綠色產業選擇空間狹窄，若政策強制推行統一模式，可能導致生態雖改善而民生卻惡化的治理悖論。根據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論點，貧困鄉村的決策邏輯以安全第一為核心，村民更傾向選擇低風險、即時收益的傳統產業，而非高風險、長期回報的綠色產業，這一矛盾本質是“生態理性”與“生存理性”的沖突。

(三)如何在鄉村層面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時間偏好沖突

可持續發展的時間偏好本質是代際公平與即時利益的價值平衡，其核心矛盾在于鄉村短視偏好與綠色發展長期屬性的不匹配。從村民認知維度看，這種短視偏好源于三重因素：風險抵御能力薄弱，村民難以承受綠色轉型的短期成本；認知局限，受差序格局影響，村民更關注家庭即時收益，如子女教育、老人醫療等，對“碳匯分紅”“生態旅游溢價”等長期收益缺乏信任；信息不對稱，基層政府對綠色政策的宣傳多停留在宏觀敘事，未將長期收益轉化為村民可感知的“具象福利”。

綠色發展的長期目標若脫離鄉村當下實際，易被視為“遠水解不了近渴”。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利益協調，讓村民看到綠色轉型的即時效益與長期價值，成為調和這一沖突的關鍵所在。

二、鄉村綠色轉型中未來與當下的沖突表象與深層根源

鄉村綠色轉型的沖突并非單純的生態與經濟對立，而是制度設計、文化慣性與治理結構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從表象看是需求與目標的矛盾，從根源看則是鄉村發展能力、文化適配性和治理體系與綠色目標的不匹配，需從結構、文化、主體三維框架解析其生成機理。

(一)綠色投入的長期性與民生改善緊迫性的矛盾

綠色產業的周期剛性與民生需求的即時性形成結構性張力，其深層根源是鄉村“發展能力赤字”。欠發達鄉村缺乏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收益的能力，只能依賴傳統高耗能產業維持生計。

從產業規律看，綠色產業的周期剛性具有不可逾越性。生態旅游需經歷資源整合、設施建設、市場培育三階段，短期內難以產生收益，且受自然條件影響收益波動較大。這種長周期、高風險特征，與鄉村短周期、穩收益的民生需求形成沖突。

從能力維度看，鄉村“發展能力赤字”體現在三方面。技術能力不足，農戶缺乏生態種植、有機養殖等綠色技術；品牌運營能力薄弱，鄉村生態農產品因缺乏品牌包裝，只能以“初級產品”低價出售；市場對接能力欠缺，小農戶難以接入城市高端消費市場。這種能力不足使鄉村綠色產業投入高、產出低，進一步加劇長期投入與即時回報的結構性矛盾。

鄉村的貧困不僅是收入貧困，更是能力貧困，綠色轉型需先提升鄉村的生態產業轉化能力，而非單純要求其承擔生態保護責任。

(二)生活方式變革的漸進性與傳統習慣依賴性的矛盾

低碳生活推行的“文化抵觸”，是現代文明與鄉土規范的路徑依賴沖突，是政策設計忽視鄉土知識的主體性，將鄉村傳統習慣簡單視為“落后行為”，而未認識到其中蘊含的生態智慧與文化價值。

從文化人類學視角看，鄉村生產生活習慣是嵌入熟人社會的文化符號，具有情感與功能雙重屬性。柴火灶不僅是烹飪工具，更是鄉村家庭團聚的情感載體，如“圍爐做飯”是春節團聚的重要場景；垃圾隨意丟棄源于鄉土社會無邊界的空間認知，因為傳統鄉村缺乏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明確劃分，村民認為村莊所有空間都是自家院子，與城市的空間邏輯存在本質差異。強行改變這些習慣，易引發村民的“文化抵觸”，如有些地方曾強制推行柴火灶改液化氣，卻未考慮村民經濟承受能力。

從政策設計維度看，矛盾源于現代性暴力。政策制定者以城市文明為標準，將鄉村傳統視為待改造的對象，忽視鄉土知識的生態價值。事實上，鄉村傳統習慣蘊含豐富的生態智慧。如農家肥的循環農業模式，實現了資源零浪費；“輪耕休耕”制度，如水稻、油菜輪作有效保護了土壤肥力。這些智慧與現代低碳技術結合，可形成傳統與現代協同的低碳模式。

(三)政策執行的單向度與村民參與主體性的矛盾

“自上而下”的政策邏輯與鄉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存在制度性脫節，其深層根源是鄉村治理權失衡。基層政府掌握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主導權，村民被排除在治理體系之外，形成“政府干、群眾看”的治理懸浮。

從治理結構看，部分綠色政策仍延續壓力型體制特征。上級政府將“綠化率”“減排量”作為硬性考核指標，如要求“2025年前所有村莊完成垃圾分類全覆蓋”，導致地方政府忽視鄉村實際，推行“一刀切”政策。這種指標導向的執行邏輯，易引發象征性執行。為完成綠化率指標，強制要求農戶在菜地種樹，引發農戶強烈不滿；為降低“秸稈焚燒率”，安排網格員24小時巡邏，卻未提供秸稈回收渠道，最終導致農戶將秸稈偷偷倒入河道。

從參與機制看，村民缺乏綠色政策的話語權。在政策制定階段，村民參與渠道有限，綠色政策多由政府閉門制定；在政策執行階段，村民缺乏監督反饋權，環保標準若脫離實際，易引發政策規避。

這一矛盾是科層制治理與鄉土自治沖突的體現。鄉村生態資源作為“公共池塘資源”，其有效治理需依賴使用者參與，而非單純的行政指令。

三、構建兼顧時空效益的鄉村韌性發展框架

鄉村綠色發展的韌性框架需突破“二元對立”思維，通過范式轉換、工具創新與主體培育，實現當下需求與未來發展的動態平衡。核心是構建生態、經濟、社會協同的治理體系，既回應鄉村的即時民生需求，又保障綠色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體現“韌性治理”理論對風險抵御、適應轉型、創新發展的三重要求。

(一)從“零和博弈”到“協同共生”的范式轉換

范式轉換的關鍵是挖掘生態、經濟協同的價值節點，構建當下獲益、未來增值的共贏路徑。通過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相互賦能，打破犧牲一方成就另一方的慣性思維，形成生態改善、經濟增長、民生提升的良性循環。

從產業融合視角看，應構建“生態+”全產業鏈模式。以“生態+農業”推廣“光伏+農業”“稻蝦共作”等模式，將短期補償轉化為長期收益。以“生態+文旅”將生態資源與文化資源結合，如浙江遂昌縣通過“碳匯交易+生態旅游”，讓村民既獲得碳匯分紅的當下收益，又共享旅游增值的未來收益。以“生態+康養”將森林、溫泉等資源發展成為高端康養產業，實現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關鍵是實現生態資源增值，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既保障農戶即時收入，又培育長期可持續的生態產業。

從空間治理視角看，要依托縣域構建城鄉生態共同體。縣域作為“城尾鄉頭”的樞紐，可通過城市反哺鄉村機制，將城市生態消費需求轉化為鄉村發展動能。一是生態產品定向采購，如通過“機關食堂+鄉村生態基地”對接。二是生態補償橫向轉移，如江河流域上下游市縣簽訂“生態補償協議”，下游城市按水質達標情況向上游保護地區支付補償資金。三是生態人才雙向流動，鼓勵城市科技人才下鄉指導綠色產業。通過城鄉協同模式，解決鄉村綠色產業的市場對接難題，為城市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實現城鄉生態價值共創。

通過生態產業融合，鄉村可實現生態不退化、經濟能增長的雙贏。但需警惕生態資本化的異化風險，若過度強調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可能導致生態保護商品化。因此需建立生態紅線、經濟收益的雙重約束，確保范式轉換不偏離綠色發展本質。

(二)設計短期激勵與長期回報相結合的治理工具

治理工具的創新需兼顧即時獲得感與長期穩定性，構建多元協同的政策體系，關鍵是通過制度設計降低綠色轉型的風險與成本，提升村民參與的積極性與可持續性。

從生態價值實現維度看，碳匯交易是連接短期與長期的關鍵紐帶。一是碳匯收益即時變現。將鄉村林地碳匯轉化為可交易的“碳票”，村民可通過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出售碳匯。二是碳匯收益與長期貢獻掛鉤。對連續參與生態保護的農戶，碳匯交易溢價比例提升，形成長期保護、更高收益的激勵邏輯。三是碳匯+生態補償協同。將碳匯交易收益按照一定比例納入村級生態補償基金，用于補貼生態脆弱區農戶。這種工具設計的核心是“生態價值貨幣化”，讓村民直觀感受到保護生態能賺錢，調和短期與長期利益。

從金融支持維度看，要創新低門檻、高適配的綠色金融產品。一是生態信貸擔保。引入村集體為農戶綠色產業貸款擔保，如設立“林權貸”，農戶以林地經營權質押，村集體提供擔保。二是貼息+延期還款。對綠色產業創業者提供“前3年免息，后5年低息”的貸款政策。三是生態保險。開發“生態產業氣象指數保險”“碳匯損失保險”，如針對油茶種植戶，若因自然災害導致油茶減產，保險公司按碳匯損失金額給予適度比例的賠付，降低綠色產業風險。這些金融工具的創新，通過風險共擔實現政府、銀行、村集體的協同，降低農戶參與綠色轉型的風險成本。

從補償機制維度看，要建立動態化、差異化的補償體系。一是建立“三維動態補償模型”。將補償標準與生態產品供給量如水源涵養量、質量如水質達標率、區域經濟水平如人均GDP等掛鉤，每3年評估調整一次。二是補償方式菜單化。除資金補償外，增加為生態脆弱區提供土壤修復技術的技術補償、定向培養生態管護人才的能力補償、援建污水處理設施的設施補償，滿足不同區域需求。如湖南湘西側重生態產業技術補償，洞庭湖區域側重防洪設施補償。三是補償資金反哺民生。縣級政府應將生態補償資金的主要用于農村醫保補貼、生態崗位開發等民生改善。

通過制度安排，讓村民的個人理性與綠色發展的集體理性趨于一致，既保障村民當下利益，又推動鄉村長期綠色轉型。

(三)培育以村民為主體的內生型綠色轉型模式

內生型模式的核心是激活村民主體性，構建參與、賦能、共享的治理機制。通過權利、能力、利益的三重賦能，讓村民從綠色轉型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創造者，確保鄉村綠色發展兼具可持續性與公正性。

在參與式規劃層面，要賦予村民政策話語權。一是議事前置。在綠色項目立項、方案設計階段，通過村民議事會、屋場懇談會等形式，充分吸納村民意見，如在生態旅游項目規劃中，讓村民自主選擇開發強度，如是否建設民宿、游客承載量，避免政府規劃、村民反對的困境。二是鄉土化表達。將政策宣講轉化為方言解讀與案例教學，通過村民現身說法，降低認知門檻。三是數字參與。搭建“生態議事數字平臺”，允許外出務工村民通過視頻連線參與村莊生態決策。這種參與機制主要讓村民真正成為鄉村生態資源的主人，而非政策的被動接受者。

在能力賦能層面，要針對性提升村民綠色技能。一是分層培訓。對青壯年開展生態種植、電商運營等技能培訓，對中老年開展環保設施運維，如垃圾分類、污水處理設備操作等簡單技能培訓，對鄉村治理者開展綠色政策解讀、產業規劃能力培訓。二是實踐賦能。建立“生態技術示范基地”，如在每個村培育10戶“綠色示范戶”，通過現場教學讓村民直觀學習有機種植、病蟲害綠色防控等綠色技術。三是跨界交流。組織村民到綠色轉型先進地區考察學習。能力賦能的關鍵是讓村民具備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收益的能力，從想參與變為能參與。

在從利益共享層面，要構建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一是股份合作。推行“村集體+合作社+農戶”模式，村民以土地、勞動力入股，共享經營收益。二是溢價共享。對標注生態認證的有機茶、綠色蔬菜等農產品，在銷售環節提取一定比例的溢價資金納入村級生態基金，用于補貼農戶生態如有機肥采購的種植投入。三是崗位優先。綠色項目開發的護林員、民宿服務員等就業崗位優先聘用本村村民，尤其是脫貧戶、監測戶。利益共享主要是讓村民從綠色轉型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形成保護生態有收益、參與轉型有動力的良性循環。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