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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妻子嫁我9年,她回家后失聯,銀行柜員卻說:有人給您留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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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韓國妻子嫁我9年沒回過家,我給她42萬回家探親后失聯15年。去銀行銷戶時,柜員卻說:先生,有人給您留了言,要看嗎?



2026年2月16日,農歷丙午馬年的除夕。

濱海市的晚風帶著海腥味,從對岸的仁川港吹過來,刮在臉上像砂紙打磨過一樣粗糙。

陳建國把那件洗得發白、袖口磨出毛邊的舊夾克裹緊了些,伸手推開了二舅趙德柱家的防盜門。

一股混合著紅燒肉香氣、白酒味和嘈雜人聲的熱浪瞬間撲面而來。這種屬于節日的喧囂與溫暖,本該是讓人心安的,對他來說,卻像是一場持續了十五年的公開處刑。

“建國來了!快進屋,就等你動筷子了!”二舅趙德柱那洪亮的嗓門在客廳里炸開。

陳建國看見,原本圍坐在圓桌旁高聲談笑的幾個親戚,在他出現的那一刻,聲音像是被掐斷了。他們的眼神里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躲閃,隨即又熟練地切換成那種他早已習慣、卻依舊感到窒息的同情。

他扯了扯嘴角,算是打過招呼,默默地在桌角預留的空位上坐下。桌上擺滿了豐盛的年夜飯,油燜大蝦、醬牛肉、清蒸鱸魚,熱氣騰騰。他沒有動筷,徑直拿起桌上的“古井貢”白酒,給自己的杯子斟滿,仰頭便灌下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體像一條火線,從喉嚨一直燒到胃里。只有這種灼燒感,才能讓他暫時忘卻心中那片無邊無際的空洞。

“建國啊,”大姨劉桂蘭終究是按捺不住,她一邊剝著開心果,一邊將身體朝他的方向傾了傾,“我聽你表姐說,你那片的老廠區宿舍開春就要拆遷了?這可是天大的好事。你也別再守著那個破地方了,等拆遷款下來,正經再置辦一套。你今年都四十八了,再不找個伴兒,往后老了連個端茶遞水的人都沒有。”

陳建國握著酒杯的手指收緊了些,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他沒有作聲,只是垂下眼簾,夾起一塊魚肉,機械地送進嘴里,味同嚼蠟。

“就是啊,建國!”二舅趙德柱喝得滿臉通紅,他放下酒杯,手掌在桌上拍得“砰”一聲響,“你大姨說話直,但理是這個理。你說那個……那個金秀賢,走了足足十五年了!十五年,一個孩子都能上大學了!她要是心里有你,有這個家,早就該回來了。我們都曉得你這人重情義,當初把身家性命都給了她……”

他重重地嘆了口氣,話語里滿是恨鐵不成鋼的惋惜,“嗨!說到底還是你太實誠,把人想得太好了。”

“二舅,喝酒。”陳建國抬起頭,拿起酒瓶給趙德柱的杯子續上,試圖用這個動作打斷他的話。

“不喝!我這心里頭堵得慌!”趙德柱卻把杯子往旁邊一推,酒勁上涌,聲音也拔高了八度,“當初我就跟你說過,人心隔肚皮,更別說隔著國界了!那個韓國女人是長得跟電視劇里走出來的一樣,可心也野啊!拿著咱們老陳家好不容易攢下的家底一走了之,把你一個人撇在這兒喝西北風,這叫什么事?也就是你這個傻小子,還年年跑去出入境管理局打聽,托人去韓國問消息,人家背地里不把你當傻子看嗎?”

整個屋子的嘈雜聲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

所有人的目光,或同情,或鄙夷,或好奇,像無數根細密的針,齊刷刷地刺向他的后背。

陳建國不怪二舅。這十五年里,類似的話他聽了無數遍,耳朵早已磨出了厚厚的繭。從最初的暴怒和徒勞的辯解,到后來的麻木與死寂般的沉默,他已經習慣了扮演這個“癡情傻子”的角色。

可他心里的那道傷疤,從未真正愈合。

金秀賢不是那樣的人。他比誰都清楚。

他閉上眼睛,腦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現出她第一次跟著自己回濱海市鄉下老家時的情景。那時的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濘不堪,她穿著一雙不合腳的解放膠鞋,踩得滿腿是泥,卻毫不在意。黑色的長發被風吹得有些凌亂,她回過頭,那雙清澈的眼睛在陽光下像最純凈的湖水,笑著對他說:“建國,我不累,我們回家。”

那樣的笑容,那樣的眼神,怎么可能是一個騙子裝得出來的?

但現實的耳光,一次比一次響亮。

十五年,那個曾經熟悉的電話號碼變成了空號,所有寄往首爾的信件都石沉大海。那個人,連同那四十二萬現金,徹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我吃好了,你們慢用。”

陳建國再也坐不住了。他放下手中的筷子,在眾人復雜的目光中站起身,幾乎是逃一般地離開了那個充滿人間煙火,卻唯獨容不下他心事的屋子。

回到那棟即將被夷為平地的筒子樓,推開門,一股塵封已久的霉味和灰塵的氣息撲面而來。屋內的陳設依舊是他和金秀賢生活了九年的模樣,墻上那個鮮紅的“囍”字剪紙,如今已褪色發黃,邊緣卷曲。

他頹然地坐在那張他們相擁而眠了無數個夜晚的雙人床上,手掌撫過那個已經被歲月壓得扁平干硬的枕頭,積攢了一晚上的情緒終于崩潰。

滾燙的淚水,無聲地滑落。

“秀賢,你到底在哪兒啊……”

第二天清晨,陳建國被一陣粗暴而急促的砸門聲從混沌的睡夢中驚醒。

打開門,門外站著的是周志剛,他當年的創業伙伴,也是這十五年來,唯一一個從不在他面前提“騙子”二字的朋友。

周志剛手里提著一瓶“衡水老白干”和一只剛出爐的熏雞,香氣在清冷的空氣里顯得格外誘人。

“老陳,聽說你這兒要拆了?我過來瞧瞧,有啥要幫忙的盡管開口。”周志剛大步走進屋,將東西往那張積了薄薄一層灰的方桌上一放,環視了一圈這間陳舊的小屋,忍不住嘆了口氣,“這地方,總算是要沒了。可這里頭,有咱們哥倆最風光,也最落魄的日子啊。”

陳建國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從廚房里找出兩個落了灰的玻璃杯,用水沖了沖,給兩人都倒上水。

“是啊,要拆了。再不拆,我也沒力氣守了。”

周志剛拉過一把吱呀作響的木椅子坐下,眼神有些迷離,顯然是陷入了對往昔的追憶。

“還記不記得咱們剛開始在濱海港口倒騰海鮮那會兒?那是九十年代末,咱倆兜比臉都干凈,大冬天在碼頭跟那幫韓國人驗貨。零下二十多度,凍得跟三孫子似的,哈出來的氣都能在眉毛上結霜。”

“怎么不記得。”陳建國點燃一根煙,煙霧升騰,那些艱苦卻充滿希望的歲月仿佛就在眼前。

那時候,金秀賢剛嫁給他不久。

她原本是青島一所大學的交換生,來濱海市寫生。陳建國騎著他那輛破舊的“二八大杠”自行車送貨,為了躲一個小孩,不小心撞翻了她的畫架。一段啼笑皆非的跨國情緣,就此展開。

她不顧遠在首爾的家人的激烈反對,義無反顧地在濱海市跟他領了結婚證。

周志剛感慨萬千:“那時候秀賢可是咱們圈子里的一道傳奇啊。人長得漂亮不說,腦子還好使。咱們倆韓語都是半吊子,跟那幫高麗棒子談生意,十次有八次被坑。后來秀賢來了,往那一站,一口流利標準的韓語,邏輯清晰地幫咱們分析合同,爭取利益。要不是她,咱們那個小小的‘中韓水產’,根本不可能從那么多倒爺里殺出來。”

陳建國沉默地點了點頭,心臟傳來一陣熟悉的抽痛。

是啊,那時候的日子太苦了。

他們租住在最便宜的地下室里,潮濕陰冷。金秀賢從小在首爾的公寓里長大,哪里受過這種罪,卻從未抱怨過一句。

他記得有一次,他跟韓國人喝酒談生意,喝出了急性胃穿孔,半夜被送到醫院。當時公司資金周轉不開,他身上一分錢都沒有。金秀賢二話不說,跑回家把她最珍愛的一幅油畫——那是她大學畢業時導師送給她的禮物,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一個畫商,才湊夠了手術費。

“建國,說句心里話。”周志剛喝了口水,眼神復雜地凝視著他,“秀賢對你的好,我們這些當兄弟的都看在眼里。她那時候天天晚上等你回家,給你準備好熱水泡腳,你那些被漁網劃破的衣服,都是她一針一線縫補的。她看你的眼神,是有光的,騙不了人。所以這些年,我打心底里不信她是那種卷錢跑路的女人。”

“可是……”周志剛話鋒一轉,語氣沉重起來,“可是人心是會變的,老陳。那時候咱們窮,她跟著你,可以說是為了愛情。后來咱們生意做起來了,手里有錢了,這人心隔著肚皮,誰又能說得準呢?”

陳建國猛地吸了一大口煙,被辛辣的煙霧嗆得撕心裂肺地咳嗽起來。

“老周,別說了。”他嗓音沙啞地打斷了朋友,“她沒變。”

“你怎么就這么擰巴呢?”周志剛的語氣里充滿了無奈和惋惜,“你好好想想,她可是整整九年沒回過家啊!一個姑娘,九年見不到自己的父母,心里能沒有怨氣嗎?搞不好她早就想走了,就是沒找到合適的機會。你倒好,最后親手把刀遞到了她手上……”

陳建國徹底沉默了。周志剛的話,精準地戳中了他內心最深、最痛的地方。

九年。

金秀賢將一個女人最寶貴的九年青春,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他,奉獻給了這個位于中國沿海的小城。

她陪著他從一個一窮二白的窮小子,變成了小有名氣的水產商人。日子越過越好,可陳建國知道,她眼里的光,在慢慢黯淡。

無數個深夜,他都能聽見她在衛生間里,借著水流聲壓抑著自己的哭泣。

她想家,想念那個遠在萬里之外的首爾,想念她那個據說十分嚴厲的警官父親和溫柔慈祥的母親。

但那時候的他太自私了,生意正處在上升期,每一個合同,每一次談判,都離不開金秀賢的翻譯和斡旋。

他總是抱著她,一遍遍地承諾:“秀賢,親愛的,再等等,等咱們的公司上市,我就陪你風風光光地回去,買最大的房子給你爸媽住。”

這一等,就是九年。

回憶如同決堤的洪水,瞬間將陳建國的理智淹沒。

送走了周志剛,他開始動手收拾這間即將不復存在的屋子。

他從床底下拖出一個沉重的樟木箱子,打開箱蓋,一股混合著樟腦丸和舊時光的氣息撲面而來。箱子里,整整齊齊地疊放著幾件款式已經過時的連衣裙,那是金秀賢最喜歡的幾件衣服,但她平時極少穿,只有在過節或者接待重要客戶時,才舍得拿出來。

在裙子下面,他摸到了一個硬硬的本子。拿出來一看,是一本泛黃的賬本。

陳建國顫抖著手翻開,上面用兩種文字——中文和韓文,密密麻麻地記錄著他們當年創業時的每一筆開支。

賬本的最后一頁,日期永遠地停留在了十五年前的那個秋天。

2010年的秋天。

那天,金秀賢接到了一個來自首爾的越洋長途。

電話那頭具體說了什么,陳建國聽不懂,但他清楚地看到,金秀賢掛斷電話后,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靈魂,順著墻壁滑倒在地,臉色慘白如紙。

“建國……我想回家。”她抬起頭,望著他,那雙美麗的眼睛里蓄滿了淚水,像決堤的湖泊,“我媽媽病了,很嚴重,醫生說……可能時間不多了。”

那一瞬間,陳建國的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他無法呼吸。

他清醒地意識到,他不能再等了。

什么公司,什么生意,什么未來,在生命的消逝面前,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

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那之前的一個月,他們公司遭遇了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他們最大的合作伙伴,一個青島的國營冷凍廠,突然宣布破產,欠了他們一大筆貨款遲遲無法追回,導致他們的資金鏈瞬間斷裂,還欠著韓國那邊供應商一大筆錢。

公司賬上所有的流動資金加起來,也不過六七萬塊。

這點錢,對于一趟昂貴的國際旅行,對于一筆未知的醫療費用,對于讓她在分別九年的家人面前能夠抬起頭來,簡直是杯水車薪。

那天晚上,陳建國在陽臺上站了一整夜,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透過玻璃窗,看著臥室內輾轉難眠、眉頭緊鎖的金秀賢,一個瘋狂的念頭在他腦中逐漸成型。

第二天,他瞞著金秀賢,獨自一人找到了公司最大的競爭對手,那個一直覬覦他們韓國供貨渠道的孫胖子。

“老孫,我的公司,連同所有的渠道和客戶,你接不接?”陳建國雙眼布滿血絲,開門見山地問。

正在泡茶的孫胖子愣住了,手里的紫砂壺都忘了放下:“陳建國,你沒發燒吧?你那個‘中韓水產’可是你的命根子!現在雖然困難,但緩過這陣子,還是能賺錢的!”

“一口價,四十二萬。”陳建國伸出四根手指,斬釘截鐵,“我只要現金,今天就要。”

在2010年,四十二萬,足以在濱海市中心買下兩套不錯的商品房,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筆巨款。

但陳建國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

孫胖子雖然滿心疑慮,但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他沒有理由拒絕。

當天下午,轉讓協議就簽好了。

陳建國提著那個裝滿了現金的沉甸甸的黑色旅行包,走出孫胖子的辦公室時,感覺自己的半條命也留在了那里。

回到家,他當著金秀賢的面,拉開旅行包的拉鏈,將那一捆捆嶄新的人民幣,全部倒在了床上。

金秀賢徹底驚呆了。

“建國,你……你從哪里弄來這么多錢?你是不是去借高利貸了?”她驚慌地抓住他的胳膊,聲音都在發抖。

“是干凈錢,你放心。”陳建國擠出一個笑容,將她緊緊摟在懷里,眼淚卻不爭氣地在眼眶里打轉,“公司我轉讓出去了。咱們不干了,這些年太累了。這些錢,你拿著。二十二萬給你媽媽治病,剩下的錢,你給自己和家人買些像樣的禮物。回去要風風光光的,別讓家里人覺得你在中國跟著我受了委屈。”

“那你呢?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嗎?”金秀賢緊緊地攥著他的手,指甲幾乎要嵌進他的肉里。

陳建國搖了搖頭。他的護照早就過期了,重新辦理需要時間。更何況,公司轉讓還有一大堆后續的爛攤子需要他處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沒說出口。他不想讓金秀賢的家人看到自己這副賣掉家當的落魄樣子。他想等自己東山再起,再以一個成功者的姿態,堂堂正正地去拜見他的岳父岳母。

“你先回去,照顧好媽媽最重要。等我這邊的事情都處理完了,我就去首爾找你。”他撒了一個連自己都不信的謊。

金秀賢抱著他,哭得撕心裂肺,在他耳邊用生澀卻無比真誠的中文,一遍遍地重復著:“我愛你,陳建國,我愛你。”

那個下午,秋日的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顯得格外刺眼。

陳建國親自把金秀賢送到了青島的流亭國際機場。

她拖著兩個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裝滿了陳建國為她準備的各種海鮮干貨和特產。她的懷里,則死死抱著那個裝有四十二萬現金的旅行包。

在進入安檢口前,她回過頭,深深地望著他。

“建國,等我,我處理完家里的事,最多一個月就回來。不管發生什么,我一定會回來找你。”

這是她留給他的,最后一句話。

金秀賢走了。

那間不大的屋子瞬間變得空曠而死寂,連空氣似乎都稀薄了幾分。

最初的一個星期,是陳建國那十五年里最甜蜜也是最后的回憶。他們每天都會通好幾個國際長途。

金秀賢在電話里告訴他,她已經抵達首爾,媽媽的病情比想象中更嚴重,已經住進了重癥監護室。

她說他給的錢是真正的救命錢,醫生說再晚幾天,后果不堪設想。

她說她很想他,想念他做的西紅柿炒雞蛋,想念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每天晚上都要抱著他的枕頭才能勉強入睡。

聽到這些,陳建國覺得自己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

沒了公司,沒了積蓄,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她和她的家人平安,他就心滿意足了。

然而,命運的轉折,發生在第十天。

那天,陳建國像往常一樣,算好時差撥通金秀賢的電話,聽筒里傳來的卻不再是熟悉的“喂”,而是冰冷的韓語提示音,他找人翻譯過,是“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他安慰自己,或許是她在醫院里忙碌,手機沒電了。

第二天,他再打,依舊是關機。

第三天,第四天,一個星期過去,那個號碼始終處于無法接通的狀態。

一種不祥的預感,如同藤蔓般死死纏住了他的心臟,讓他喘不過氣來。

他開始瘋狂地撥打那個號碼,白天打,晚上也打,不分晝夜。直到有一天,聽筒里的提示音變成了他能聽懂的中文:“您所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陳建國徹底慌了。

他找到了以前做外貿生意時認識的朋友,托他們在首爾的關系幫忙打聽金秀賢的消息。

可是首爾那么大,他只知道金秀賢家所在的一個大概區域,連具體的街道和門牌號都說不清楚——以前他們通信,地址都是寄到她家附近的一個郵局代收點。

一個月過去了,杳無音信。

兩個月過去了,石沉大海。

半年過去了,人間蒸發。

流言蜚語,開始像病毒一樣在濱海市這座小城里瘋狂蔓延。

“聽說了嗎?陳建國那個傻子,把公司賣了換錢給那個洋媳婦,結果人家一去不回,把他給甩了!”

“我早就說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人家回到自己的國家,天高皇帝遠的,誰還記得你這個中國的窮小子?”

“四十二萬啊!我的天,那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換成是我,我也跑了!”

這些閑言碎語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反復捅在他那顆本就鮮血淋漓的心上。

他不信,他一個字都不信。

他去公安局報案,接待他的民警同情地看著他,告訴他這種跨國失蹤,而且涉及到自愿贈與的大筆金錢,幾乎沒法立案。如果是她自己有意躲藏,或者……在國外遭遇了什么不測,他們也無能為力。

陳建國賣掉了家里最后一點值錢的東西,又跟周志剛借了些錢,買了一張飛往首爾的機票。

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但他還是去了。他只有一個念頭,他要找到她,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在那個巨大而陌生的城市里,他像一只無頭蒼蠅,拿著金秀賢的照片,在明洞,在弘大,在每一個地鐵站口,逢人就問。

回應他的,只有一張張冷漠或不耐煩的面孔,和一串串他聽不懂的韓語。

身上的錢很快花光了,他晚上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被幾個醉醺醺的流浪漢搶走了身上唯一厚實的外套。

在異國的街頭凍得瑟瑟發抖時,他才第一次真正體會到,當年金秀賢一個人留在中國,需要多大的勇氣。

最后,是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在一個地下通道里發現了他,并將他遣送回國。

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陳建國心中最后一絲光亮,也徹底熄滅了。

回來后,他大病了一場,高燒不退,整個人瘦得脫了形。

病愈后,他仿佛變了一個人。

他不再跟人說笑,也不再想著東山再起,就在附近的小區找了個保安的工作,日復一日地守著那間空蕩蕩的老房子,守著那個永遠打不通的電話號碼。

這一守,就是十五年。

紛亂的思緒被拉回到現實。

這間小屋里的東西,已經被他收拾得七七八八。那個承載了太多回憶的樟木箱子,被他搬到了門口,準備明天讓收廢品的人拉走。

就在他清理書柜最底層那些落滿灰塵的舊書時,一本紅色的存折,從一本厚厚的《中韓大詞典》里滑落出來,掉在了地上。

陳建國彎腰撿起,拍了拍上面的灰塵。

這是一本建設銀行的老式存折,封皮已經因為年深日久而微微卷曲。

他盯著這本存折,愣了好幾秒。他認得這個存折,這是當年他和金秀賢剛結婚時,一起去銀行開的戶。

那時候他們有過一個甜蜜的約定,每個月無論生意是賺是賠,都要雷打不動地往這個存折里存一百塊錢,作為他們未來的“養老金”。

后來生意越做越大,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再加上金秀賢的離開,這個曾經象征著他們對未來美好期盼的存折,就這樣被他徹底遺忘了。

他顫抖著手翻開存折,里面的紙張已經泛黃。最后一筆存款記錄,停留在十六年前,賬戶的余額顯示是一千九百五十三塊八毛。

“還得去一趟銀行才行……”陳建國嘆了口氣。

老房子要拆遷,所有相關的戶口、水電、燃氣賬戶都必須注銷干凈,不然會影響到后續拆遷款的發放。

雖然錢不多,但終歸是他們曾經共同生活過的又一個證據。取出來,買兩條好煙,或者干脆買些紙錢,燒給這死去的十五年青春,也算是有個了結。

當天下午,陳建國揣著存折和已經有些破舊的身份證,走進了離家最近的一家建設銀行網點。

大廳里人聲鼎沸,取號機吐出的小票顯示,他前面還有三十多個人在排隊。

他找了個角落的硬塑椅子坐下,麻木地看著叫號屏幕上滾動的數字,聽著周圍的人討論著股票基金、理財產品的漲跌。

這里是現實的世界,每一寸空氣里都彌漫著金錢和欲望的味道。

而他,像一件被時代淘汰的舊物,與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漫長的等待后,擴音器里終于叫到了他的號碼。

陳建國走到三號柜臺前,將存折和身份證從窗口下方的凹槽里遞了進去。

“同志,你好,麻煩把這個折子銷戶,里面的錢全部取出來。”他對柜臺里那個年輕的姑娘說。

里面的柜員是個二十出頭的女孩,臉上還帶著未脫的稚氣,看樣子是剛參加工作不久。

她接過存折,看到那泛黃的封皮時,好看的眉頭下意識地蹙了一下,似乎在嫌棄這東西的古老。

“這么老的存折了啊,磁條肯定失效了,我得手動給您錄入賬號。”女孩一邊小聲嘟囔著,一邊伸出纖細的手指,在鍵盤上敲擊起來。

陳建國百無聊賴地望著柜臺玻璃上貼著的“防范電信詐騙”宣傳海報,心里盤算著晚上是吃一碗泡面,還是去樓下的小飯館點個炒菜。

突然,清脆的鍵盤敲擊聲戛然而止。

這停頓來得十分突兀,并且持續了將近十秒鐘。

陳建國感到有些奇怪,他抬起頭,望向柜臺里面。

只見那個年輕的柜員正直勾勾地盯著電腦顯示屏,眼睛瞪得溜圓,嘴巴微微張開,臉上寫滿了難以置信的表情。

她反復核對了幾遍屏幕上的信息,又拿起陳建國的身份證和那本舊存折,來來回回比對了好幾次。

“怎么了?是不是賬戶時間太長,被凍結了?”陳建國的心往下一沉,想著難道這點錢都取不出來了嗎?

女孩猛地抬起頭,隔著厚厚的防彈玻璃,目光直直地射向陳建國。

她的眼神非常古怪,不再是之前那種程序化的冷淡,而是混合著震驚、好奇,甚至還有一絲探究,仿佛在看一個從電影里走出來的人物。

“請問是陳建國先生本人嗎?”她確認性地問了一句。

“是我。”

“您……您確定是要辦理銷戶業務嗎?”她的聲音因為緊張而出現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對,銷戶。有什么問題嗎?”陳建國被她這副樣子搞得有些不耐煩。

女孩深吸了一口氣,似乎在努力平復自己的情緒。她在鍵盤上操作了幾下,然后拿起手邊的內部通話設備,按下一個按鈕。

“王經理,麻煩您來一下三號窗口,這里有一個……呃,有一個特殊情況需要您處理。”

很快,一個戴著金絲邊眼鏡、看起來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過來。

女孩指著電腦屏幕,在他耳邊低聲匯報了幾句。

那個被稱為王經理的男人,臉色瞬間也變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目光如炬,死死地鎖定在陳建國身上,將他從頭到腳反復打量了好幾遍。

這突如其來的陣仗,讓陳建國徹底懵了。

他不就是注銷一個只有一千多塊錢的存折嗎?至于搞得像是在審問一個金融要犯?難道這存折還牽扯到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經濟案件?

“陳建國先生,”經理拿過話筒,語氣出乎意料的嚴肅,甚至還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敬意,“這個賬戶,我們暫時不能為您辦理銷戶。”

“為什么?”陳建國一下子急了,聲音也提高了八度,“這里面的錢是我的,我自己的錢,憑什么不能銷戶?”

經理沉默了片刻,像是在組織語言,又像是在做一個艱難的決定。最后,他緩緩地開口說道:

“陳建國先生,您在十五年前……是不是有一位名叫金秀賢的親屬?”

當“金秀賢”這個名字,時隔十五年,從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口中清晰地吐出時,陳建國的大腦“嗡”的一聲,仿佛被投入了一顆炸彈。他感覺全身的血液都在那一瞬間沖上了頭頂。

他猛地從椅子上彈了起來,雙手死死地扒住冰涼的大理石柜臺,指關節因為過度用力而捏得發白。

“你……你怎么會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我妻子!她到底怎么了?”

經理看著他激動到近乎失控的樣子,無奈地嘆了口氣,將電腦顯示屏的角度稍微轉過來一點,讓他能夠看到,然后用一種沉重無比的語氣說道:

“陳建國先生,在這個賬戶的系統備注信息里,有一條被設置為‘最高權限、定期觸發’的特殊留言,根據后臺的記錄顯示,這條留言是在十五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1月份,通過我們在首爾分行的加密系統錄入的,它被設置的唯一觸發條件是:當賬戶的聯合持有人,也就是您本人,持有效證件親臨任何一家我們的網點柜臺辦理業務時,此條留言必須向您展示。”

陳建國感覺自己的心臟快要從胸腔里跳出來了。2010年11月,那正是金秀賢失聯后的第二個月!

“她……她到底留了什么?”他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積攢了十五年的淚水,在這一刻終于決堤,瞬間模糊了他的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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