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關麟征去世，徐向前專程致電家屬，追憶摯友黃埔同窗情

1980年8月中旬的一個黃昏，北京西山雨過初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干部翻閱著當天的香港報紙，忽然停下了動作。報紙上那個熟悉的名字，讓他愣了很久：“關麟征……去世了？”過了半晌，他只是低聲說了一句：“那年古北口，他渾身是血，還在陣地上跑。”一句話，說完便不再多言。

對很多上了年紀的讀者來說，關麟征這個名字，既陌生，又有點熟悉。陌生，是因為他晚年遠在香港，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熟悉，是因為一提起長城抗戰、古北口防線，關于這位抗日名將的只言片語，總會從舊書、回憶錄里冒出來。

而在1980年8月1日香港那張冰冷的病床上，這位曾經血戰古北口、指揮臺兒莊會戰部分兵力的將領，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就在噩耗傳出后不久，身在北京的徐向前元帥，專門托人打去一通電話，言辭不多，卻意味深長：“黃埔同窗，懷念不已。”

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在不同營壘中的軍人，最早的交集，并不在槍林彈雨里，而是在20年代的黃埔軍校課堂上。

一、黃埔同窗，各走一途

1924年，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入學時，關麟征23歲，徐向前22歲，兩人同屬最早一批“黃埔生”。那一年，廣州珠江邊上還時常聽得見教官的怒吼和學員的口號，誰也不敢想象，十幾年后，他們會站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上。

關麟征，本名關咸善，陜西三原人，出身普通地主家庭。青年時期一度在地方講武堂受訓，軍事素質不錯，性格卻偏內向寡言。到了黃埔之后，他因為勤奮刻苦、槍法出眾，被不少同學記住。有人回憶，射擊訓練時，他總是默不作聲地站在一旁，一輪結束，再默默走上去，抬槍、瞄準、扣扳機，一氣呵成。

1926年前后，北伐軍出師，黃埔一期學員陸續走上戰場。關麟征被編入國民革命軍，跟隨部隊一路北上，在中原一帶就開始接觸真實的戰爭。這時的他，還只是一個在復雜軍閥混戰中摸爬滾打的年輕軍官，對未來也看不出太多端倪。

轉折點，出現在1933年春天。

二、古北口鏖戰，血染長城

1933年3月，熱河失守，日軍沿長城一線大舉南壓，古北口成了華北北門戶上的要害。那時的華北局勢，很難用“緊張”兩個字來概括，準確一點說，是一步退無可退。

3月初，關麟征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5師師長，奉命率部北上增援古北口防線。那一年他32歲，正是軍人精壯年紀。25師到達前線時，東北軍張廷樞的第112師已經苦撐了二十多天，傷亡慘重，陣地岌岌可危。

古北口是個什么地方？簡單說，就是關內關外的咽喉。長城在這里由東向西折轉，山嶺陡峭，道路狹窄，一旦防線被摧毀，華北平原就暴露在日軍火力之下。因此，無論東北軍還是中央軍，很多將領心里都很清楚：能守一天是一天，多拖一天就算一點功。

從3月8日開始，日軍飛機開始輪番轟炸古北口陣地，炸彈幾乎把112師的指揮部掀了頂。張廷樞白天指揮作戰，夜里還要往返于各處陣地和上級機關之間，連續多日不眠，精神壓力極大。戰局一直僵持，卻看不到援兵。

25師的到來，本該是一支強心針。不過，前線內部的矛盾也在這個時候暴露出來。與112師并肩作戰的，還有王以哲的107師。眼見陣地難守，王以哲下令本部隊后撤，把古北口正面主防線留給張廷樞的112師死守。這一舉動，當場就惹得張廷樞大為光火。

多年后，杜聿明曾回憶當時在前線看到的場景。兩個師長在院子里針鋒相對，張廷樞氣得拍桌子：“你的隊伍能走，我的隊伍就不能走？憑什么？”王以哲的回答也很硬：“沒有命令，你不能走。”一句“沒有命令”，把矛盾推到臺面上——到底聽誰的？

就在爭執難解的當口，關麟征率25師抵達古北口地區。按既定部署，25師要接防一部分陣地，以緩解112師壓力。無論東北軍內部怎么鬧，陣地不能空，這是他心里最清楚的一條。

不過形勢遠比紙面復雜。日軍在火力上占據絕對優勢，每天都有飛機、重炮輪番上陣。古北口前后高地多，陣地交錯，一旦有一處崩潰，其他陣地都要被動調整。關麟征在勘察地形和陣地后，很快做出決定：25師頂上去，112師不能全撤，至少要暫時固守關鍵高地，給整體防線留出緩沖。

問題在于，張廷樞早已經被連日鏖戰折磨得身心俱疲，對繼續死守毫無信心，又接到父親張作相的電報催促。權衡再三，他在沒有與關麟征充分溝通的情況下，擅自率112師撤出原有陣地。這一步，對于正在挨炸的古北口防線來說，無異于抽掉了一根支柱。

陣地空出了，敵人不會客氣。日軍立即調集兵力，對防線空檔發起猛烈進攻。關麟征這時的選擇，只有一個：頂上去。

在后來的回憶中，有人形容那一幕——

“炸彈落下來，土石和血肉一塊飛，身邊的參謀被碎片削掉半個肩膀，倒下去連聲都沒出。”

關麟征本人就在這場硬頂中，多處被槍榴彈炸傷，一度全身是血。他沒有退下指揮所，而是親自帶隊反復沖殺，把陣地丟了又奪回來。部下死傷慘重，他卻只能咬牙堅持。

戰斗最激烈的時候，他身邊的警衛員幾乎全部陣亡，副官端著望遠鏡蹲下又站起，在幾分鐘內連續變換位置，只為了確認敵人火力點。有人勸他：“師長，你得往后挪挪，這樣太危險。”他只是搖了搖頭：“陣地丟了，退哪兒都沒用。”

有意思的是，輿論對于這幾支部隊的評價，出現了鮮明對比。《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社論中毫不客氣地批評某些將領“無能”、臨陣退縮，同時稱贊關麟征“愛國男兒，血灑疆場”。“血灑疆場”幾個字，在當時并非空泛的修辭，古北口陣地殘破的工事和遍地彈坑，是最直觀的注腳。

戰后，25師從密云地區準備南撤休整，當地老百姓見到他們要撤，圍在路口不肯散，很多人一邊拉著士兵的胳膊，一邊落淚，就一個念頭：“你們走了，日本兵再來怎么辦？”隊伍走得很慢，只能一再安撫：“還會有部隊來的，不會不要你們。”這種情景，在許多老兵的記憶中，終身不忘。

三、何梅協定陰影下的無奈撤離

古北口浴血奮戰的1933年，只是華北風暴前的一段序章。真正讓很多軍人心里憋屈的，是兩年后的那一紙秘密協定。

1935年春夏之交，天津、北平一帶，表面上依舊一派“和平景象”，日本人在租界里開報社、辦公司，國民黨地方機關也照常辦公。但在暗處，刺殺、斗爭、政治交易，已經拉開帷幕。

5月2日晚，天津日租界內的北洋飯店發生槍擊案，《國權報》社長胡恩溥中彈身亡。這位胡社長是什么人？簡短一句，就是典型的親日派，接受日本資助，替日本人發聲，在民間口碑極差。緊接著，次日凌晨，《振報》社長白逾桓在義德里寓所被槍殺，他同樣是與日方關系密切的人物。

在莫衷一是的各種傳聞中，有一點卻很清楚：這兩人倒下，讓日本人抓到了一個施壓的借口。幾乎同一時期，在河北遵化，又發生了一場流血沖突。

結果很慘烈。5月下旬，在內外夾擊下，孫永勤和部下大多戰死。很多年以后，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時，人們在名單里看到了他的名字，這算是遲到的肯定。

而在1935年當時，日本人立即抓住了胡恩溥、白逾桓以及孫永勤事件，指責國民政府“縱容反日分子”“暗殺親日人士”“破壞中日協定”。隨后，日本方面派代表與國民黨政府駐北平機構負責人多次會談，提出一連串要求。

談判桌上的主要人物，一邊是日本關東軍代表梅津美治郎，一邊是國民黨軍方要員何應欽。表面上，日本人沒有提出正式“協定”的說法，但在實際接觸中，卻步步緊逼：要求國民政府在華北清除所謂“抗日分子”“排日勢力”，撤走中央軍和東北軍，罷免相關軍政人員等等。

經過一番拉鋸，7月6日，何應欽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名義，向梅津遞交一份函件，史稱“何梅協定”。這一協定并未對外公開，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華北的軍事部署。

在很多苛刻條款中，有幾條和關麟征直接相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及東北軍，第25師撤離北平，解散第25師學生軍訓班，嚴禁任何抗日宣傳活動。

但決定已經做出。幾天后，在北平宣武門外下斜街的25師司令部，關麟征接到正式撤退命令。這一次，他不得不收起個人意愿，用軍人的習慣去面對——服從。

那天的軍官會議，氣氛凝重。關麟征把《何梅協定》相關內容和蔣介石的命令簡要說明一遍，停頓了很久。有人記得他的原話大致是：

“該說的都說了，能爭的也爭了。現在委座親自下令，我們只有忍辱負重地撤出北平，沒有別的路。”

屋子里先是死一般的沉默，隨后，壓抑的情緒開始溢出來。有人低頭抹眼睛，有人把帽檐壓得很低，不愿讓同僚看到自己的表情。對這些習慣了在戰場上用槍說話的軍官來說，在沒有開火的情況下退出陣地，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恥辱。

25師當晚從長辛店火車站登車南下。列車啟動時，不少官兵站在車門口，扭頭看向遠處的城廓。杜聿明后來回憶，那一刻很多人“悲憤地說，美麗的古都，就這樣拱手送人了，這是我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他說自己也是“含淚登上列車”的。

從軍事角度講，25師這一次撤出北平，在華北的戰略態勢中確實打開了一個缺口。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層試圖用“退一步求緩和”的方式避免全面沖突，但民間和相當一部分軍隊內部的憤懣，卻難以平息。

關麟征把這段經歷，看作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之一。抗戰勝利后，在閑談中有人提起，他只是搖頭，說了一句：“那時若能打一仗，死也值了。”

四、戰后歸隱與晚年歸心

《何梅協定》的陰影并沒有籠罩多久。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經過中共方面的積極斡旋，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之形成。全國形勢，就此發生重大轉折。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全國抗戰拉開序幕，關麟征作為國民黨軍中頗有戰績的一員將領，陸續參與多場大戰。在保定、臺兒莊、武漢等戰役中，他指揮的部隊多次與日軍正面交鋒。尤其在臺兒莊會戰中，他所轄部隊配合友軍堅守陣地，為整場會戰的勝利貢獻不少力量。

對很多軍人來說，抗戰八年是最能證明“值不值”的階段。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是否認同南京政府的政策，一旦到了陣前，子彈是不問立場的。關麟征的幾枚舊傷，就是在這種正面硬拼中落下的。

抗戰勝利時，關麟征已經四十多歲，軍銜、職位都不低。按常理推演，往后還有繼續扶搖直上的空間。但這個時候，國內政治格局已經悄然變化。國共關系迅速惡化，全面內戰迫在眉睫。

1949年前后，他面臨一個必須做出的選擇。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體系內，意味著很大概率會被卷入內戰；而如果脫身，又該如何安頓家庭、安排余生？對于習慣了三十年軍旅生活的人來說，這并不容易。

最終，他選擇了一個對自己來說也頗為決絕的方向——辭去陸軍總司令等職務，攜家人離開，遠走香港。在對外解釋中，他告訴熟人，此行只是先去探望病重的老父親，然后再看情況“聽候召喚”。但從后來的事實看，他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參與內戰。

蔣介石數次通過各種渠道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回臺效力，他都未作積極回應。關家在香港安頓下來后，過起了極為收斂的生活。早睡早起，讀書寫字，練字、散步，有時和家人一起到郊外走走。對于這位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將領來說，這樣的節奏，說平淡也好，說清醒也好，至少說明一點——他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渦。

有意思的是，關麟征雖然身在香港，心里卻一直惦記著老家和新政權的建設情況。他的妹妹關梧枝，是一名共產黨員，后來擔任陜西省政協委員。兄妹之間的聯系，并沒有因政治陣營不同而斷絕。

有一年，關梧枝專門到香港探望他，在客廳里講起西安、關中一帶的新變化，講起鄉村合作化、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各種新政策。年邁的關麟征聽得很專注，不時插一句：“哦，這樣好，這樣對頭。”他夫人事后感嘆：“幾十年來，就沒見他這么高興過。”

這句話，多少有點意味。一個在戰場上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軍人，晚年真正能讓他打心里高興的，未必是勛章、軍銜，而是家鄉的發展、親人的歸宿。

關梧枝當選陜西省政協委員后，關麟征特地寫信給一位舊日友人，大意是：“梧枝妹蒙政府和人民錯愛，擔子不輕，還望兄長多多指教，使她不負所托。”字里行間，沒有高論大話，只是一種樸素的希望——家人能夠實實在在為百姓做點事。

這封信的語氣，和他年輕時在戰場上的剛硬截然不同，更顯出晚年的沉淀。一個人能在不同階段做不同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醒悟。

時間到了1980年夏天，關麟征已經75歲，舊傷加上心血管疾病，讓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7月30日凌晨，他在睡夢中突感不適，轉瞬陷入昏迷。家人連夜把他送到香港伊利莎白醫院搶救。

當醫護人員為這位老者解開衣扣時，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傷疤。有的是槍榴彈碎片留下的，有的是炮彈沖擊造成的撕裂痕跡。年輕的護士忍不住小聲問：“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家屬回答：“他打過很多仗，這些都是抗日時留下的傷。”屋子里的氣氛，頓時嚴肅起來。

搶救持續了兩天。8月1日，這個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重合的日子，他的心臟最終停跳。在病房外走廊里站著的家人，沉默了一陣，有人輕聲說：“他這一輩子，總算是熬過來了。”

關麟征逝世的消息，很快出現在香港報紙上，隨后被內地一些渠道轉述。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這只是眾多訃告中的一條，對于少數曾在抗戰時期有過接觸的老一輩軍人，卻勾起了很多陳年往事。

徐向前就是其中之一。黃埔舊同學離世的消息傳來，讓這位時年79歲的元帥頗為觸動。他托人致電關家，代筆寫下簡單幾句：“噩耗傳來，至為悲痛，黃埔同窗，懷念不已，特此致唁，諸希節哀。”

“黃埔同窗”這四個字，橫跨了半個世紀。從20年代廣州珠江邊的軍校，到30年代長城腳下的陣地，再到80年代暮年的電話吊唁，人的選擇可以不同，路徑可以迥異，但某些共同經歷，卻很難被輕易抹去。

從古北口到北平，從“血灑疆場”到“忍辱撤離”，關麟征身上有著那個時代許多軍人的典型矛盾：在民族危亡面前，他并不退縮，沖在前面；在國家政治大勢面前，他又顯得無比被動，甚至只能壓下心中不滿去執行命令。抗戰勝利后，他拒絕再參與內戰，抽身而退，既是對自己過往經歷的一種反思，也是對未來的一種本能選擇。

1980年8月1日這一天，香港醫院里一個老兵閉上了眼睛，北京一位元帥提筆寫下“懷念不已”。很多年以后，當人們再翻開有關長城抗戰、臺兒莊、華北局勢的史料，那個滿身傷疤的身影，仍然會在紙頁之間隱隱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