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平等人拐賣兒童案取得重大進展,犯罪嫌疑人謝某某落網。
謝某某,這個名字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陌生的,但她還有另一個名字——梅姨。
這兩個字,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沉浮了將近十年。
有人說她是傳說,有人說她根本不存在,有人為她畫過三張面孔,卻沒有一張被證實。無數次"梅姨被抓"的熱搜沖上又跌落,每一次都是空歡喜。
而今天,隨著"供認不諱、依法逮捕"八個字的出現,這個名字終于有了一個確定的答案。
在講這個答案之前,我們需要先回到故事最開始的地方。
2005年1月4日,廣州市增城區石灘鎮,沙莊街道江龍大道。
這里有一棟再普通不過的出租屋。住在里面的,是一對從河南周口來廣東打工的年輕夫妻。丈夫申軍良在附近工廠上班,妻子于小麗在家帶孩子。
他們的兒子叫申聰,不滿一歲,剛剛學會爬,還不會走路。
那天上午,申軍良像往常一樣去了工廠。于小麗一個人在家,正在廚房做飯。
沒有人知道,那一天的平靜,是這個家庭最后的平靜。
上午10點40分,4名犯罪嫌疑人出現在這棟出租屋樓下。兩人在樓下接應把風,另外兩人攜帶透明膠和辣椒水,徑直闖進了于小麗所在的房間。
他們控制住她,從床上抱起了熟睡中的嬰兒申聰,轉身離去。
整個過程,不過幾分鐘。
于小麗掙脫束縛后沖出門,巷子里已經空無一人。她的孩子,消失在了這個普通的廣東小城的某個角落里。
接到電話后趕回來的申軍良,后來在接受采訪時無數次說起同一句話:"我的人生從那一刻開始,就被分成了兩截。"
警方很快鎖定了嫌疑人——住在申家斜對門的貴州夫妻周榮平和陳壽畢,以及另外兩名同伙。但當警察趕到的時候,對面的房間已經人去樓空。
從那一天起,申軍良辭掉了工作,踏上了漫漫尋子路。
朋友曾問過申軍良,他找孩子用的是什么方法。
他說,是"最笨的方法"。
有人說孩子可能被帶去了珠海,他就打了幾萬份尋人啟事,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地發。發完珠海發廣州,發完廣州發東莞,再到深圳。
這些年里,他走遍了珠三角幾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顧不上吃飯,一天只睡幾個小時。
他原本是企業的管理層,有穩定的收入,有完整的家庭。但從兒子失蹤的那天起,這一切都消失了。他
欠下了幾十萬的外債,每年在濟南打幾個月零工攢點路費,一有新線索就往廣東跑。每一次都是滿懷希望地出發,每一次都是空手而歸。
孩子的母親于小麗,因為這場變故患上了精神分裂癥,此后一直在接受治療。
申聰的遭遇,是這個案子里最廣為人知的一起。但申聰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從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里,廣州增城和惠州博羅一帶,共有9個男童被人拐走。他們的年齡最小不滿一歲,最大只有3歲。
他們的父母,無一例外都是從外省來廣東務工的普通人——來自河南、湖南、江西、四川。他們住在工廠附近最便宜的出租屋里,白天丈夫外出務工,家里只有母親和孩子。
一個隱藏在這一切背后的人,正是利用了這種規律。
張維平,1971年出生,貴州遵義綏陽縣人。身高約一米六八,皮膚黝黑,面容消瘦,嘴邊留著兩撇八字胡。他聽得懂粵語,平日說普通話,偶爾用四川話掩護身份。
他的拐賣手法,與人們通常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從不在街頭倉皇作案。他的方式,是滲透。
張維平會刻意在工廠附近的出租屋區域游蕩,尋找帶著幼兒的家庭。一旦鎖定目標,他便會主動接近,套近乎,混熟,用極度友善的態度讓對方完全放松警惕。
他甚至會專門去逗那些孩子玩,讓孩子對他產生熟悉感——他后來在供述中親口承認,這樣做是為了確保拐走孩子時,孩子不會哭鬧。
連孩子是否會哭,他都提前算計好了。
湖南道縣的李樹全,是其中一個受害者的父親。他在惠州博羅的工地做泥工,2005年某天在工地上認識了張維平。當時張維平聲稱腳受了傷,找不到工作,身無分文。
李樹全出于好心,掏錢帶他去看診,還讓他在家里吃住了將近一周,甚至幫他在附近工地找了一份活干。
僅僅20多天后,張維平趁李樹全的妻子不備,抱走了他們一歲半的兒子。
2017年,案件開庭,李樹全坐在旁聽席上。他站起來,當庭質問張維平:"我們對你這么好,你為什么做出這種事?"
被告席上的張維平,低著頭,沒有回答。
類似的手法,在這九起案件中幾乎如出一轍。住進目標附近,接近家屬,博取信任,然后在母親或老人獨自帶娃的間隙出手。
每一次,他都像一個普通的鄰居,直到那扇門再也沒有被打開。
張維平后來說,他拐孩子,是因為有賭博的習慣,需要錢。一個孩子大約能賣12,000元。
但他自己,只負責拐,不負責賣。
每次拐到孩子之后,張維平都會聯系同一個人,約在當地汽車站附近的一處斜坡見面,把孩子交出去。對方負責找買家,完成交易,從中抽成約一千元。
沒有人知道這個人的真實姓名,也沒有人見過她的任何證件。張維平本人,也只知道她的一個稱呼:梅姨
就這樣,這兩個字第一次出現在了警方的卷宗里。
然而從那時起,直到多年之后,這兩個字背后的真實面目,始終是一個謎。
而在這個謎被揭開之前,另一個令人無法釋懷的故事,已經先行發生了。
四川人楊江,2005年12月,他兩歲兩個月的兒子被張維平從廣州黃埔區的家中抱走,以12,000元的價格賣出。
他也踏上了尋子的路,找了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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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長期尋子無果的楊江精神狀態徹底崩潰,開始自言自語,總覺得有人要害他。家人帶著他坐火車,從廣東返回四川老家。
途經廣東清遠的時候,他去了廁所,再也沒有回來。
他從火車窗口跳了下去。
2017年庭審現場,公訴人宣讀了楊江自殺的相關證詞。張維平坐在被告席上,低著頭,閉著眼睛,一動不動。
臨近庭審結束,他突然抬起頭,說了一句話:"希望法庭從重判決,判我死刑,立即執行,也算是對被害人家屬有個交代。"
法官問他:"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悔罪的?"
他說:"就今天。"
就今天。
一個父親用盡了最后的力氣去尋找,沒有找到。而制造了這一切的人,悔罪,只用了今天。
申聰、楊江的兒子,以及其他七個孩子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而那個叫梅姨的人,還藏在某個地方,等待著被找到。
2016年,張維平落網。這一年,距離申聰被抱走,已經過去了整整11年。
張維平被抓,本應是這個案子最重要的轉折點。然而真正的困局,恰恰從這里開始。
張維平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他是一個有過四次前科的慣犯,對警方的審訊駕輕就熟。落網之初,他選擇了沉默,拒不認罪。
經過多輪審訊,他才慢慢松口,先承認了拐賣的基本事實,但對許多關鍵細節,依然守口如瓶。
這種拉鋸,整整持續了一年。
直到2017年3月,在多名被害人家屬的當面指證和大量證據的壓力之下,張維平才開口交代了更多的犯罪細節。
也正是在這一次,他說出了一個名字——梅姨。
從2005年案發,到這兩個字浮出水面,中間隔了整整12年。
張維平描述了他所知道的關于這個女人的全部:大約50多歲,個子不高,約莫一米五,說粵語,會講客家話,平時以說媒做紅娘為業。
2003年到2005年案發期間,她租住在增城客運站附近,一個叫做陳峰村雞公山街的地方。每次張維平拐到孩子,便約在汽車站旁邊的一處斜坡碰面,將孩子轉交給她,由她負責聯系買家,完成交易。
她在河源市紫金縣一帶有人脈,知道哪些人家想要男孩。
2017年6月,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根據張維平的描述,正式向社會公布了梅姨的第一張模擬畫像,并發出通報:
綽號"梅姨"的女子涉嫌多起拐賣案件,真實姓名不詳,約65歲,身高一米五,長期在增城、韶關、新豐等地活動,征集社會線索。
畫像發出去了。
然而,等來的不是梅姨,而是一個接一個的羅生門。
第一張畫像,是張維平描述的那張。
畫面上是一個中年女性,面龐清瘦,五官沒有過于突出的特征。那張臉,放在任何一個南方小鎮的菜市場里,都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警方向全社會征集線索,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任何有價值的反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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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張畫像,來自另一條線索。
張維平在庭審中曾提到一個細節:梅姨在河源紫金縣有過一個同居的男友。警方順藤摸瓜,找到了這個老人。
他已年過六旬,住在紫金縣水墩鎮黃沙村,自稱曾與一個名叫潘冬梅的女人斷斷續續同居過兩三年。
2019年3月,山東省公安廳首席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根據這名老人和其女兒的描述,重新繪制了一張梅姨的面部畫像。畫作完成后,老人看了,說相似度有九成。
然而,當這張畫像輾轉送到張維平面前時,他說了一句話:"與梅姨本人不像。"
是張維平記錯了?
還是老人記錯了?
還是這兩個人描述的,本來就不是同一個女人?
沒有人知道答案。
第三張面孔,出現得更戲劇化。
2019年11月,一位擅長電腦處理的網友,在林宇輝素描的基礎上進行了上色和精修,將一張黑白畫像變成了一幅彩色的、看起來高度逼真的人像圖片。
申軍良將這張圖發在了自己的社交賬號上。隨后,兒童失蹤預警平臺CCSER轉發了出去。
之后發生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2019年11月8日,微博話題"記住梅姨的長相"單日閱讀量突破4億,超過6萬名網友參與討論。這張彩色面孔鋪天蓋地地出現在網絡上,全國各地的人都在轉發,都在說同一句話——記住這張臉。
然而,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臺隨即發出官方聲明,明確指出:
網絡上流傳的梅姨畫像并非官方公布信息,梅姨是否存在、長相如何,暫無其他證據印證;廣東省公安廳并未再次委托專家進行畫像,CCSER亦非官方權威平臺。
三張面孔,沒有一張被證實。
畫像的混亂之外,"梅姨被抓"的消息也在互聯網上反復出現,又反復破滅。
第一輪是在2019年11月,彩色畫像刷屏的同一時期。廣東佛山、廣東清遠、浙江金華、湖南郴州,全國多個地方相繼傳出梅姨現身的報警信息。
郴州警方甚至將疑似女子的照片發往廣州公安局進行辨認,結果排除。佛山警方發布通報,稱先后接到三名市民報警,經民警到場核查,全部與梅姨無關。
熱搜起了又落,沸騰過后是更深的沉寂。
第二輪,發生在2023年4月25日的夜晚。
一名認證為律師的抖音用戶孫文學,突然發出一條消息:"梅姨抓到了。"
這條消息以極快的速度沖上熱搜。孫文學隨后連續發帖,稱已基本鎖定,并配上了三張圖片,說是梅姨的畫像與近期照片。
申軍良當晚接到他的電話,也在自己的賬號發文,稱有人提供了梅姨的信息,"90%的概率就是她",并表示當天下午將赴廣州與對方會合。
一夜之間,無數人屏住呼吸,等待著那個遲來已久的結果。
然而第二天上午,增城警方的回應讓一切歸零——并未抓獲相關嫌疑人,網傳梅姨在廣西柳州落網的消息,經核實,亦不屬實。
到了當天下午,孫文學自己也改了口,承認無法確認落網者就是梅姨。
但他說了一句話,后來被許多媒體反復引用:
"我為什么這么著急發?我寧愿發錯了,也要在今天發。因為我最關心的,就是要在張維平的死刑之前,讓梅姨被人看見。"
就在孫文學發出那條消息的兩天后,2023年4月27日,張維平和周榮平被依法執行死刑。
張維平,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親眼見過梅姨的證人。
他死了,活著的指認,就永遠不可能再有了。
孫文學在跟時間賽跑。他賭了一把,賭輸了。而對于那些年年等待、次次落空的家庭來說,這又是一次消耗殆盡的希望。
外界以為,隨著張維平的死,梅姨這條線索就此徹底斷絕。
但有一件事,外界并不知道。
專案組,從來沒有撤。
在張維平被執行死刑之后,專案組依然按照"不查清不放過,不核實不罷休"的原則,持續走訪,持續調查,持續征集線索。"內緊外松"——表面上風平浪靜,里面卻從未停轉。
外界看到的是一次次烏龍,一次次死路。但專案組的人知道,這個案子不能就這么算了。
在公安部的指導下,在外省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專案組逐漸鎖定了一個叫謝某某的女人。她的特征,與梅姨高度吻合。經過進一步核查與確認,專案組得出了結論。
2026年3月21日,謝某某落網。
經審訊,她對販賣兒童的事實供認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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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6年張維平落網,到2026年謝某某被捕,整整十年。這十年里,關鍵證人死了,畫像爭議未休,熱搜起了又落。但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有一群人始終沒有放棄。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條線,在悄悄地向前推進。
那是孩子們回家的路。那條路,同樣走了很久,也同樣,充滿了眼淚。
九個孩子,九個方向,九個陌生的名字。他們被賣進了不同的家庭,說著不同的方言,用著別人給的名字長大。
有人找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是少年,甚至是青年。那條回家的路,走了最短的十幾年,最長的將近二十年。
有人等到了。有人,卻永遠等不到了……
有一種等待,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
不是等一封信,不是等一個電話,而是等一張臉,一張你最后一次見到時還不會走路、不會說話的臉。
你不知道他現在長什么樣,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在哪個省,哪座城,哪條街。你只知道他還活著
你必須相信他還活著,因為一旦停止相信,你就什么都沒有了。
這是九個家庭共同度過的漫長歲月。
2016年張維平落網,專案組隨即啟動了尋找9名被拐兒童的工作。
彼時,這些孩子被拐已逾十年。當年最小的那個,如今也將近十二歲;最大的,已經是接近二十歲的青年。
他們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用著陌生的名字,說著當地的方言,長相也早已與幼年時的照片相去甚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們,難度幾乎等同于大海撈針。
但申軍良從未停止過。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在這9個家庭里,申軍良是唯一一個從始至終、從未間斷尋找的父親。其他家庭,有人在漫長的絕望中慢慢沉默,有人重新組建了家庭,有人選擇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生活。
生活必須繼續,這無可指責。
但申軍良沒有。
他欠著幾十萬的債,每年在濟南做幾個月零工攢夠路費,就再次出發。他成了這群家長們自發形成的"隊長",幫大家聯絡警方,匯總線索,組織尋訪。
15年里,他一次次滿懷希望地出發,一次次空手而歸。
他后來對記者說,他不敢停下來。一旦停下來,他就不知道自己還剩下什么。
然而在這九個家庭里,有一個人,再也沒有等到那一天。
他叫楊江,四川達州人。2005年12月,他兩歲兩個月的兒子被張維平拐走,以12,000元的價格賣出。此后三年,楊江四處奔走,尋遍了他能找到的每一條線索。
三年,沒有任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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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他的精神徹底垮了。他開始自言自語,總覺得有人要害他。家人決定帶他回四川老家,讓他休息一段時間。
他們坐上了從廣東開往四川的火車。
途經廣東清遠的時候,楊江起身去了廁所,再也沒有回來。
他從火車的窗口跳了下去。
2019年11月,就在楊江離開的11年之后,專案組找到了他的兒子。
孩子回來了。但迎接他的,只有一座墳。
一個父親用盡了最后的力氣,用自己的命去找,沒有找到。而他的孩子,就在他離開之后的第11年,走上了回家的路。
這個世界有時候就是這樣,殘忍得讓人無話可說。
2020年3月5日,夜里9點50分。
申軍良接到了一個電話。
廣東警方應用智慧新警務技術,在梅州找到了一名高度吻合的青年——他就是申聰,當年那個不滿一歲就被從床上抱走的孩子。
此時的他,已經15歲,養父母在深圳務工。
申軍良后來對記者說,接到電話那一刻,他的腦子里是空白的。
他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是:"找到了,申聰找到了。"
聲音沙啞,疲憊,卻是15年來最輕的一口氣。
他沒有多想,當晚便和妻子、弟弟一起,從濟南趕往廣州。
15年。他的兒子從不滿一歲長到了15歲。他自己,從一個企業管理層,變成了一個負債幾十萬、四處奔走的中年人。
他的妻子于小麗因為那場變故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這些年一直在治療。他們的家,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家的模樣。
但兒子回來了。
那些債,那些年,那些空手而歸的夜晚——在那個電話接通的瞬間,似乎都有了一個可以喘息的出口。
自第一批孩子被找回,此后數年間,這九個孩子陸續踏上了歸途。
2020年7月,兩個孩子分別在東莞和河源被找回。2021年9月至10月,又一個孩子回來了。2024年5月,劉鵬被找到。
而最后兩個孩子的回家,有一個名字值得被記住。
他叫汪挺,南京鐵路公安局廬山車站派出所的民警,一個90后,他多年來專注于大數據分析與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積累。
2024年9月3日,仍在尋子的父親丁中友聯系上了他,發來了孩子小時候的照片。
汪挺同時從廣州警方獲取了另一名仍未找到的孩子歐陽家豪的信息,隨即開始進行跨年齡人臉比對與大數據篩查。
9月9日上午10點,鐘斌的高度疑似對象被鎖定。兩個小時后,歐陽家豪的疑似對象也浮出水面。
一天之內,兩個孩子同時找到。
汪挺后來說,之所以進展如此之快,是因為廣州增城的警方多年來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已經將搜索范圍縮到了一個相對可操作的區間。
若非前期的積累,僅在廣東省內,與這兩個孩子相貌接近的人就可能多達數千。
2024年9月20日,丁中友和歐陽國旗,分別與失散近二十年的兒子相認。
歐陽國旗見到兒子之后,說了一句話:"他現在還沒叫我們爸媽呢。"
停頓了一下,他又說:"嗨,這事得有一個適應過程,急不來。"
這句話里,有將近二十年的重量。說出來,卻輕描淡寫,像是一個父親在哄自己。
從2003年第一個孩子被拐,到2024年最后一個孩子回家,這個故事橫跨了整整21年。
9個家庭,9個孩子,21年。
這中間,有一個父親從火車窗口縱身跳下;有一個母親在精神分裂的陰影里度過了漫長的歲月;有無數個深夜,有人對著一張幼年的照片,不知道該繼續還是放棄。
但9個孩子,最終全部找回。
這個結局,既讓人心酸,也讓人欣慰。兩種情緒同時存在,互不妨礙,這大概就是現實的質感。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罪惡,它不需要刀,不需要槍,只需要一雙伸出去的手,和另一雙沒有看見的眼睛。
九個孩子,九個破碎的家庭,二十一年的尋找與等待——所有的悲劇,都始于某一個沒有人多看一眼的瞬間。
梅姨落網,遲來,卻終究來了。但那些被偷走的歲月,那些再也回不來的相聚,沒有任何判決能夠歸還。
正義能做到的,從來不是彌補,而是警示——警示我們,冷漠是共謀,旁觀是縱容。
每一個平安長大的孩子背后,都站著無數個選擇了"多管一次閑事"的普通人。
這個世界上,有些遺憾是可以被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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