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數千年文明何以未曾間斷？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船舶行駛在三峽大壩上游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水域。 新華社 發

中華文明何以穿越千年風雨，綿延不絕？在日新月異的當下，回望中華文明的漫長歷程，不僅是追溯歷史的源頭，更是尋找支撐民族前行的精神根基。本刊將以四期專訪組成“中華文明的回響”系列，依次從文明演進、文化遺產、歷史遺跡等維度，深入探尋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密碼。

作為開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所著的《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群》為系列起卷，該書圍繞“我們的文明根基及演進軌跡何在”“中國歷經五千年滄桑如何發展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現代中國由何而來”等核心問題展開論述。在與作者李治安的對話中，我們一起尋找中國歷史演化的內在理路。

做貫通史的鋪路石

上觀新聞：您是元史名家，但這本新作的內容不限于元代歷史，而是對數千年中國歷史的貫通性思考。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李治安：之所以選擇開展對中國歷史的貫通性探討，我的理論源泉主要取之于兩方面。一方面是受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突破政治史藩籬，注重經濟社會深層次結構，倡導長時段和總體史。這類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

我做貫通性探討，還離不開陳寅恪和王國維兩位大師的垂范引領，他們兼具微觀考據和宏觀縱論的雙重功底，既能“沙里揀金”，又可“鳥瞰四海”。另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對歷史的理解有宏大思維，對中國學者無疑是一種鞭策。還有南開大學“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治史傳統，也激發了我的思路。

我認為，斷代史無疑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基礎。近40年來，斷代史成果極為豐碩，但多是各自為戰，容易造成一些盲點，好些事情看不清楚、說不明白。實際上，無論是社會經濟抑或政治文化，往往會超逸斷代，呈現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許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環節。正確的選擇應當是基于斷代、融通斷代，適時做一些貫通或會通。

誠然，也有個人因緣際會。1978年，我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本科時想學隋唐史，也寫過兩篇習作，但讀研究生后改學元史（楊志玖教授當年只招元史碩士）。這兩個朝代，恰處于我所探討的“兩個南北朝”之后，是民族融匯的巔峰階段，中間還穿插了“唐宋變革”這一關鍵節點。這樣歪打正著，30多年后我就能從兩個朝代切入，貫通地思考古代歷史了。

上觀新聞：做貫通性探討常有風險，用您的話說“很容易撞到他人槍口上”，您為何堅持這么做？

李治安：貫通性探討雖然有風險，但我愿意做探索者或鋪路石。我個人選擇貫通探討，不是玩概念，而是基于實證的貫通。哪怕從宏觀角度展開的論述，也得從大量史料里取材，下足功夫，篩選出有代表性、能通用的材料，再全面考量這些材料在“是什么情況”和“為什么會這樣”的邏輯鏈條里的作用，以及它們和其他相關內容的聯系，最終形成自己的若干見解。努力做到言之有據，能成一家之言。

既然是做探索者，難免有風險。自己做的工作哪怕一半以上失敗，僅有三分成功，亦可引為鑒戒，為他人鋪路。于我而言，融通古史、探索未知，接近歷史的真理，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探索未知并非易事，即使偶有心得，也只是更接近歷史真實，未必就是歷史真實的全部，況且還會不斷產生新的未知。

上觀新聞：可以介紹您在這本新作中所研究的“三論”是什么嗎？

李治安：中國古代史“三論”，具體指向中國傳統社會中三組核心議題——政治支配、南北地域關系、民族融匯。通過三組論題，試圖增添認識歷史的新維度或提供某種解釋框架，以揭示數千年文明演進的理路奧秘。

一是政治支配問題。兩千年來，帝制國家的政策模式大體可歸為兩類：一類是編民耕戰模式，另一類是“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模式，以這兩種模式來鳥瞰中國歷史的發展。

二是南北地域問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還有草原兒女游牧天地的塞外大漠，既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疆土故園，也是古代地域及族群互動交融的廣袤平臺。這些地域板塊相互關系的研究，就成為牽連中國古代史全局的重要問題。

三是民族融匯問題。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繁榮，不僅是由不同地域子文明的碰撞整合而造就的，也是由不同族群的交融合匯造就的，這兩類造就又經常復合交織發生作用。

大江南是文明重心轉移地

上觀新聞：考察中國古代歷史，人們通常關注社會經濟及民族交融等主線，您提出需要格外重視南北地域關系，這也是一個新視角。

李治安：中國疆域廣袤，涵蓋東西、南北多個維度的地域子文明。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主張，東漢以前基本格局為東、西兩系統爭雄，東漢以后主要是南北關系。

南北含三大地域板塊：大漠、黃河、長江。具體而言，北方民族南下進入中原造成的兩個南北朝，帶來了南方、北方社會狀況的顯著差異，以及統一國度下的博弈整合。古代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民族融匯兩大基本線索極其錯綜交織，往往就是通過東西或南北地域板塊來施展和表現的。這正是我格外重視南北地域及其相互關系的緣由。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提及兩個南北朝和南北地域的博弈。這和我們的傳統認知似乎有些不一樣。

李治安：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界，一般只承認第一個南北朝。對五代以后的第二個南北朝，絕大多數論著和教科書并沒有提到，通常不予認同。我覺得，第二個南北朝是否真正存在，不應該主要著眼于現代人的取舍態度，而應該尊重歷史事實。

一些史籍上記載：較早的南朝、北朝和南北朝稱呼，出現于北宋和契丹對峙之際，契丹、北宋互稱“南朝”和“北朝”；在兩宋與金朝分踞南北的100多年間，彼此依然使用南朝、北朝的稱呼。總之，在遼金元與兩宋長達300多年的對峙過程中，它們已習慣于彼此以“南朝”“北朝”稱呼，甚至有“南北朝”合稱的。

實際上，我們普遍認同的第一個南北朝，并非當時人的稱謂，其在史書上的稱謂是唐朝人的說法（唐朝人撰修《南史》《北史》后晚至五代才出現）。第二個南北朝卻是遼、宋、夏、金、元300多年間官方和民間廣泛使用且見諸史書的稱謂，而且一直使用到元末明初。明初以后，此稱謂基本絕跡。這似乎與唐人文化上的開放心態和明代回歸到南宋“內斂”心態有關系，同時也是近代渴望國家統一的思潮使然。

僅沿用“第一個南北朝”的說法，是一種約定俗成。我之所以強調第二個南北朝的存在，非欲改此俗稱，主要是因為研究南北方社會差異的碰撞、整合的需要。哪些受到北方影響，哪些又受南方影響，社會關系、思潮乃至國家政策有何變化等，這樣觀察歷史就更為全面、綜合，讓人有一種豁然開朗之感。

上觀新聞：中華文明五千年延續至今，未曾中斷，這在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對此，您為何說江南的歷史性作用功不可沒？

李治安：上世紀，蒙文通先生（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提出楚越是中華文明第二重心地說，考古發現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印證其說。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顯著貢獻之一是江南稻作農耕，而且江南充任東晉和南宋兩次南渡后文明重心的轉移地。此處所言的“江南”是廣義的“大江南”概念，涵蓋長江中下游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等區域。

數千年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是相對于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斷的情況所言。希臘、羅馬都在地中海的北岸，其地理結構決定了它們無法擁有文明腹地和轉移后方。而江南是中華文明南渡轉移的大后方，華夏經濟和文化在江南得以延續發展。尤其是10世紀以后江南自東向西的不斷開發，宋元海外貿易的刺激，江南更是由第二重心地上升為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帶，也成為早期工業化的原動力所在。后來居上的江南經濟文化，轉而對中原北方發揮了反哺和帶動作用。中國就是這樣南北互動，互相促進，共同造就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繁榮。

地域子文明的碰撞融合

上觀新聞：您說，江南在全國南北差異整合中的角色功用很明顯。而大運河的修建不僅連接了南北，更重新定義了中國的經濟地理坐標系。

李治安：大運河作為漕運命脈，不僅對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一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在南北交通、經濟文化交流等南北博弈和整合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運河修建后，一些城市因運河而崛起，形成鮮明特色。比如，揚州、淮安、汴梁、臨清、天津及淄博等。這些城鎮與舊式行政都邑類型迥異，屬于漕運帶動下的工商市鎮，是漢唐長安等行政都邑城市之外的另一類工商業城鎮。

上觀新聞：可以具體介紹一下這些工商業城鎮嗎？

李治安：揚州處于大運河與長江的交匯口，隋煬帝當年修鑿大運河時長年居住在揚州，許多鹽商也聚集于此。揚州因大運河而興，成為隋唐最富裕的城市。淮安是大運河和淮河的交匯口，明朝中葉以后成為運河沿線重要的商業碼頭，也是明清漕運總督的治所，它的繁華程度僅次于揚州。

汴梁（今河南開封）地處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是北宋因漕運而沿用的都城，也是一座繁華的工商業城市，其商業繁榮程度勝過長安，從《清明上河圖》便可知汴梁兼作工商業城市的新面貌。臨清，在大運河與衛河交匯處，明清時期的繁榮程度僅次于北京。天津，大運河與海河及出海口的交匯處，在元朝推行海運時還是海運入京的通道。

淄博雖不臨大運河，距臨清200余公里，卻是當時北方獨有的新興輻射型工商業城市。在清代早期工業化的新型城市中，北有淄博，南有佛山。淄博興盛，也離不開大運河的反哺帶動。

這些運河城鎮和行政都邑不一樣，屬于漕運帶動下的手工業、商業城市，對于中國城市發展和北方經濟的恢復發展等作用極大。可見，千余年間，大運河對南方、北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結構優化等帶來的深刻影響，明顯更新了南北經濟的坐標系。

上觀新聞：古代中國在數千年的分合中走向“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近代中國。您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有哪些？

李治安：最關鍵的因素，大抵是東亞自成獨立地理單元的格局下，多民族之間的交融聚合效應與滾雪球效應。這期間，占據濕潤和半濕潤地帶的漢族農耕文明充當先驅核心，占據干燥和半干燥地帶的其他兄弟民族守邊開發，二者的交融互動和輻射內聚，遂形成上述兩種效應。

中華文明連綿發展五千年，無論是民族范疇的中華民族，還是作為文化綜合體的中華文明，都呈現“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大一統，是我們多民族統一國家成長發展的顯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呈現了先秦、秦漢魏晉、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四次民族大融合期間幾乎都曾有一段政權割據、族群紛爭或交融，之后才是政治大一統及若干子文明的相應整合。四次民族大融合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的背后，當然是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斗爭、民族矛盾、地理環境、思想文化及杰出人物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社會經濟和民族融匯是決定性因素，是文明發展的兩條互有交織的基本線索。

可以說，中華文明的長期繁榮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若干地域子文明間的碰撞與整合。我們也應該堅持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攜手創造“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廣域中國、大中國的原則，這是符合歷史真實和歷史潮流的。

真實與文采的完美結合

上觀新聞：您的這本新作是歷史學術研究著作，20年前您還寫過人物傳記《忽必烈傳》。通俗的歷史寫作與學術研究之間是否存在鴻溝？

李治安：撰寫《忽必烈傳》有一段小插曲。當時，人民出版社向我約書，他們要出版“帝王傳”系列書籍，元史方面列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而中華書局也向我約稿，主題是元朝官制。這兩個選題都是我愿意研究和寫作的，但做不到兩項任務一肩挑，我最終選擇寫作《忽必烈傳》，畢竟一本《忽必烈傳》，相當于半部元史。

這本傳記的寫作對我的治學很有幫助。之前，我研究政治制度比較多，寫了這本傳記以后，研究領域就趨于綜合化，進而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隨著研究領域拓寬，學術視野也大幅度擴展。

我認為通俗的歷史寫作與學術研究之間不存在鴻溝。我是做歷史基礎研究和前沿研究的。有些人擅長學術研究，有些人擅長通俗寫作，這只是分工的不同。作為歷史學者，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在這二者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梁，讓前沿性研究通過歷史普及作品更多、更快地傳播給大眾，這也是學者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上觀新聞：您認為一個優秀的歷史普及作品應具備哪些特質？

李治安：優秀的歷史普及作品應具備兩個特質：第一，融入真實歷史和前沿研究；第二，繪聲繪色，富有文采。二者需要完美結合。在這方面《史記》是典范，它既是史書，又是文學作品。

上觀新聞：有人說“歷史是永恒的辯證”，您認為中國古代史中最值得今天反復思考的“辯證”是什么？

李治安：從我的研究領域來看，我認為還是土地問題，它是中國農耕社會最核心的問題。

無論是領主封建制到地主封建制的嬗變，戰國以降郡縣官僚政治的奠定，“千年田，八百主”與“王土王民”的悖反，歷代王朝興衰變遷與農民起義，還是科舉制下士大夫“耕讀傳家”，百姓遷移與邊疆逐步開發，乃至北方民族南下背后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沖突碰撞等，幾乎都圍繞著土地問題，或者說繞不開土地問題。我們所公認的社會經濟第一主線，根源也是土地問題。

上觀新聞：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歷史人物或歷史場景曾深刻改變您的思考方式？

李治安：我比較推崇司馬遷。他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還是經濟思想家。他對秦漢帝制社會的觀察具有深邃的洞見，譬如他對財富和皇權的精彩描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司馬遷在揭示中國古代價值規律、經濟市場等方面堪稱曠世天才，尤其是他敏銳道破戰國以后財富和權力兩大支配力量，后人難望其項背。

今人常常對明清的“閉關鎖國”深惡痛絕，認為該政策是中華文明近五六百年滯后的罪魁禍首。然而，我們仍應清醒地看到，明清“閉關鎖國”并非全是偶然，確切地說是相對于隋唐、宋元貿易文化開放的另一種歷史慣性的政策選擇，同樣有其賴以生存或表現的深厚社會基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及官府強力管制等慣性。

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旅程似乎十分艱難，可謂任重而道遠。而后，從“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終將在推陳出新和兼收并蓄中“涅槃重生”。

上觀新聞：能否為愛好歷史的普通讀者推薦一些歷史書，既不枯燥又能講明白歷史脈絡。

李治安：我推薦兩本書：錢穆的《國史大綱》、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前者是通史性的名著，很難被超越；后者是從萬歷十五年切入，剖視明王朝，剖視后期帝制國家，小視角寫出了大問題，也比較通俗易讀。（中華文明的回響相關圖書推薦刊書評版）

《中國古代史三論： 政治·地域·族群》

李治安 著

中華書局

原標題：《中華數千年文明何以未曾間斷？》

欄目主編：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彭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