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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昌,豫中小城,人口百萬出頭,沒有相聲傳統,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藝重鎮。2012年,首元在這里開了一家相聲社,一樓是飯店,二樓說相聲。飯店一個月就黃了,相聲社開到了今天。
這十三年里,他賣過車、賣過房,背著一百多萬銀行貸款,也失去過一段婚姻。拜師之后,他有機會去北京,有更大的舞臺、更穩定的規則,也有更清晰的成功路徑。他認真考慮過,最終卻選擇留下。
在資源不斷向中心城市聚集、脫口秀與短視頻改寫喜劇結構的今天,一個相聲演員守在三四線城市,聽上去像固執,也有那么點浪漫。票房最慘的時候,臺下只有三個觀眾,演出照常進行。被問及值不值,他答:“有人喜歡喝酒,有人喜歡打牌,我就喜歡相聲,我在這上邊花點錢有啥?”
在三四線小城開一家相聲社不難,但一開就是13年,到如今每周還堅持有五場演出的不多。
觀眾大多是本地人。河南話被師父視為“毛病”,卻在劇場里成為演員與觀眾的連接。今年大年初二到初七,喜樂會連演六天。首元在臺上拋了個包袱:“為什么今年春晚沒有相聲節目?因為首元沒去!”臺下笑聲一片。
首元的選擇,或許不僅關乎個人命運的走向,也折射出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文化不再只發生在中心城市,小城是否正在形成自己的表達方式?
以下是首元的故事。
臘月二十三,北方小年。首元忙得腳不沾地:上午受邀錄制節目,下午趕場包場演出,晚上還要趕回相聲社登臺。路上堵得水泄不通,轉場時為了搶時間,同伴騎著電動車載著他,穿梭在許昌的街頭。
風迎面吹過,首元有點兒睜不開眼,他半瞇著眼睛揚起臉,突然笑了起來。他高興的是,自己在連軸轉的演出里,跑出這么多人期待的掌聲。
生活中的首元,寬松褂衫,松垮褲兒,腳上的鞋子好像永遠大兩碼,拎一個大水杯,走起路來大步流星,像是行走的一張漫畫人像。在許昌,他早就是個名人,走到街上經常被觀眾認出來。
“你這個孩兒現在咋干這了?”小時候悶得像葫蘆,長大卻成了個相聲演員,這讓兒時的鄰居很意外。可除去相聲,生活中的他一如兒時,內向少言。“如果沒有演出,我可以一直不出門。”他不喜歡應酬,閑下來就窩在家里,看書、寫字、畫畫。只有當別人跟他聊起相聲,他的話才會多起來,說幾句就開懷大笑,眼睛迷成一條縫,臉上的褶子擠得像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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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相聲
七八歲的時候,電視節目上有相聲表演,兩個人穿西裝打領帶,站在舞臺上,幾句話就能把觀眾逗笑。“這也太厲害了,這倆人站那兒說話能給大伙逗這么開心。”演員十分鐘的節目演完了,他也能復述個七七八八。自此,他從馮鞏、牛群、姜昆、侯耀文身上,開始了相聲表演的啟蒙。
小學四年級,他成了班里文藝晚會的固定演員,自己排節目,給老師和同學來一段相聲。初中畢業,村里有工廠征地,給了占地工名額,首元說什么都要輟學,進廠打工。進了鑄造車間,體力活累得原本就瘦弱的他雙腿直打顫。
叮叮哐哐的車間里,他給當地報紙投稿,一篇稿費 30 元。隔三差五,同事站在車間門口高喊一聲:“首元,稿費!”那一聲吆喝隔了二十年,依然能讓他品出甜味。
村里開了第一家網吧,年輕人包月聊天打游戲,他包月去聽相聲。挨個搜索馬三立、侯寶林、馬季——昏暗的空間里,一旁是打游戲緊湊的鍵盤聲,他沉浸其中,忘乎所以。《報菜名》《八扇屏》等經典作品,就是在那時候學會的。他自己琢磨著寫段子,寫了就練,最苦悶的是沒有舞臺。那時候,豫中小城某個農村大集上,或許就有人見過他用不太成熟的技藝表演相聲的身影。
縣城電視臺有晚會,他看到有本地演員說相聲,激動得像是找到了門路,第二天就拿著一疊稿紙,蹬著自行車騎了二十多公里跑去電視臺。
“弄啥咧?”
“投稿。”
“擱這兒吧。”
人進不去,稿子擱在了門衛室。
那些作品,到底沒有機會登上舞臺。
幾經周折,首元自考了大專文憑,進了電臺寫稿子,自告奮勇在節目結尾爭取了幾分鐘說相聲的時間。后來又進了電視臺,當了主持人。這職業在小城稱得上體面,可他還是沒忘了相聲。
他認識了比他小幾歲的搭檔董珂,兩人從那時搭檔到現在。起初沒什么名氣,錄一次節目的酬勞是一百塊錢,兩人平分。為了有個固定場所,一開始租用酒店宴會廳說相聲,演出時觀眾還能隱約聞見中午辦喜宴留下的肘子味兒。
那幾年,演出就像“打游擊”,但也沒斷。在這個中原小城,首元也漸漸有了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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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社里圓夢
2012 年年底,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一人拿出十萬塊錢,找個地兒,正兒八經弄個相聲社。于是在許昌市文萃街,首元相聲社——喜樂會正式成立,一樓干飯店,二樓說相聲,希望用飯店的盈利養演員。
外行干飯店,熱鬧勁持續了一個月,很快就冷清下來。相聲社賣出去的票沒有送出去的多,有時候一張也賣不出去。臺下三三兩兩,只有幾個人,排好的演出從沒停過。“我一上臺就興奮,哪怕只有一個人來聽相聲,我都可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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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房租水電要三十萬,不見盈利,合伙人開始頂不住了,商量著要散伙。首元算了算賬,把投資都退給合伙人,前路是甜是咸,他一人承擔。
一樓飯店改成了鐵鍋燉,“首元相聲”那塊匾上頭重新掛了飯店招牌,不倫不類。觀眾來聽相聲,要穿過一樓熱氣騰騰的大鐵鍋,繞過酒過三巡、暈暈乎乎的食客。而大多數時候,首元獨自一人等在二樓,守著空曠的觀眾席,琢磨周末要表演的段子。
沒錢交房租,他賣了車,后來又賣了房——那車和房,都是多年工資一點一點攢下來買的。幾個演員都是兼職,演出結束的酬勞是一碗饸饹面。賣車賣房,再加上一次次搬場地,也成了他婚姻破裂的導火索。
有一次他去開門,發現相聲社的大門被潑了油漆——是欠賬的房東找人干的。他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沒說什么,找人把門清理了,該演出還是演出。幾番折騰下來,名氣有了,人氣旺了,銀行貸款也欠下了一百多萬。
在很多人的預想里,相聲社早就該關了——關在合伙人撤出的 2013 年,關在東搬西挪找不到場地的時候,關在只能靠直播說相聲的那幾年,關在賣車周轉的時候,關在四個演員撐兩個小時演出的時候……不論哪個節點,關了都說得通。但偏偏,一直開了下去。
別人不理解,首元總是輕描淡寫來一句:“有人喜歡喝酒,有人喜歡打牌,我就喜歡相聲,我在這上邊花點錢有啥?!”
小城相聲,藏著小城煙火
晚上八點,許昌一條老街上,喜樂會大廳內掌聲與笑聲幾乎要掀翻屋頂。首元和搭檔董珂正在臺上表演《家有寵物》,包袱一個接一個,臺下觀眾前仰后合,前排有外地人舉著手機錄制,屏幕跟著身體直搖晃。笑聲穿過玻璃門,一波一波散落在門外冷清的街道上。
一段表演剛結束,有觀眾攔住送茶水的工作人員,小聲問:“首元老師還有節目嗎?”“有,他每天都有兩個。”
得到肯定回答,觀眾滿意地坐回位置等待。九點半,演出結束,觀眾接二連三躍上舞臺,挨個跟兩個演員合影。
2015 年,首元和董珂受邀去天津參加相聲藝術節,臨近開幕,兩人心里直打鼓,“天津是什么地方,那個地方的人太懂相聲了”,最后愣是慫得沒敢去。次年再次受邀,這次說什么也得上了。節目放在開場位置,包袱全響了。第三年,他們的節目移到了中間位置,現場炸了。就這樣,連續幾年從開場演到“腰”,又演到壓軸,兩人在天津打出了名氣,后來從天津電視臺演到了中央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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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機緣使然,首元拜師了。首元先結識的是相聲名家靳佩良的大徒弟馬軍,馬軍專程邀請他到北京老舍茶館,觀看靳佩良和康松廣、王文林等人的演出。那天靳佩良說:“馬軍經常夸你。”當晚執意請客吃飯,兩人相談甚歡。此后靳佩良專門到許昌,看了相聲社的運作和演出,結下師徒緣分。
師父對他期許頗高,囑咐他別用河南話說相聲,覺得他該走出河南,走向更大的平臺。但首元改不過來,也不是很想改——后來在臺上夾著河南話說相聲,臺下效果出奇地好,師父也就不再念叨了。
他邀請天津同行來許昌,相聲社那時設在城市西郊的茶城,路上一片冷清,同行替他犯愁:“嘛呀,你這能行嘛?!”到了地方,茶城漆黑一片,只有相聲社亮著一盞燈。走進劇場,擠了一屋子觀眾,把這位同行著實嚇了一跳。
演出結束,同行說:“天津相聲社十個觀眾里有八個是外地游客,你這一屋子都是實打實來聽你說相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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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時候,200 個座位的場地,一天能賣出 240 張票。相聲社的演出,也從每周兩次改成了每周五次。
有一位鄭州觀眾,微博時代就是他們的粉絲,專程買票從鄭州來許昌聽相聲,至今還是忠實觀眾。有資深票友評價,他們在許昌說相聲,不亞于在戈壁灘上種玫瑰。觀眾的追捧延伸進生活里——看到他外出演出的朋友圈,會提前把外賣默默點好;素未謀面的人,見面也親切地喊他“元哥”。
“守著許昌,
守著我的一畝三分地”
這些年,首元其實有很多次機會離開許昌。師父引薦他到北京,他認真想過——北京平臺大,但限制也多,相聲演員扎堆,競爭壓力也大。在外面,別人讓演幾分鐘就是幾分鐘;在許昌,站上舞臺,他想演多久就演多久。他想了想,回了句話:“我就想守著許昌,守著我的一畝三分地。”
名氣大了,也有人來談自媒體、直播帶貨,開出的條件比說相聲好太多,首元不肯干:“我太喜歡相聲了,不想讓相聲摻進去任何其他的東西。”
脫口秀火了,他挨個打聽周邊的脫口秀俱樂部,自薦上臺。他覺得相聲演員說脫口秀天然有優勢——語言的運用、節奏的把握、抖包袱的時機,科班出身的脫口秀演員未必比得上。就像閻鶴祥去說脫口秀,是碾壓式的精彩。他已經說了不少場,反饋很好,也在琢磨能不能開一個新場所,把脫口秀和相聲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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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短視頻賬號,發布段子和演出片段,積累了四萬多粉絲。他坦言,短視頻對傳統相聲的沖擊是真實的——“手機一刷幾秒鐘就能刷到樂子,演了二三十年的知名團體也賣不出票了。”臺下的年輕觀眾,很多人不知道馬三立、侯寶林,也不知道馬季是誰。但首元不太擔心:“只要有人走進了首元相聲社,我就能把他們留下來。”
如今演出時,劇場里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刷短視頻長大的孩子,也能坐夠兩個小時聽完一整場相聲。臺上是河南話夾著普通話,臺下有許昌本地人,也有從鄭州、從更遠的地方專程趕來的外地觀眾。
2025 年 7 月,相聲社的 13 周歲慶典在許昌大劇院舉辦,由當地政府牽頭主辦,轟動一時。首元也作為城市宣傳推介員,在河南電視臺完成了一場錄制,把許昌的發展變化寫進歌詞,融入相聲表演。
現在,喜樂會已經成了許昌的文化地標,外地游客也常來打卡。首元說,他很感謝政府這些年的支持。
相聲社賬面上的貸款還沒還完,票房收入一邊應付開支,一邊填早年欠下的窟窿。八個演員,大家都是兼職,憑熱愛站臺,出場費不論演幾個節目,所有人平分,從來沒有因為這個紅過臉。首元對賬目沒有太大興趣,“只要把貸款還了,能養活這幾個演員,我覺得就是神仙日子。”
二十歲的時候,他心里想的是:只要你想聽,我就能演,給不給錢都無所謂。現在,他喜歡說的是:“有人來聽相聲,我覺得我活得跟神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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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輕舟
編輯 / 云路
版式 / Alice
《小城發生》欄目征稿
我們習慣將文化與中心城市綁定:趨勢在那里被命名,表達在那里被確認,地方更多只是接受者。但在移動互聯網與人口流動加速的當下,這種單向結構正在松動。越來越多的文化實踐與生活形態,正在三四線城市與縣域空間生長出來。
《小城發生》關注的,不只是“下沉市場“,也不僅僅是對“地方”的浪漫想象,我們關注具體的人與現場——地方如何在自身語境中生成表達,如何在不復制中心的前提下,重塑文化形式與生活結構。理解當下中國,或許不僅要看燈火最亮的地方,也要看那些正在點燈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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