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神秘的潘漢年情報系統

本文轉自曉麗有話說，來源：《檔案春秋》2014年07期，作者：勞開準、洪小夏

潘漢年、董慧夫婦

搜集情報最常用的方式之一，是“打進去”，打入對方內部搜集情報,又稱為滲透。而滲透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雙重甚至多重間諜，這在情報界不僅不足為奇，而且是常態。

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成功地滲透到日本高層和日本情報機構。日本當局原來對中共的情報工作了解不多，直到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才知道中共的情報工作如此厲害，竟然滲透到日本首相身邊……

“中共諜報團”

“中共諜報團”案是蘇聯情報人員佐爾格等在東京被捕后牽連到上海中共情報組的案件。1941年10月，佐爾格、尾崎秀實等在東京被捕后，上海的中共情報組中西功、西里龍夫、程和生（鄭文道）、李德生、陳一峰（倪兆漁）等一批中共黨員受到牽連，于1942年6、7月被捕。

這些中共黨員是一個隱藏在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成員，屬于中共上海情報科領導。中共黨員能夠打入日本的情報機構，是因為中共中央特科成員王學文在1930年代初擔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期間，發展了中西功、西里龍夫、手島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文書院由日本外務省創辦，初衷是為了培養精通中文的日本間諜，沒想到同文書院里卻有一批學生成為具有共產主義信念、國際主義精神的中共黨員。中西功，1931年4月就讀同文書院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年5月再次赴華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中西功和家人

他1934年加入“滿鐵”總社，1938年5月任滿鐵上海辦事處主任。通過他的關系，1940年4月起滿鐵先后成立了附屬單位“時事調查研究室”和“特別調查班”。程和生（真名鄭文道）1939年秋天調來中共上海情報科工作，擔任聯絡員,負責與中西功及幾個中國同志之間的聯絡。

因受東京佐爾格案的牽連，1942年6月中西功被捕，7月程和生被捕，該情報小組結束活動。這一情報小組的成員有：中西功、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程和生、李德生、徐強、李云、陳一峰、汪錦元（汪精衛的私人秘書）、方知達、倪之璞、錢明（劉少文）、紀綱、張敏（紀綱的夫人）、陳汝周、張明達、張子敬、吳戢光（吳成方）、孫全、季仲夏、潘漢年、翁福綿、陳憲章、陳叔良、邱麟祥、陳三百、秦鳴鈞（秦鴻鈞）等人，屬于潘漢年情報系統的范疇。

當時，中西功的掩護身份是“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西里龍夫的掩護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兼汪偽“中聯社”、“中央社”指導官，“大日本皇軍總司令報道（情報）部”顧問；程和生的掩護身份是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附設的“特別調查班”班長；倪之璞等十余人是調查班的調查員。

這樣，中共情報小組的成員有了合法的身份作為掩護，就可以打進日本的情報部門里搜集情報。他們搜集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戰略情報，例如日本御前會議記錄、大本營掃蕩作戰計劃、汪偽和平運動等重要絕密情報。

中共上海情報小組搜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情報活動，幾十年后被搬上銀幕，2010年公映的電影《東風雨》的原型，就是這個滲透到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

判定12月7日開戰

1941年初，日本國內展開南進與北進的爭論。中共非常重視日本的戰略動向。如果日本北進攻蘇，蘇聯和在華北抗日的中共武裝將會面臨很大的壓力；如果日本南進襲美，美國將會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這將會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轉機。蘇聯數次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八路軍北上協助蘇聯抵抗日軍北進。

中共中央要求各情報系統調查日本的戰略動向。1941年7月，日本進行了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有進攻蘇聯的跡象。中西功接受了調查日本此次演習動向的任務。他借滿鐵派到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機會，與時任日本首相秘書的蘇聯情報人員尾崎秀實聯系。

尾崎秀實告訴中西功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聯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中西功根據尾崎秀實提供的情報，結合自己在滿州的見聞，得出結論：日本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日本的戰略是南進而非北進。

尾崎秀實

1941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在東京逮捕了尾崎秀實和佐爾格。與尾崎秀實有聯系的中西功面臨危險。之前，日本國內曾有人給中西功發了警報，勸中西功“向西去”，即告訴中西功到延安去。此時，中共中央要求上海情報小組弄清日本南進的具體時間。

在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把這一艱巨任務再次交給中西功。中西功接到任務后，置個人安危于不顧，返回東京搜集情報。在東京，中西功打聽到美日談判最后期限在月底。為了核實這一情報，中西功在“滿鐵”資料室搜集資料，最后在1941年11月6日的《編內參考》上找到資料：日本可以接受的談判，以11月30日為止。

結合他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里看到的“以11月底為限”，中西功認為日本已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海軍已經集合，12月初美日談判一結束，一定會立即對美開戰。又根據日本海軍航行時間計算，中西功判定日本對美開戰的日期是12月7日。

因為12月7日是西半球美國的星期天。這對日本而言，是一個進攻美國的很好時間。從美國方面來說，此時的美國還沒有參戰，12月7日星期天是休息日，不僅政府人員不上班，而且軍隊官兵也放假，這非常有利于日本發動進攻。

從日本方面來說,進入戰爭已久，急需南進以補充，日本決不會再往后拖。因為日本海軍每天要消耗4萬噸石油，陸軍每天要消耗1.2萬噸石油。石油是日本陸海兩軍急需的戰略物資，東條英機絕不會等到患石油貧血癥時再進攻。為此，中西功推斷日本進攻美國的時間是西半球的1941年12月7日，東半球的12月8日。

中西功將此情報上報給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負責人吳成方。由于中共與美國之間缺乏情報交流渠道。潘漢年部署將這個情報轉給軍統上海站的秘密共產黨員“21號”，由他轉報重慶軍統總部，再由國民政府轉告美國。但美國人不相信中國的情報，以至于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受到重創。

中西功判斷出日本對美開戰的具體時間，體現了他在情報方面的杰出才華。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這一出色情報成績鮮為人知，親自從事這項情報工作的中共黨員出于保密的需要，對此一直避而不談，因此大多數人只知道國民黨轉告美國政府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間的情報，卻不知道國民黨這一情報的來源。

有關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情報，還有其他說法。眾所周知的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破譯了日本密電，得知了日本的軍事部署。1941年珍珠港事變前五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譯了日本外交密電，得知日本將準備偷襲珍珠港。其實這一說法是令人懷疑的。根據學者的研究，日本外交密電有不同等級，使用不同的密碼。

日本駐檀香山領事館使用的是J-19“紫密”，是機器碼，人工無法破譯，池步洲當年并未達到這樣高的破譯水平。抗戰時期，在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情報組）工作的張令墺，專門負責審閱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傳來的情報，他也指出國民黨方面并沒有破譯日本突襲珍珠港的密電。

黃慕蘭

據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的黃慕蘭回憶，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吳鐵城派李芳佯裝投敵，任汪偽政府駐羅馬尼亞的“大使”。李芳詐降日偽不久，中共情報小組成員就得到他提供的日本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絕密情報。國民黨中央同時也接到這一重要情報。

這樣看來，日本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戰略情報，國民黨也曾提供給了共產黨。但共產黨提供給國民黨、得自于中西功的情報，則更為具體。

神秘的潘漢年系統

潘漢年是中共隱蔽戰線長期領導人之一，領導過的情報組織很多。潘漢年系統是較為獨特的一支，1939年后成立，屬于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獨立于其他情報組織，負責滬、寧、粵、港、南洋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潘漢年系統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其成員來自四個方面：

（1）中共中央社會部派董慧、劉人壽等約10人到上海擔任潘漢年系統的內部工作。（2）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抽調10多人支援潘漢年系統。例如，江蘇省委把職委的何犖、學委的張征秉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3）在滬原情報系統的同志參加潘系統。例如，中共江蘇省委情報工委結束后，所屬情報人員史永、趙錚兄弟、蔡秉賢等都調入潘漢年系統；“八辦”（主任劉少文）結束后，其所屬的情報人員也劃歸潘漢年系統。（4）潘漢年系統自己發展的關系。

潘漢年

潘漢年情報系統各時期先后參加者共約100人，同一時期約三四十名工作人員，該系統先以劉人壽、喬犁青、孟述先等為骨干，后增加譚崇安、吳成方、張建良（即華克之）等人，建立了數處情報工作據點，后期重要領導人是張唯一。

早在中央特科時期，潘漢年就從事情報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把顧順章熟悉的原特科干部調離上海，派陳云、康生、潘漢年到中央特科接替工作。

6月，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潘漢年任特委會委員兼特科二科（即情報科）科長（接替陳賡）。1932年“一·二八”以后，特科工作由潘漢年實際負責，直到1933年潘漢年離開上海進入蘇區。

1936年4月，潘漢年離開蘇聯回國，參加國共合作談判聯絡工作，5月到達香港，7月到滬、寧與馮雪峰商討工作，10月出任中共中央駐滬辦事處主任，負責國共談判，同時還負責情報工作。

1937年8月，潘出任上海“八辦”主任。上海淪陷后,潘于同年12月撤到香港，協助廖承志主持香港“八辦”工作，并主持部分秘密工作。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后留中央社會部工作。不久潘漢年擔任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1939年4月潘漢年返港治療眼疾，同時參與情報工作；9月下旬，由港抵滬，建立上海情報工作班子。

10月，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奉命組建華南情報局，主持華中、華南情報工作。此后，潘往返于滬、港兩地，領導滬、寧、粵、港、南洋等地情報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潘漢年系統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1942年11月，潘和中共江蘇省委同時遷往新四軍淮南根據地。1943年春成立華中局情報委員會，以潘漢年、賴傳珠、胡立教為委員，潘漢年任書記。同時成立華中局情報部，潘漢年任部長，徐雪寒任副部長，至1945年9月抗戰勝利。

其中1944年冬潘漢年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后，華中局城工部長劉長勝代管華中局情報部工作。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華中局并入華東局，潘漢年情報系統繼續負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的情報工作。1946年夏潘漢年從根據地回到上海，又赴香港繼續領導潘漢年系統的情報工作直至全國解放。

需要說明的是，潘漢年領導過的情報組織很多，但不能把潘漢年領導過的情報組織都叫潘漢年系統。1931后，潘漢年負責的中央特科二科，就不屬于潘漢年系統，而是屬于中共中央特科。

抗戰期間，潘漢年直接領導過的組織機構有：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華南情報局、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這些并不能都叫潘漢年系統。

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在它們存在的時期，有一段時間是由其他人領導的。例如，馮雪峰、劉曉都曾負責過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的工作；“八辦”成立之初，李克農擔任主任。

所以，在梳理抗戰時期情報的組織系統時，應把公開的辦事處與秘密的潘漢年情報系統區分清楚。

巖井公館中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后，隱藏在上海滿鐵的中共情報小組遭到破壞。中共情報人員不畏艱險，繼續打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別調查班，對外掩護名稱為“巖井公館”，負責搜集情報進行特工活動。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由副領事巖井英一兼任，但實際主事的是中共秘密黨員、多面間諜袁殊。

1939年9月，潘漢年情報系統的骨干劉人壽打入“巖井公館”，擔任秘密電臺的機要員。劉人壽撤退后，1942年初惲逸群奉潘漢年之命繼續打入“巖井公館”，擔任“中國編譯社”社長，為巖井公館所辦的《新中國報》《政治月刊》等報刊提供文稿。

1931年，惲逸群在辦公室

惲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運用委婉手法揭露日偽的丑態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本質，批駁投降論，甚至還通過專文的形式，把巖井公館電臺收錄的延安廣播內容，用明貶暗褒的筆法加以傳播。

這在上海淪陷后，日軍嚴密控制新聞，日偽大肆宣傳和平論的環境中，無疑是占領了一塊陣地。最重要的惲逸群通過這個特殊身份，還能收集到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大量情報。惲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逮捕才停止。

中共黨員還滲入到偽政權、偽機構搜集情報。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陳一峰擔任偽“中央社”首席記者、汪偽國民政府特工總部顧問。汪錦元打入到汪偽政權的核心部門，1938年初任偽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40年9月調往南京任汪精衛的秘書。

張明達打入到偽“中聯社”擔任聯絡員，利用擔任偽“中央社”向寧、滬沿線各支社之間電訊稿和重要信件傳遞員的機會，實際擔任了中共上海情報組負責人與中共上海情報組南京站之間的聯絡員。

李時雨與妻子孫靜云

陳公博就任上海市市長時，李時雨以“立法院委員”身份隨陳公博到上海，負責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李時雨的黨組織關系和工作關系于1944年秋由華北局社會部轉到華中局情報部，開始由于毅夫領導，1945年春由劉人壽領導。

李時雨和潘漢年系統聯系上后，利用機會把潘漢年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安插到偽保安司令部，倪幼齋任中校機要科長、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長、張維光任少校文書科長兼日文翻譯。

史永聯系的趙錚兄弟兩人，打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還有關露、袁殊等，打入日偽機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這些打入到偽政權、偽機構的情報工作人員，甘愿背負為人所憎恨的漢奸惡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置自己個人的榮辱名節于不顧。

潘漢年情報系統隊伍短小精干，取得的成績卻很大。抗戰時期，潘漢年系統上報了不少重要的情報。例如，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德蘇戰爭爆發后，日本擬南進而非北進；李士群提供日軍“掃蕩”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區；周佛海設電臺與重慶通報；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等等。

日本為了發動侵華戰爭，搜集了中國的大量情報。但在對中共的情報方面收效甚微。中共則在對日本的情報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績。中共情報人員在看不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其滲透能力相當厲害。

日本為了侵略中國而建立的情報機構中竟然有中共的組織，并且有些共產黨員還身居要職，掌握日偽組織的核心情報。

例如，日本首相的秘書尾崎秀實竟然與中共黨員保持密切聯系，汪精衛的秘書汪錦元是中共情報小組成員。可見，中共在“打進去”方面很有成績。中共情報人員的滲透能力，是日本和國民黨特工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