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大連干地方工作，遇到蕭勁光：我愿回部隊，找譚政反映一下！

1946年1月，寒潮裹挾著海霧撲向大連碼頭，木柵欄上掛著結冰的鹽霜。就在這樣的清晨，一份蓋著“東北局急電”紅章的電報送到了杜平手里。電報中提及前線緊缺政治骨干，字數寥寥，卻讓他心里猛地一跳。杜平想起自己在延安時那間掛滿作戰地圖的窯洞，想起長征途中寫不完的政治動員稿子，胸口不由燃起熱火——離開部隊才幾個月，戰場又在召喚。

杜平此刻的身份是大連市委組織部長兼建國學院副院長。抗戰勝利后，中央判斷東北將成決勝之地，于是從陜甘寧、晉綏、太行等地抽調大批干部北上。1945年11月，杜平跟隨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機關，經臨沂、煙臺，從海上抵達大連。彼時大連處于蘇軍軍管之下，城市基礎設施完好，后方供應能力不弱，正好用來培訓急缺的地方與軍隊干部。杜平沒進沈陽、錦州，而是被直接安排在大連負責辦學——建國學院每天熄燈號響過，宿舍走廊里還亮著昏黃的燈，他常獨自檢查學員筆記，看他們能否把“支前動員”四個字拆成生動的鄉村口號。

1946年6月，國共雙方全面內戰爆發。一個月內，四平街兩度易手，松花江一線炮聲日夜不絕。大連雖然仍在蘇軍軍管之下，但戰場需求滾雪球般壓來：槍支、糧秣、人員，一樣不能少。8月中旬，蕭勁光隨海運抵港，他肩負的任務不僅是整合軍工生產，還要為前線調運大批軍需。杜平接到通知去碼頭協助，心里琢磨：老首長來了，會不會順手把自己撈回部隊？

鋼軌邊簡單寒暄后，蕭勁光的第一句話是：“老杜，你怎么藏在這兒？”一句半調侃，聽得杜平心底發癢。他壓低聲音回道：“我愿回部隊，能否請您替我向譚政主任反映？”短短十余字，是他這幾個月的全部盤算。蕭勁光點頭，只留下一句：“先干好眼前，調令會來。”

部隊調令并非一紙即行。蘇軍同意我方人員經大連赴朝鮮，再由南滿輾轉哈爾濱；因為國民黨軍已封鎖鐵路線，土匪也趁機裹挾在交通線上。10月下旬，杜平拿到調令那天，建國學院的黑板上仍留著“下周授田法課程”字樣。他收拾行李只用了十五分鐘，把辦公室的蝎子草煙灰缸留給了新任副院長便匆匆出發。

經旅順上船，歷時兩晝夜抵元山。碼頭上，蘇軍與朝鮮港務人員說著夾雜俄語的指令，場面嘈雜。杜平與同行的三名干部改裝便衣，為避耳目，同行人甚至一路稱呼他“老李”。夜半翻越山口時，朝鮮向導悄聲提醒：“前面可能有白軍殘部。”杜平略一點頭，手握駁殼槍，心里沒多緊張——井岡山、長征、直羅鎮都走過，這點兇險不算什么。

11月初，哈爾濱中央大街上的積雪剛厚過腳踝，譚政在總部簡易會議室里等他。譚政已經47歲，臉頰仍帶草原般的紅色。見面第一句并非寒暄，而是詢問大連學員編制與教材情況，顯然早做功課。談完正式工作，譚政把杜平安排為前梯隊政治部秘書長兼組織部副部長：“東北戰局瞬息萬變，你老道，值得依仗。”語氣平平，卻透出信任。

此后兩年，杜平的辦公桌上從未干凈過。戰役結束一場，新表格就堆起一摞：傷亡補入、干部任命、士氣評估。他要確保前線連、排文書寫的戰地日記與總部檔案一致，要在最短時間把一批批地方知識青年訓練成連隊骨干。夜里兩點，油燈搖晃，大家還在核對番號。有人開玩笑：“別寫錯了，明天炮火一響，找不著咱這支部隊。”

1949年5月，平津戰役塵埃落定，東野各縱隊南下。總部決定將原機關部分干部分流到野戰兵團。杜平接到調令，直奔中南前線。當年10月，武漢解放，江漢平原霧氣彌漫，他隨十四兵團從市郊進駐。當天下午，武漢長江大橋還是片藍圖，江面靠渡船維系交通。杜平走在簡易碼頭，聽到民工議論：“共產黨連渡口都管得細，咱放心。”他沒插話，卻拉緊作訓服腰帶，生怕潮氣侵蝕腰間皮帶。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志愿軍組建。杜平受命為志愿軍政治部主任，率先抵達安東。入朝第一晚，鴨綠江上朔風呼嘯，遠處炮光映亮半邊天。警衛員遞來干冷的高粱飯團，他順手掰開兩半：“留一塊，明早還要趕路。”此后三年，部隊輾轉清川江、上甘嶺，他主抓思想動員與戰士補訓。有人評價他“抓政治工作像修橋墩——看似緩慢，實則撐起整座橋”。

回國后，他先后任沈陽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9年又調至南京軍區任政委。時移事易，南北軍區的文件格式各不相同，但每份文件他仍然親筆劃圈、批語，從不讓秘書代勞。老部下調侃：“首長改不了秘書長癮。”他笑答一句：“字寫得好，干部心里就敞亮。”

值得一提的是，杜平這一生輾轉數十城，唯獨對大連有種特殊情感。1985年重訪建國學院舊址，他扶著斑駁墻面說：“那一年如果沒去大連，或許就沒有后來的崗位。”話音很輕，旁人未必聽清，可他明白：歷史拐點往往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