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兩度擔任河南省委書記，一生廉潔，56歲時又當選中央委員

1961年初春的中南海，寒意猶在。國務院的一間小會議室里，時任中南局秘書長的劉建勛被臨時召來。陳云開門見山：“河南缺糧，災情緊急，你去一趟吧。”劉建勛沉聲應道：“保證完成任務，哪怕拼上這條命。”這一去，他把自己和河南緊緊系在一起，也由此開啟了長達十三年的兩度主政生涯。

戰火年代，劉建勛的名字并不起眼。他1913年10月生于河北滄縣項興屯，15歲考進滄州直屬第二中學，那里有限的進步書刊點燃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1931年，18歲的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即被派往北平從事共青團地下工作。白色恐怖逼得人走夜路，他干脆借“劉老師”的身份在小學教書，用黑板當講壇，把革命的火種悄悄播向四方。

1937年盧溝橋炮火響起，劉建勛轉戰晉中。此時的山西危機四伏，娘子關失守、太原告急，他和八路軍129師一同在太行山間布點，恢復組織、動員民眾。多年后，老區群眾還記得那位背著干糧、披著羊皮襖的“劉書記”，最常說的一句是：“老百姓有飯吃，抗日才有底氣。”

抗戰勝利后，他留在太行繼續分區工作。1949年，新中國即將誕生，中央調他南下，任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長江大橋尚未奠基，市內百廢待興，他跑遍碼頭工棚、紗廠車間，摸清糧、棉、煤、鋼的家底。1952年，中央中南局重組，劉建勛出任秘書長，成為統籌兩廣、兩湖、粵漢鐵路線經濟重建的多面手。

廣西留給他的考卷最難。1957年起，連年干旱，“禾苗干得像紙，一腳下去揚塵”，農民的形容字字見骨。劉建勛到南寧后，沒坐幾天辦公室，直接把炕桌搬到田埂上。他先把省委班子分成若干工作組，下到桂中、桂北、右江，現場研究墑情；又一車車把湖南、江西調來的早稻種、賑濟糧送進最缺糧的縣。靠典當公車汽油換來的倉儲費，硬是救下了一批岌岌可危的災民。廣西終于守住了“人畜無大批外逃”的紅線，這在當年的華南并不容易。

1960年冬，河南旱澇并襲，饑饉又迫在眉睫。劉建勛臨危受命，帶著中南局積攢的調度經驗，火速北上。河南人的第一要求簡單直接——“吃口飽飯”。他先拉起與老友張仲瀚的電話線，從新疆緊急調來土豆，再下令拆借周邊省市余糧，同時派出技術小分隊指導秋播。更大膽的是“借地度荒”：讓種子、耕牛隨人疏散到周邊省份代耕，糧食成熟后再帶回。此舉在當時頗具爭議，事后被實踐證明為救命之策。

五年內，河南糧食產量從歷史低點回升至一千三百多萬噸。劉建勛堅持“人要吃飽，地要用活”，力推小麥密植、雙季紅薯和農田水利配套。多雨的豫西，他挑著鋤頭帶頭開溝排澇；風沙肆虐的蘭考，他守著病榻也要聽取治堿方案。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焦裕祿提出“翻淤壓沙、種樹栽草”的三字方針；林縣石板山上，楊貴決心劈開太行修紅旗渠。兩位硬骨頭干部被他接連樹為全省學習榜樣，帶動了一場從基層到省府的精氣神振作，河南人記住了“辦法總比困難多”這句經常掛在他嘴邊的話。

1966年，特殊的年代突然降臨，劉建勛被撤職下放，外界一度以為他將就此沉寂。1971年，形勢轉折，中央重新啟用這位老政工家，“劉建勛出山”很快傳遍中原大地。他接過的，仍是一份燙手山芋：文革余波未平，工業停擺，農業生產松垮。劉建勛不急于大拆大建，先讓各地落實定額包產，再要求機關干部深入“五七干校”與農民同吃同住，掌握實情。一次夜訪開封杞縣，他守在農戶灶臺旁看見糠團子上鍋，沉默良久，只問一句：“還有多少村比這兒更難？”陪同干部無言以對。三周后，300噸成品糧悄悄運抵該縣，他卻再也沒提那晚的事。

1974年秋收，河南夏糧總產量突破歷史記錄。人民日報頭版刊文《黃河灘涂涌金波》，雖未點名，他的影子卻處處可見。也就在這段時間，劉建勛56歲，順利當選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彼時的他早已是兩鬢斑白，但看公文仍喜歡站著，一站就是半小時，傳達室的同志常提醒：“劉書記，歇口氣。”他擺擺手：“走在地里比這個累多了。”

有意思的是，劉建勛的家風與他的工作作風一樣樸實。北京東四那套分配的舊公寓，一住就是二十年；子女求學、分配，一律按程序排隊；接待來訪鄉親，他堅持蹬三輪車到前門小飯館，只點最普通的炸醬面。秘書悄悄勸他“省點力氣”，老人只是笑笑：“咱是滄州人，走慣了土路，腿腳硬。”

1978年春天，劉建勛再度離開河南，調往國家計委任副主任，主要負責全國農業發展規劃。遺憾的是，沒過幾年，他的健康開始急轉直下。1983年4月23日，他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歲。治喪簡報只有短短幾百字，卻被許多河南、廣西的普通群眾自發抄寫保存——他們記得，在最艱難的年月，有個操著河北口音的人，替他們把飯碗端穩了。

劉建勛一生做過“救火隊長”，也當過“挑擔長工”，留下的個人遺產卻只有幾本舊書、一部破藤椅和抽屜里半截鉛筆。面對采訪，他曾說過一句話：“干部就像老黃牛，別想太多咱得失，天亮了還得下地。”半個多世紀過去，那份質樸依舊在歷史中有跡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