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去世：我不是那種只為攻擊而攻擊的知識分子

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于2026年3月14日去世，享年97歲。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6月18日，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哈貝馬斯曾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并擔任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和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生活世界研究所的所長。

他在知識論上主張任何認識都起源于旨趣，并提出人類旨趣的三種類型：經驗─分析的科學研究、歷史－解釋學的科學研究和具有批判傾向的科學研究。他的研究試圖解決啟蒙運動以來工具理性的流弊，并為左派批判思想尋找了有別于后現代運動對理性棄如敝屣的態度。

哈貝馬斯的著作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溝通行為理論等。著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等作品。

我不是那種只為攻擊而攻擊的知識分子

作者丨尤爾根·哈貝馬斯

原編者按：89歲生日的前夕，尤爾根·哈貝馬斯在施塔恩貝格的家中接受了《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的訪問。《文匯學人》摘編了其中部分訪談，除了能一窺這位當世最重要思想家的書房，還能從他談民族主義、移民、互聯網和歐洲等話題中，讀到他毫不掩飾的憤怒、不解和失望。

哈貝馬斯的家位于距離慕尼黑大約50公里的施塔恩貝格湖畔，在一排排的阿爾卑斯小木屋中，醒目地矗立著一座有著巨大窗戶的白色建筑物。在建筑學的角度下，這就像是在海蒂的故鄉看到了理性主義，抑或是包豪斯風格與巴伐利亞堅定保守主義的并存。在這座建筑的藍色大門上，有著一塊白色小匾，匾上證實了這正是這位出生于杜塞爾多夫的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家。即便在他即將89歲之際，他仍舊有著驚人的學術產出，使其擁有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這一神圣稱號。

↑施塔恩貝格湖畔

和哈貝馬斯已經結婚60多年的妻子，歷史學家烏特·韋塞爾霍夫特（Ute Wessselhoeft）為我們開了門，迎面看到一條狹窄的走廊，只聽烏特對她的丈夫說道：“尤爾根！西班牙的記者們來了。”烏特和尤爾根自1971年起就住在這里，也是自那時起，哈貝馬斯成為了普朗克研究所的所長。

哈貝馬斯，這位西奧多·阿多諾的門徒和助手，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旗手，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教授出現在一間有些雜亂的、堆著成堆論文和書籍，窗戶正對著森林的房間里，他說這是他的書房。

這是一間以白色和赭色為主調裝飾的書房，房中擺放著一些現代藝術的收藏品，包括有漢斯·哈頓（Hans Hartung），艾德瓦爾多·奇立達 （Eduardo Chillida），肖恩·斯庫利（Sean Scully）和根特·弗魯特朗克（Günter Fruhtrunk）的畫，以及豪爾赫·奧泰薩（Jorge Oteiza）和胡安·米羅（Joan Miró）的雕塑，其中胡安·米羅的雕塑是他在2003年獲得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社會科學獎（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Social Sciences）的獎品。書架上陳列著歌德、荷爾德林、席勒和馮·克萊斯特的著作集，以及大量包括有恩格斯、馬克思、喬伊斯、布洛赫、瓦爾澤、赫爾曼·黑塞和君特·格拉斯的作品。

作為20世紀社會學和政治科學重要著作的作者，哈貝馬斯向《西班牙國家報》談起過去60年間他一直關注的問題。他的體態挺拔堅硬，握手堅定有力，盡管一頭白發襯托出他如祖父般的慈祥之感，然而說起話來卻非常鏗鏘有力：“是的，我仍舊對世界上正發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憤怒。這并不是件壞事，不是嗎？”

由于腭裂的關系，哈貝馬斯在說話上有些困難。但正是由于他與說話的斗爭促使他更深層次地思考交往行為理論，他認為這是治愈社會部分弊病的一種手段。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他曾經一度有些無奈地望向窗外，自言自語道：“我已經不再喜歡大的禮堂或是房間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有一種刺耳的喧囂讓我感到絕望。”

01. 讓我感到惱火的一點是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首要為經濟服務而非為文化服務的新媒體革命

如今有很多議論都在說知識分子正在節節敗退，

您認為這個說法公平嗎，即這類議論幾乎一直僅限于知識分子的范疇？

哈貝馬斯： 根據法國模式，即從左拉到薩特和布迪厄，公域對于知識分子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它脆弱的結構正在加速其衰弱的過程。而這個古老的問題，即知識分子究竟去哪了正是忽略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那些可以向他們傳遞想法的讀者們，何談知識分子的責任呢？

互聯網是否削弱了支持傳統媒體的公域，

也對哲學家和思想家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哈貝馬斯：是的。自從海因里希·海涅以來，知識分子的形象就隨著自由主義公域的經典形成一同構建了起來，并且取得了其應有的社會地位。然而，這取決于不怎么合理的社會和文化假設，例如要有警醒式的新聞，參考類的報紙和大眾傳媒能夠將大眾的興趣成功引向有關政治觀點形成的話題。同時，還要存在一批對政治感興趣的讀者，他們受過教育，習慣于觀點形成的沖突過程，并且愿意花時間閱讀高質量的獨立報刊。

↑海因里希·海涅

然而如今，這樣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再完好無損。盡管據我所知，在西班牙，法國和德國還保有得不錯。但是即便在那里，互聯網的碎片效應仍舊改變了傳統媒體的角色，特別是在青年一代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在新媒體的離心作用和原子效應起效之前，公眾關注力的商業化已經觸發了公域的解體過程。美國的有線電視頻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今的新型通信手段有著更為狡猾的商業模式，其目的并不在于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力，而是對用戶私人信息的經濟開發，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竊取他們的個人信息，以此來更好地操縱消費者，有時候甚至有著不正當的政治目的，例如最近的Facebook丑聞。

所以盡管有著明顯的優勢，

您認為互聯網是在鼓勵一種新的無知嗎？

哈貝馬斯：你是說那些咄咄逼人的爭論，情緒的宣泄以及唐納德·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謊言嗎？你甚至不能說特朗普是處于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平均水平之下，他正在永久性地破壞這個水平。自從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所有人都成為潛在的讀者起，經過了幾個世紀才使得全人類都具有閱讀的能力。互聯網正在將我們都變成潛在的作者，然而互聯網卻僅僅只有幾十年的歷史。或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學會用文明的方式來處理社交網絡。如今，互聯網已經開辟了數百萬個亞文化圈，人們可以在其中交換有價值的訊息和合理的觀點。這不僅僅體現在科學類的博客中，使得學術作品借由這種媒介發揚光大，同時也體現在其他領域，例如罕見病患者論壇，來自不同大洲的，有著相似疾病體驗的患者們可以在其中相識，交換各自的建議與經驗。互聯網不僅僅加快了股票交易與金融投機的速度，它毋庸置疑地也向人們提供了溝通上的益處。我已經老了，無法評價互聯網帶來的文化沖擊。但是使我感到惱火的一點是，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標是為經濟服務而非為文化服務的新媒體革命。

02. 如果不改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不可能解決全球移民潮問題

在當今技術導向的社會背景下， 您認為哲學的未來是什么？

哈貝馬斯：我仍舊是老派觀點，哲學應該繼續嘗試回答康德的問題：我能知道什么？我應該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類是什么？然而，我不確定我們理解的哲學還有沒有未來。如今，哲學也如同所有學科一樣，專業化趨勢日益增強。這其實是一條死胡同，哲學應該試圖去解釋整體，為我們認識我們自己以及認識整個世界的理性解釋方法作出貢獻。

您過去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有怎樣的關系？

如今您仍舊是左翼人士嗎？

哈貝馬斯：在大學和公域里，我花了65年的時間研究左翼思想的假設，并且為之拼盡全力。如果說我花了25年的時間在為歐盟的政治整合奮斗的話，那是因為我一直心懷這樣的理念，即只有歐盟這個組織才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

我從未停止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我也時刻警惕，只是紙上談兵的分析是遠遠不夠的。我不是那種沒有目的只為攻擊而攻擊的知識分子。

您認為您是愛國人士嗎？

哈貝馬斯：二戰后，這個國家終于產生了一種穩定的民主，且在隨后幾十年的政治分化中仍舊發展出了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面對這樣一個國家，我覺得我是一個愛國者。這是我第一次說這么多，但在某種程度上，是的，我是德國愛國者，我也是德國文化培養出來的。

隨著大量移民的涌入，您認為德國還是只有一種文化嗎？

哈貝馬斯：我們的文化中也包含著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土耳其、伊朗和希臘的移民。我為我們這樣的文化而感到驕傲。他們中有許多相當杰出的導演、記者、電視明星，當然還有企業總裁、最有能力的醫生、最好的作家、政治家、音樂家和教師。 這是我們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再生能力的最有力體現。 右翼民粹主義者對他們采取激進的排斥態度，這是非常荒謬的。 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如今的德國文化。

移民家庭真正融入社會中，并不能解決全球移民潮的問題。我覺得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解決原籍國的經濟問題。但如果不改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話，那就不要問我該怎么做了。這個問題幾個世紀前就已出現，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如果你讀過斯特芬·萊森尼希（Stephan Lessenich）的《外部化社會》（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這本書，你就會明白，這股席卷歐洲和西方社會的浪潮的根源所在。

您認為我們現在是否正在走向文明的沖突？

哈貝馬斯：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最古老和最有影響力的文明都具有形而上學以及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偉大宗教的特征。它們都具有普世潛力，因此它們都有很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而事實上，宗教原教旨主義是現代的產物。它誕生于由殖民主義，殖民主義的終結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社會根基中。

我所希望的是，基于信仰與知識的這個古老的爭論話題而形成的后形而上學的學術派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哲學在科學面前逐步退化其啟蒙作用的功能。

03. 哲學家治國？饒了我們吧

曾有人引述過您的話，您說歐洲是經濟巨人和政治侏儒。

而如今看來，似乎沒有任何改進，

我們發生了英國的脫歐、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民族 主義。

哈貝馬斯：歐元的出現將歐洲共同體劃分為了北部和南部，同時也是贏家和輸家的區別。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假設沒有政治上的統一，國家經濟共同體結構上的差異是無法相互之間彌補的。例如單一勞動市場的流動以及共同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樣的安全閥就一直缺失。同時，歐洲也不具有制訂共同財政政策的權力。再加上歐洲條約中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模型更是加深了各民族國家對全球市場的依賴。南方國家的青年就業率數字是可恥的，不平等現象全面增加，侵蝕著社會凝聚力。在適應了這一體系的經濟體中，自由主義經濟模型占據主導地位，促進了個體化的經濟增長。反過來，身處困境的經濟體，其退出傾向、非理性的反應以及自我毀滅的憤怒在逐漸蔓延。

您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獨立問題的？

哈貝馬斯：我不明白為何像加泰羅尼亞這樣的發達的、民眾教育程度高的地區會想要在歐洲獨立。我估計這都是因為經濟問題。

您是否認為民族國家比過去更有存在的必要？

哈貝馬斯：我認為民族國家是沒有人相信的，但又必須被發明出來的模型，這完全是出于實用的原因。不過或許我不該這么說。

我們總是將歐洲建設的問題歸咎于政治家，

但是或許公眾缺乏信念也是罪魁禍首之一？

哈貝馬斯：到目前為止，政治領導人和政府一直在采用精英模式推進歐洲的建設，在一些復雜的問題上，并沒有把群眾納入進來。我甚至感覺連政黨或國家議員對這些構成歐盟政治的復雜內容都不熟悉。有一句口號說是：“讓媽媽來照看你的錢”。默克爾和朔伊布勒在面對危機問題時，就示范了什么叫做在公域隱藏解決方法。

↑安格拉·多羅特婭·默克爾

是不是德國有時候也錯把領導權當成霸權了？

這可將法國置于何地？

哈貝馬斯：顯然德國聯邦政府在霸權上既沒有天賦也沒有經驗。如果他們有的話，他們就不會試圖將歐洲各國聯系在一起卻又不考慮各國的利益。在過去的20年間，德國聯邦政府在經濟問題上一直在加強自己作為民族國家的角色。說到馬克龍，他的行為一直在提醒默克爾，她必須好好想想未來的歷史書上會如何形容她。

在歐盟建設的問題上，西班牙是怎樣的角色？

哈貝馬斯：西班牙只需要支持馬克龍就可以了。

同您一樣，馬克龍也是一位哲學家。 您認為政治和哲學可以互相結合嗎？

↑埃馬紐埃爾·馬克龍

哈貝馬斯：天哪，哲學家治國，饒了我們吧。不過，馬克龍還是令人尊敬的。因為在當今政治大背景下，他是唯一敢于擁有政治觀點的人。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和具有說服力的演說家，他一直在追求有著歐盟視角的政治目標，同時，在選舉過程中幾乎令人絕望的狀況下，他體現出了個人勇氣。而如今，作為總統，他也兌現了他的選舉承諾，做到了他說過要做的事。在如今這個政治認同麻木甚至喪失的年代，我學會了去欣賞這些個人品質，盡管我信仰馬克思主義。

不過我們暫且無法了解他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么，或者說他是否有意識形態。

哈貝馬斯：你說得對，我仍然無法看出當今法國總統的歐洲政治背后的意識形態是什么。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有著左傾思想的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我希望他是吧。

*尤爾根·哈貝馬斯｜訪談者， 繆濟｜ 編譯

*本文信息綜合自文匯學人、政治哲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