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手稿故事22《記發薪》：欠薪是大爺，道德與吃飯

魯迅《吶喊》中的小說《端午節》，和雜文《記“發薪”》，都跟薪水有關。

20年代初，北洋政府窮得叮當爛響，經常發不出薪水，其他部門或許還有門道，教育系統最慘，經常拖欠薪水。1921年6月，北京國立8所大、專院校聯合各學校，到徐世昌政府討薪，并提出不發錢就不上課。

臨作

胡適在北大教務會上反對這種方式，但他是少數派，他因而辭去教務長職務。就這樣斷斷續續鬧了一年時間，陳獨秀在南方，給胡適來信說，你們真沒出息，為了薪水，拋棄教育事業。

北洋政府說，你們上課，就給發錢。但是答應得好好的，第二天仍然是沒有。胡適1922年5月31日記：

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沒發錢了。節前說有倆月錢可發，……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書不少，竟欠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借了三百，今早還沒起來，已有五加書店伙計坐在門房里等候，三百元一早發完。

《魯迅手稿全集》中收錄了一張北京大學發放的薪俸收據，1926年五月的，十八元。可見欠薪、少發是經常的事。

也正是1922年6月，魯迅寫了短篇小說《端午節》。

方玄綽是個教員，也是個小官僚，這簡直就是魯迅的化身，因為他是教育部僉事，又在北大、北師大兼職授課。此人接受新文化，喜歡讀胡適的《嘗試集》，政府長期欠薪，同事去討要，他躲在后面，很清高的樣子。端午節前，學校與衙門都不發錢，老婆左支右絀，家里還欠店家的錢。方玄綽從店家賒了一瓶“蓮花白”，喝著酒，繼續讀《嘗試集》：他的口頭禪是“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都被欠著呢，又不是自己一個人。

小說揭示了知識分子妥協逃避、自欺欺人的精神狀態，這其中也有魯迅自己的影子。

陳獨秀認為昔日的同事沒出息，他遠在南方，不了解情況。魯迅的小說卻在說，吃飯和事業的關系，也沒那么簡單。事業大于吃飯，道理誰都懂，可是吃飯畢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連自己的權益都不敢爭，還能為別人爭權益嗎？

1926年，魯迅又寫了雜文《記“發薪”》，可以與《端午節》對照來讀。

朋友說部里發薪水，三成，必須本人親領，而且限三天，否則……朋友沒有說否則怎樣，魯迅補充說，否則“就不給”。

魯迅說，“只要有銀錢在手里經過，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

關于薪水的重要，魯迅說：

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魯迅這話把空話大話打了個粉碎，人無法忽視肚子的需要，胃的感覺最真實。莫言不是說過嘛，道德是吃飽飯之后考慮的問題，所有人都知道道德要高尚，然而肚子經常出賣自己的想法。這樣說來，莫言不過是在魯迅之后，繼續闡發而已！

魯迅經受了領簽、走錯了房間、排隊、腦滿腸肥的官僚頤指氣使等等折磨之后，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發薪的還有另一個小組，給死人發錢。死人沒法親自到場，有另外的途徑發放。不知道死人為什么還要發薪水。

最終，魯迅只領導三成薪水，而且是兩年前的。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魯迅的賬單記載了9000多塊，他說自己是“精神的貴族”。曾經有官員在部務會議上提出，不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幸虧他的提議沒有通過，否則這精神的貴族也當不成了。

魯迅說，“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

魯迅也是 方玄綽，也只能無奈地乖乖去排隊畫押領錢，但是魯迅敢于指出這種“文明”的不可靠。

硯邊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