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炸伊朗犯大忌，西班牙硬剛到底，德國裝啞巴，歐盟集體打臉

面對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歐洲的反應令人尷尬——震驚、失語、分裂。

從加沙到德黑蘭，歐洲領導層展現出一種令人失望的姿態：既無法捍衛歐洲自身利益，也不愿就華盛頓和特拉維夫的行為追究責任，于是在大國博弈面前顯得無力而被動。

能源價格上漲、供應鏈受阻，再疊加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沖擊以及美國的懲罰性貿易措施，都在提醒歐洲：當盟友做出重大決策而歐洲無法施加影響時，代價終將由歐洲自己承擔。

伊朗政權令人憎惡。任何重視人權的人，都有理由對其加以譴責。

但美國與以色列的聯合空襲，已被絕大多數法律專家認定為違反國際法。此時，歐洲本應以國際法為立場基礎，而不是對強勢盟友噤若寒蟬。

除西班牙第一時間公開指出此次攻擊違法，以及隨后少數國家跟進外，大多數歐洲政府與機構選擇了退縮。

德國總理在訪問華盛頓期間拒絕“說教”美國違反國際法的問題；當美國威脅對西班牙采取貿易措施時，他也未為西班牙發聲。這種態度尤其令人難堪。

曾經，歐洲引領世界建立制度，限制戰爭、促進貿易。如今，卻有淪為大國政策附庸的風險。

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沖擊，來自多個方向。

在華盛頓，一種資源優先、交易至上的新帝國式地緣政治邏輯，把主權國家視為可供攫取的資源庫。從委內瑞拉、格陵蘭到伊朗和烏克蘭部分地區，主權與長期穩定被輕易置于次要位置。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以強硬手段推動領土修正主義，對曾處蘇聯影響之下的鄰國主權毫不顧忌。

在亞洲大國，一黨執政的國家以區域主導為目標，通過經濟依賴、技術優勢與外交壓力擴大影響。

這些趨勢，都在侵蝕歐洲爭取戰略自主的空間。

當大國將供應鏈、能源、金融、技術乃至軍事力量武器化，中小國家只能在壓力中做出痛苦妥協。政治空間縮小，戰略選項減少，未來發展的籌碼被提前抵押。

歐洲唯一可信的回應，是以團結一致的中等力量姿態，捍衛國際社會賴以運轉的法律與制度框架。否則，“強權即公理”將重新成為常態。

問題在于，歐洲恰恰缺乏團結。成員國內部民粹與民族主義力量上升，使共同政策支離破碎。戰略議題被國內政治化，某些首都出于私利在關鍵時刻否決集體行動。

當國家領導人優先考慮短期政治收益，或對威權伙伴示好時，歐洲整體的可信度便迅速蒸發。這種碎片化，不僅削弱歐盟政策，更動搖歐洲作為法治與可預期國際關系代表的形象。

當勸說無效時，歐盟必須準備在必要情況下繞開阻撓者行動。多數人的安全與繁榮，不能被少數國家挾持。合格多數表決機制與“志同道合國家聯盟”，應成為緊急情況下的常規工具。

如果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甚至在對以色列態度上顯得猶豫的德國，多次阻礙維護歐洲安全與基本原則的措施，這種做法就不能再讓歐盟陷入癱瘓。

言辭必須匹配能力。單靠法律立場，無法阻擋坦克、經濟脅迫或單邊軍事打擊。歐洲需要在防務上作出實質性投入：建立可信的常規軍力，強化聯合后勤與生產體系，保障關鍵供應鏈，并正視核威懾現實。

經濟層面的姿態同樣關鍵。戰略獨立，意味著穩定的能源來源、穩固的關鍵技術與原材料供應鏈，以及優先扶持戰略產業的產業政策。

歐洲應把貿易政策同時作為防御之盾與激勵之器。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的關稅措施，已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法。歐盟應運用布魯塞爾手中的反制工具作出有力回應。

經濟力量必須與原則性外交結合。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歐洲應明確：市場準入附帶責任。侵犯主權、踐踏人權或違反國際法，必須承擔現實后果。

歐洲已對俄羅斯采取類似措施。面對來自華盛頓或特拉維夫的越界行為，也應同樣果斷。

數月前，歐盟委員會因違反聯系國協定問題提出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實施制裁的建議，不應被擱置。

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在反對美國與以色列戰爭問題上走在歐洲前列，正如他在加沙問題上的立場。此類態度，往往能在國內獲得跨黨派支持。美國國內對特朗普對外冒進行為的支持并不穩固，共和黨內部也在伊朗與巴勒斯坦問題上存在分歧。

中東長期沖突將帶來經濟反噬。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選民，都不會歡迎這種局面。

更關鍵的是，全球南方國家將成為最終評判者。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構成聯合國成員的大多數，對西方政治的觀感日益審慎。

如果在中東問題上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保持沉默，歐洲的道義與政治資本將被迅速耗損。非法軍事行動、持續占領與剝奪巴勒斯坦權利的現實，都是考驗。

歐洲若希望在全球南方贏得長期信任，就必須展現一致立場：譴責違法攻擊，支持追責，維護人道原則。

與由南非和哥倫比亞主導的海牙小組合作，支持巴勒斯坦自決，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步。這種立場所積累的政治信用，將在貿易、能源合作與安全伙伴關系中轉化為長期收益。

歐洲應當加強與認同規則秩序的國家合作。不僅限于傳統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伙伴，也包括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的區域領導者。通過安全安排、自由貿易協定、協調制裁機制以及基礎設施與技術聯合投資，可以構筑抵御單邊脅迫的防線。

若歐洲繼續分裂，淪為他國政策的附屬——無論是華盛頓的資源驅動式冒進，莫斯科的領土擴張，還是亞洲大國首都的經濟壓力——它將同時失去價值觀與現實利益。

20世紀已經證明，退讓與癱瘓會帶來災難。21世紀不應重蹈覆轍。

歐洲必須在務實與戰略思考之間找到平衡，同時牢牢立足于法治、主權尊重、人的尊嚴以及公平經濟關系。如果能夠團結行動，建立可信的軍事與產業能力，并在全球南方培育穩固伙伴關系，歐洲仍有可能在塑造更加穩定、公正的國際秩序中發揮關鍵作用。

猶疑的時刻已經過去。要么以法律與聯盟為基礎凝聚集體力量，要么在分裂與搖擺中被不斷削弱。

街頭的旗幟會隨風擺動，會議室里的聲明終將歸檔。真正被記住的，是在關鍵時刻是否有人站在規則一邊。歷史不會等待遲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