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碳市場突遭背刺，默茨梅洛尼聯手逼宮，碳價跌得親媽都不認

歐洲的氣候戰略，長期以來主要建立在單方面減排之上。如今，這一策略在政治上愈發脆弱，在經濟上也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它將顯而易見的成本集中在本土，而氣候收益卻取決于其他國家是否跟進。

今年二月，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意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等歐洲領導人相繼就修訂或推遲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表態。這些言論迅速壓低了歐洲基準碳價。大西洋彼岸，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下的環境保護署已最終撤銷了二零零九年支撐聯邦溫室氣體監管的“危害認定”。公眾對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支持度正在下降。在國際氣候政策中，自利也許比利他更具傳染性。

作為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三位經濟學者，他們認為，應對這種壓力的正確方式，是將歐洲氣候政策的重心從關注自身碳足跡，轉向催化國際合作。通過合作，不僅可以顯著降低本國產業因政策而喪失競爭力的成本，還能大幅提升全球氣候行動的實際成效。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自二零零五年啟動，覆蓋歐盟約四成排放量。與二零零五年相比，納入體系的電力和工業設施排放量已大致減少一半。歐洲的碳邊境調節機制是近年另一項關鍵創新。它能夠推動合作，因為向歐盟出口的國家逐漸意識到，與其將碳收入拱手讓給歐洲，不如在本國實施碳定價。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土耳其也在制定各自的邊境調節政策。

可以將其視為一個政策“飛輪”。啟動之初需要投入大量政治資本，但每一次轉動都會讓下一步更為順暢，尤其是在清潔技術成本持續下降的背景下。

這個飛輪并非毫無代價，也尚未實現自我維持。歐洲電價居高不下。能源密集型產業已縮減產量，其中既有二零二二年能源沖擊的影響，也有部分國家雄心勃勃卻成本高昂的氣候政策因素。

更令人不安的是長期賬本。若要實現歐盟到二零四零年較一九九零年凈溫室氣體排放削減百分之九十的目標，在某些情境下，排放配額價格可能攀升至每噸數百歐元。若技術進步和配套政策未能有效壓低成本，到本世紀中葉，價格甚至可能達到數百歐元。這對于去碳化目標而言并非缺陷，但如果其他國家未能同步行動，這將成為沉重的政治與經濟約束，對全球氣候變化本身的改善也十分有限。

從原則上看，碳邊境調節機制是一項合理設計。它將進入歐盟市場的條件與支付與歐洲相當的碳價掛鉤，減少“搭便車”行為。但在現有形態下，它存在明顯局限：無法保護出口商，可能推高下游產業的投入成本，也可能滋生規避行為，并引發以保護主義為名的游說壓力。

以化肥行業為例。由于化肥生產高度依賴能源，排放交易體系促使大量產能遷出歐盟。歐洲農民繼續受益于未定價碳排放的廉價進口產品。當歐盟試圖通過對進口化肥實施碳邊境調節彌補這一缺口時，卻遭到農民群體的巨大政治壓力，反而削弱了這一政策本身。

放棄排放交易體系和碳邊境調節機制，幾乎等同于放棄歐盟整體氣候雄心，并可能引發全球范圍的多米諾效應。問題不在于拆除這些機制，而在于升級它們，尤其要將其作為通往合作的橋梁，而非單方面保護自身減排目標的工具。它們應被改革為鼓勵貿易伙伴在本國實施可信氣候政策的激勵裝置。

即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在本世紀末實現碳中和，要實現全球升溫控制在兩攝氏度以內的路徑，非經合組織國家的排放量仍需在基準預測基礎上削減約百分之八十五。因此，評判歐洲氣候政策的首要標準，不應是歐洲自身能變得多“清潔”，而應是它能多大程度上帶動他國共同參與。

如果歐洲繼續將重心放在自身碳足跡，而非合作與技術進步，至少應明確提出條件性原則。在貿易協定、軍備控制和金融監管領域，承諾往往是互惠的。氣候政策沒有理由例外。

對于富裕且高排放的競爭對手而言，關鍵在于互惠行動與執行機制。若他國“搭便車”，利用歐洲單方面雄心獲取經濟優勢，單邊減排目標難以實現。將這種條件性明確為戰略，不僅在政治上更具說服力，也更有助于創造合作激勵。

如果歐洲在缺乏可信合作戰略的情況下削弱碳定價，政策飛輪可能停擺。若只是一味提高國內碳價，而忽視競爭力與互惠問題，內部反彈或將摧毀整個體系。前行之路既非拆除排放交易體系，也非否認成本現實，而是運用歐洲市場規模、技術能力與投資意愿，推動真正重要的結果——形成一個足以迅速削減全球排放的廣泛聯盟。

這并非遙不可及。當政策圍繞互惠與創新構建，而非單方面的道德姿態，合作才可能發生。值得慶幸的是，歐洲已建立起實現雄心氣候政策的關鍵工具，它們有潛力擴散至世界其他地區。

氣候議題從來不是孤立的賬本計算，而是一場關于規則、公平與責任的長跑。市場與技術可以轉動飛輪，但真正決定方向的，是各國是否愿意彼此對視，在付出與回報之間找到平衡。當歐洲再次審視自身策略時，或許更重要的問題不在于碳價漲跌幾何，而在于它是否仍有勇氣邀請他人同行。風向未定，路徑尚長，下一步如何落子，考驗的不只是算術，更是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