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幻想靠“油價上漲”來拉動物價和增長

（全文12000字，閱讀約18分鐘）

“通貨膨脹”，曾經是一個讓人聞之而色變的詞。

在最近幾場重要會議上，“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這一目標屢次被提及。很顯然，促進物價適度抬升、容許鼓勵適度通脹已經成為了當前宏觀政策的鮮明導向。

（延伸閱讀：《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11個重要新信號》《看懂“兩會”報告蘊含的信號：今年經濟是求“進”還是求“穩”？》）

在過去的2025年，國家對全年CPI漲幅設定的目標值是2%。但由于食品、能源等占居民消費大頭的商品在2025年的價格總體是下降的，受其影響，全年下來CPI漲幅是0%。

正當人們對2026年會否通縮眾說紛紜之時，CPI卻在進入2025年底之后、尤其是進入2026年之后忽然有了一個突飛猛進的增長——2026年2月CPI同比增長了1.3%，核心CPI更是同比增長了1.8%，創下三年來新高。

觀察2月份CPI猛增背后的原因，除了春節錯月導致的食品、交通、服務價格上漲，以及反內卷持續推進、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反彈等帶來的影響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金價。

今年頭兩個月里，國際金價飆漲了超20%。金價的上漲帶動了黃金飾品價格的飆升以及人們對黃金飾品投資需求的高漲，進而帶動了CPI的一路走俏。

（延伸閱讀：《再談近期一系列經濟動向背后的底層邏輯》）

就當人們踟躕于要不要高位購入黃金時，2月28日深夜西亞波斯灣畔的一聲刺耳警報，劃破了已經籠罩在伊朗頭上兩個多月的陰霾。

隨著沙特、阿聯酋、科威特、伊拉克等中東主要產油國聯手宣布石油減產，隨著伊朗宣布對扼守波斯灣與阿曼灣咽喉的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封鎖禁運，人們對石油供給的信心也掉到了冰點。3月9日這天，布倫特原油價格一度沖破了每桶119美元，這比美伊開戰之前足足上漲了70%。

（圖片來源：知識分子）

再聯想到石油從中東運輸到東亞、歐洲等目的地的海上航運耗時通常要20天到50天不等，故而石油價格上漲的威力恐怕還未充分顯現出來。因此，由石油價格上漲所帶來的CPI繼續上行，就成了3月、4月乃至更長時間里的大概率事件。

于是有人說了，石油價格上漲將一掃CPI下行的頹勢，讓我們進一步擺脫可能陷入通縮的擔憂，從而使我們完成CPI全年漲幅2%的目標，達成以適度物價抬升、適度通貨膨脹來驅動經濟增長的目的，所以油價的上漲是一件好事，它是在給經濟錦上添花、而不是火上澆油。

——可是，這種說法真的站得住腳嗎？

【一】

近一千年以前的北宋神宗時期，總攬全國財政經濟大權的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沈括在仕途失意之時，曾寫下過一部流傳千古的著作——《夢溪筆談》。

在這本書里，沈括作過這樣一段描述：“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為之”。

后人將英語“petroleum”一詞翻譯成漢語“石油”，出處就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寫的這段話。

20世紀初，隨著內燃機被廣泛使用，石油逐漸崛起成為了與煤炭并駕齊驅的人類社會最重要能源燃料。再加上運輸方便、能量密度高的特性，石油逐漸成為了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世人稱之為“黑金”。

同時，由于石油是地殼在億萬年間的時空跨度里，有機生物、地質構造、氣候溫度共同發生化學反應所帶來的產物，所以石油在全球范圍內的地理分布是極為不均的。

按照已探明儲量的標準，環繞波斯灣的中東地區石油儲量占到了全世界的57.4%，世界前10大儲油國中有5個都是中東國家（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聯酋、科威特）。

（圖片來源：石油探秘）

然而，真正對石油消費量大的卻是北美、東亞、南亞、東南亞、歐洲等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區域，這些區域里的大多數國家都屬于貧油國，所以從中東進口石油就成了他們維系自身經濟運轉的依賴。

（圖片來源：中石油集團《全球能源治理報告》）

在二戰結束初期，中東地區的石油還掌握在英美跨國集團公司的手中，最知名的就是壟斷了全球石油生產和供應的“七姊妹”——美國的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后改名為埃克森美孚公司）、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后并入埃克森美孚）、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后改名為雪佛龍公司）、德士占公司（后并入雪佛龍）、海灣石油公司（后并入雪佛龍），英國的殼牌石油公司、波斯石油公司（后改名為英國石油公司）。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東國家才逐步收回了對石油資源的主權。1960年，伊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委內瑞拉五國代表齊聚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宣布抵御英美跨國公司的經濟侵略、奪回本國石油主權，成立“石油輸出國組織”，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歐佩克”。

（圖片來源：地理沙龍）

在那一年，執掌伊拉克政權的還是“自由軍官組織”，彼時尚不滿23歲、后來成為了伊拉克總統的薩達姆還因行刺“自由軍官組織”首腦之一、時任伊拉克總理的卡桑而被判處了死刑；

而伊朗當時還處在巴列維王朝統治時期，巴列維國王的世俗化改革在伊朗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那時候伊朗的女性還可以身著比基尼在海灘上曬太陽，至于那個后來被伊朗人神化了的教士霍梅尼當時還在庫姆神學院里傳經授道。

在這些海灣國家取代英美成為了全世界石油資源最主要的控制者之后，美國也就失去了對國際油價的主導權。從此，國際油價的一漲一跌都與中東——這個全世界“火藥桶”的一戰一和、一顰一笑緊密牽動了起來。

本次美伊戰事爆發之前，國際油價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總共經歷過四次大幅度的上漲，這四次中至少有三次都是被驟然緊張的中東地區軍事沖突所引發，每一次后來都對全球地緣格局和國際經貿金融造成了極大恐慌和深遠沖擊：

（圖片來源：繁星云海）

國際油價第一次暴漲發生在1973年，史稱“第一次石油危機”——

這年10月，為了表達對第四次中東戰爭（又稱十月戰爭、贖罪日戰爭）中埃及和敘利亞一方的支持、對美國和以色列的聲討，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決定減產石油，后來又升級為了對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施石油禁運。

此后，國際油價從每桶3美元左右一下子飆升到了每桶12美元左右，從而觸發了二戰之后全球最嚴重的一輪經濟危機。

1973年美國CPI同比還只有3.6%，到了1974年就飆升到了12%。全球主要工業國家紛紛出現經濟衰退，美國GDP增速下降了4.7個百分點，歐洲GDP增速下降了2.5個百分點，日本GDP增速下降了7個百分點。

這場石油危機還間接導致了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讓美軍在越南戰爭中深陷泥潭，就連緊急接替因水門事件而下臺的尼克松擔任美國總統的福特，也由于任內一系列糟糕的經濟表現而未能在1976年總統大選中獲得連任。

在那之后，國際油價就穩穩站在了每桶10美元以上。

國際油價第二次暴漲發生在1979年，史稱“第二次石油危機”——

那一年，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趕走了老國王巴列維，奪取了伊朗政權；薩達姆也趕走了老總統貝克爾，擔任了伊拉克總統。

作為海灣地區勢均力敵的兩個大國，伊朗與伊拉克一個由什葉派主導、一個由遜尼派主導，霍梅尼早年在伊拉克流亡期間還曾跟薩達姆發生過齟齬，兩人掌權后又都想當海灣地區的帶頭大哥。就這樣，總共持續了長達8年的二戰后全球最慘烈戰爭——兩伊戰爭便打響了。

在兩伊戰爭的催化下，國際油價從每桶14美元一下子飆升到了每桶35美元。由于伊朗、伊拉克兩國的石油產量和出口量都顯著銳減，全球石油日均產量也從戰前的每天580萬桶驟然下降到了每天不足100萬桶。

1980年，美國CPI飆升到了13.5%，英國、韓國、法國的CPI也都飆升到了10%以上。兩伊戰爭及其引發的石油危機讓西方世界再次陷入經濟衰退，80年代初期美國GDP下降了3%。

也正是在這場危機之后，西方國家才開始認真思考發展非石油類的清潔能源，并著手建立戰略性石油儲備計劃。這場經濟危機還斷送了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的仕途，徹底改寫了美國此后的中東地緣戰略。

國際油價第三次暴漲發生在1990年，史稱“第三次石油危機”——

這一年，為了彌補自己在兩伊戰爭中遭受的經濟重創，薩達姆瞅準了與伊拉克南部接壤的小國科威特，他聲稱科威特通過斜向鉆井竊取了伊拉克的石油，于是向科威特悍然出兵，從而引發了海灣戰爭。

海灣戰爭不僅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遭到了國際制裁，也嚴重打亂了科威特原本正常的石油開采和出口，還威脅到了鄰國沙特的石油生產，從而讓國際油價從兩伊戰爭后剛剛回落下來的約20美元一桶，一下子又飆升到了約40美元一桶。

但好在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緊急采取了軍事干預，美國以碾壓性的軍事優勢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海灣地區的石油生產和出口也就很快在戰后得到了恢復，因此這一輪石油危機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沖擊要小于前兩次。

可盡管如此，挾著海灣戰爭勝利東風歸來的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還是在1992年大選中慘敗給了“奶油小生”克林頓，而克林頓反擊老布什最膾炙人口的一句口號就是——“笨蛋，是經濟！”。

國際油價第四次暴漲發生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盡管海灣戰爭擊退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但卻留下了薩達姆——這個與美國為敵的死對頭。因此在2003年，剛剛打完了阿富汗戰爭的小布什又將目光投到了伊拉克的身上，他以薩達姆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將美軍的飛彈瞄準了伊拉克。

與前三次石油危機不同，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由于薩達姆政權很快被推翻、美國迅速控制了戰局，所以中東地區的石油產量在開戰半年之后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國際油價在從戰前的約25美元一桶飆升到開戰前夕的33美元一桶之后，也很快就回落了下來。

伊拉克戰爭的勝利強化了美國社會的繁榮幻象，因此也就給幾年之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在2008年那場由美國住房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中，國際油價最高時飆漲到了140美元一桶，在那之后油價雖仍有起起伏伏，但整體波動區間已經被抬升到了60至70美元一桶之上。

2009年，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出現年度CPI負增長的通縮現象，當年美國GDP也下降了2.6%（之所以這一次美國出現了CPI負增長，乃是因為這輪石油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而不完全是中東地區的戰事）。

【二】

回顧歷史上四次國際原油價格暴漲的歷史，我們可以歸納出四點規律——

第一，決定國際油價變化的主導因素在供給側（即中東海灣地區的產油國），而不在需求側（即北美、亞洲、歐洲等主要石油消費國或進口地）；

第二，國際油價多半是因驟然爆發的軍事熱戰而突然走高，可油價一旦升上去之后就很難再降得下來，每一次油價飆升都會將油價推升到一個新的波動區間；

第三，國際油價的飆升往往會帶來全球商品價格的整體抬升，促使CPI指數被動增長；

第四，盡管CPI增長了，但以適度通脹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邏輯卻不成立，遭到石油危機沖擊的國家在此期間多半會出現經濟衰退，GDP反而會負增長。

由此看來，因石油價格上漲所帶來的CPI指數上行往往并不是一件好事，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在多數親歷者眼中并沒留下多少令人快樂的記憶。那么這種油價上漲帶來的“CPI增長行情”還值不值得期待呢？

說到這里，我們就需要談談CPI與通貨膨脹背后的機理了。

所謂“CPI”，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的簡稱。每個國家的統計部門都會選取一籃子居民日常消費時會經常采購的商品，并將每類商品賦予不同的權重，定期觀察它們市場價格的最新變化，由此便計算出了CPI。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傳統觀點，一國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有四個基本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穩定物價、國際收支平衡。將“穩定物價”納入宏觀調控的四個基本目標之一，足見價格問題在國民經濟全局中的重要性，而CPI正是觀察物價是否穩定的最重要指標。

可用CPI來衡量社會整體物價水平時還存在一些局限性，于是人們又發明了核心CPI的概念。

所謂“核心CPI”，就是剔除了食品、能源這兩個在居民日常消費中支出占比較大的項目后的社會整體物價水平。之所以要把食品、能源這兩項居民日常消費的大頭給剔除出去，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食品和能源的消費價格極易受季節、天氣、災害、戰爭、收成、國際供給等意外突發因素的影響，短期波動可能過大，容易在判斷整體物價變動趨勢及幅度時造成干擾；

二是食品和能源屬于人們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消耗品，人們對食品和能源的價格敏感度比較低，不會因為其價格的短期劇烈波動而顯著增加或減少消費。

也就是說，食品和能源價格的短期劇烈波動，在宏觀上可能無法代表全社會的物價變動行情、對指導政府宏觀調控意義不大，在微觀上可能無法影響人們的日常消費決策、甚至會使人們對物價變動趨勢產生誤判，所以才需要將它們剔除。

除了CPI之外，另一個觀察全社會物價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是PPI。

所謂“PPI”，就是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的簡稱，它的統計邏輯跟CPI比較類似，區別在于CPI統計的是居民消費環節的商品物價，而PPI統計的是工廠生產環節的工業品出廠價格。

CPI、PPI、核心CPI共同構成了判斷社會整體物價水平的三大指標，其中CPI最為全面，核心CPI最為客觀，PPI是CPI的上游、通常可以作為引領CPI走勢的先導指示。

當CPI、PPI、核心CPI三大指數都發生顯著上行時，通常意味著經濟景氣度高、市場需求旺盛、增長動力強勁、經濟主體預期樂觀，但這同時也會埋伏著經濟過熱、生產過剩、通貨膨脹的危險信號；

當CPI、PPI、核心CPI三大指數都發生顯著下行時，通常意味著經濟景氣度差、市場需求萎靡、增長動力匱乏、經濟主體預期悲觀，此時盡管物價水平是穩住了，但它所帶來的通貨緊縮、經濟低迷卻是更可怕的。

因此，奉凱恩斯主義為圭臬的西方宏觀經濟學通常認為，一國政府應該努力將通貨膨脹維持在小幅微增的水平，CPI既不能過高、也不能為負，每年1%到3%的溫和通脹率是最理想的，此時既能驅動經濟的快速循環和持續增長，又不至于因物價上漲、貨幣貶值而造成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居民財富儲蓄縮水。

當然了，這個看法只是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在我國，由于歷史上幾次嚴重的通貨膨脹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慘痛的記憶，比如1988年因“價格闖關”失敗而導致物價急劇上漲，進而引發了全社會性的搶購、擠兌風潮，巔峰時的CPI月同比增幅一度超過了28%，這就使得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對CPI、通脹率一直采取的都是限制型政策思路。

從80年代一直到前幾年，盡管國家每年都會就CPI設定年度目標，但彼時這個目標的意義始終都在于“劃定上限”。例如在2024年初，國家將當年CPI目標設定為“漲幅3%”，言下之意就是“要控制通脹，全年CPI漲幅原則上不能超過3%”。

這種情況一直到2024年下半年才開始轉向。到了2025年初，國家雖然將當年CPI目標下調為了“漲幅2%”，但言下之意卻變成了“要防止通縮，全年CPI漲幅原則上不能低于2%”，此時設定CPI目標的意義就變成了“劃定下限”。

（延伸閱讀：《一個被忽視的重要信號：20年來首次調低CPI漲幅目標！》）

然而，2025年全年CPI的平均漲幅卻只有0.0%，直到進入2025年四季度后情形才開始有所改觀，到了2026年初則突然迎來了一片漲勢。

在美國發動對伊朗的戰事之前，帶動CPI回升的更多還是金價上漲等這類非完全消費類的因素，所以彼時人們對后市CPI能否保持住回升勢頭還持觀望態度。直到2月底美伊戰事爆發、國際油價飆升，人們才覺得CPI維持上漲的趨勢算是穩住了，完成CPI全年漲幅目標的任務這下應該沒有壓力了。

——但很可惜，這種觀點其實是一種極其典型的形而上學。

【三】

從成因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把通貨膨脹劃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種叫“需求拉動型通脹”——

即總需求顯著超過總供給，總的商品就那么多，可市場上愿意為這些商品支付的貨幣卻突然變多，那么物價就必然上漲。導致總需求增加的可能是內需拉動，比如居民消費、企業投資、政府購買；也可能是外需拉動，體現為出口。

第二種叫“成本推動型通脹”——

即工廠為滿足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土地、運輸、勞動力等生產資料的成本突然上漲，為了保證利潤空間，廠家不得不提高制成品售價，從而引發物價上漲。如果這些成本突然上漲的生產資料是來自于國外的話，那么就叫做“輸入型通脹”。

第三種叫“貨幣超發型通脹”——

即總供給、總需求、總成本都未自發變化，但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卻突然變多了，因而平攤到每件商品上的物價也就變高了。最常見的貨幣超發型通脹就是央行為了扭轉市場預期、提振市場需求而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從而導致向市場投放的流通貨幣總量突然增加。

第四種叫“預期自我實現型通脹”——

即總供給、總需求、總成本、總貨幣量都未發生變化，但人們普遍預期未來物價將會上漲，而這種一致性的預期極易導致自我實現。比如，當所有人都預期明年物價將會上漲10%時，那么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損，工廠的產成品、商店的零售價、給員工發放的工資都會自發上調10%，這原本只是大家基于一種預期而采取的預防性措施，但結果卻是造成第二年全社會物價真的上漲了10%。

第五種叫“結構性通脹”——

即商品價格走勢出現了K型分化，最典型的就是食品、能源等剛需消費品的價格猛漲，或者住房等跟資產掛鉤的商品價格猛漲，然而真正屬于可選消費、增值消費的汽車、家電、服裝、電子產品、文體旅游的價格卻陷入內卷、不升反降。

（在實踐中，我們很難將某一次通貨膨脹簡單歸因于上述五種成因中的某一種，因為它往往是幾重因素交織疊加、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上述五種通脹類型中，人們最期待的其實是第一種——“需求拉動型通脹”：

因為只有需求拉動型通脹才是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提振、企業投資建設和擴大生產旺盛的反映，此時需求拉動型通脹就成了經濟景氣度變高、經濟主體預期改善、經濟活力涌現、經濟循環加快的直觀表現，人們也容易對通脹形成一致預期，從而使得需求拉動型通脹與預期自我實現型通脹凝為一體，持續驅動經濟增長。

相反，成本推動型通脹會讓企業盈利縮水、居民體感變差，從而抑制供給、抑制需求、抑制經濟增長；

貨幣超發型通脹缺乏現實的物質財富變化作基礎，屬于飲鴆止渴、繁榮假象，長期看只會傷害經濟；

結構性通脹本質上是經濟供給側出了問題，也許是發生了影響經濟健康循環的壟斷現象，也許是有什么資產價格泡沫正在悄悄積累，最后常常會加劇貧富分化、醞釀金融風險；

——這幾種通脹都不屬于我們想看到的通脹，甚至是惡性通脹。

那么，因石油價格上漲所帶來的通脹屬于上述五種通脹類型中的哪一種呢？通過分析石油價格上漲推高全社會物價水平的鏈路，我們就能找到答案：

第一，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高達70%，國內成品油價格又采取的是跟國際原油價格緊密掛鉤的調整機制，因此國際油價的上漲會立即傳導至國內油價表現上，工業燃料成本、道路運輸成本、快遞物流成本、居民出行成本、網約車出租車載運成本、航空航海運輸成本等等都會立刻上升，這些成本的抬升要么是直接反映到CPI中，要么是通過PPI間接傳導到CPI中。

（圖片來源：氫景）

僅以跟CPI直接相關的居民終端消費為例，2025年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50.12萬億元，其中“石油及制品類”為2.25萬億元，占比達4.5%。

第二，由于石油是化工產業鏈的起點，所以石油價格上漲會直接推高化工產品價格，進而逐步傳導至塑料、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化肥、農藥等各種中間工業品和終端工業品，最終導致居民終端消費價格的普漲。

當然了，這種從PPI到CPI的傳導路徑會出現阻滯或衰減效應，比如若是下游市場競爭激烈、庫存積壓、買方議價權大，那么上游企業向下游轉嫁成本的能力就會受限（但這樣反過來又會影響上游企業的生產意愿，從而減少市場供給，進而改變供需關系、推高產品價格）；又比如傳導鏈條越長、越靠近終端消費市場，那么油價造成的成本變化幅度就越小（但同時覆蓋的行業面卻更廣了）。

第三，由于不同類型的能源之間存在替代效應，所以當石油價格上漲時，工業企業就傾向于增加使用煤炭、天然氣等能源品作為替代，從而改變了能源市場的需求結構，推高了煤炭、天然氣等替代性能源的價格。

這就使得油價一旦上漲，那就不光是石油化工企業的成本會上漲，而是電力、熱力、鋼鐵、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各種燃料成本都會跟著普漲。

第四，石油價格上漲還可能傳導到食品價格上，因為化肥和農藥的生產、農用機械的作業、農產品的運輸、食品包裝材料的加工都離不開石油。

說到這里，答案其實已經顯而易見了：因石油價格上漲所帶來的通脹，屬于我們并不希望看到的“成本推動型通脹”。

具體來說，這種因國際油價上漲而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有這幾點負面影響：

其一，它會直接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油氣、食品、交通、塑料制品、機票等各種常見商品或服務的零售價格都會提升。這將直接沖擊居民的生活質量，降低人們的獲得感，對沖國家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努力，甚至還有可能引發不理性的搶購囤貨風潮。

其二，企業可能面臨能源價格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運輸成本上漲的多重擠壓，卻又很難將陡然抬升的成本壓力轉嫁給消費者，最后的結果就是企業利潤下滑、投資減緩、預期轉弱、供給收縮。即便是企業咬著牙將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可也會因此抑制消費需求，從而導致庫存積壓、生產過剩，最終企業還是會受損。

其三，由于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2025年用于原油、成品油、天然氣的合計進口總額高達2.98萬億元，占到了當年全部貿易進口總額的16%，所以因國際油價上升而帶來的成本推動型通脹也是一種典型的輸入型通脹。為油價上漲而多支付的錢大多會流向國外，貿易順差將因此收窄，人民幣經常賬戶壓力將因此變大，匯率也會因此受到挑戰。

（圖片來源：物流啟示錄）

其四，因能源供給沖擊而引發的通脹，會制約當局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發力和執行。假如油價上漲真的全面推高了物價，甚至導致CPI同比漲幅達到了2%以上，那么央行在運用降準降息工具時就必然面臨更多掣肘，在平衡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兩個目標時將更加難以兼顧，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將大大提升、效果也將大打折扣。

【四】

顯然，石油價格上漲看似能夠立竿見影地推高CPI、一舉扭轉物價指數下行的趨勢，但這種因油價上漲所帶來的通脹并不是一種健康的、良性的通脹，它不僅無法治療終端需求疲軟這個導致通縮的根源，甚至還會進一步沖擊需求、抑制供給、給經濟造成新的傷害，并讓未來各種不確定性風險變得更多。

因此，對于這樣一種通脹，我們非但不應該期待，反而應該盡力規避。

最近，國內外不少研究機構都對國際油價波動將如何影響我國CPI、PPI的下步走勢做了測算：

按照粵開證券的測算，國際油價同比每上漲10%，就會推高國內PPI和CPI分別同比提升0.4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

如果中東局勢沖突持續激化，導致國際油價沖上150美元一桶的話，那么國內PPI和CPI同比增幅會分別沖高到2.2%和2.1%；

如果中東局勢沖突迅速降溫，使得國際油價回落到65美元一桶的話，那么國內PPI和CPI同比增幅也會分別升至0.4%和1.0%。

（圖片來源：粵開證券宏觀）

按照方正證券的測算，如果2026年國際油價中樞穩定在110美元一桶的話，那么國內PPI和CPI則會分別被動拉升到3.7%和1.1%。

（圖片來源：方正證券）

當然了，盡管當前中東局勢仍是晦暗不明，美國和以色列對于是否介入伊朗國內事務、是否將這場戰爭長期化仍存有根本分歧，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的封鎖禁運也沒有明顯放松的跡象，但我們仍然有對未來保持適度樂觀的一些理由，這包括：

第一，近年來，全球對石油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是相對穩定的。根據國際能源署2025年底的最新預測，如果各國都能如約履行氣候變化框架下所制定的化石能源替代政策，那么全球石油消費將在2030年見頂、即每日消耗102億桶（較2024年的每日100億桶僅增加2%）；如果各國仍延續當前的化石能源消費政策，那么全球石油消費也將在2050年見頂、即每日消耗113億桶（較2024年的每日100億桶僅增加13%）。

（圖片來源：財經雜志）

也就是說，需求端很難對油價構成向上的牽引力。再考慮到電動車對燃油車的替代、可再生清潔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技術進步帶來單位GDP能耗的降低，長期來看，需求端只會對油價構成向下的制約力。

決定油價上漲的主要動力在于供給端。考慮到不論是基于財政收入需求、還是基于生產技術所限，主要產油國的油氣開采都是一種穩定產出的行為，即便遭遇了短期沖擊，事后也能得到快速修復，因而能夠影響油氣開采和運輸的供給側原因往往只有一個，那就是戰亂，尤其是中東海灣地區的戰亂。

歷史一再證明，“戰爭溢價”就是影響國際油價走勢的決定性力量。但戰爭的摧毀力太大、不可控風險太多，因此交戰雙方誰都不愿意把戰爭拖得曠日持久，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東不可能長期處于戰爭狀態，打打停停才是此地的常態。我們需要關心的，僅僅是這場戰爭會持續一個月、三個月、一年半載、還是兩三年。

第二，在美國對伊朗發動本輪軍事打擊后不久，野望谷就說過，考慮到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戰略目的并非謀求顛覆伊朗政權，因此美國大概率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深陷泥潭。

（延伸閱讀：《4天？4周？還是將深陷泥潭？美國對伊朗的這場戰事究竟會持續多久》）

前幾天特朗普又放話說：“即便我們此刻撤離，也完全可以稱之為巨大的成功……我們也可以繼續推進……但那場戰爭的主要風險已經消除……我們正以壓倒性的技術實力和軍事力量擊潰敵人”。

野望谷說過，在這場軍事沖突中，真正既有實力、又有能力左右戰爭時間表的只有一方，那就是美國。而通過觀察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態，我們則可以歸納出他內心深處的三條所思所想：

一是不過多插手伊朗內部的政局變動，只要伊朗能出現愿意與美國誠懇對話的人即可，最好是個親美派；

二是決不能讓美軍深陷泥潭，盡量不派遣地面部隊，盡可能速戰速決，盡量損失最小化；

三是不論戰事結果如何、戰略目的是否達成，只要特朗普察覺到了戰爭可能拖延日久的苗頭，他就會打出美國已經勝利的名號從而強行宣布結束戰爭。

考慮到美國自己也是一個石油消費大國，油價飆漲既會引發美國國內民眾的不滿，又會掣肘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還會危及美國股市、拖累美國經濟，而這些都是特朗普不希望看到的；就在剛剛，美國財政部突然宣布將放寬對部分俄羅斯石油的制裁，便是一個明證。因此最遲在今年下半年美國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一定會就這件事向國內給一個說法。

當然了，特朗普渴望盡快停戈止戰的愿望無需懷疑，關鍵在于特朗普具不具備可以對戰爭節奏調控自如的能力。特朗普嘴上說著不會派遣地面部隊，但現實卻是只要特朗普不派遣地面部隊，伊朗政局就不會發生根本上的改變，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禁運狀況也就得不到徹底扭轉。

所以，特朗普如果想改變這種被動局面，辦法無外乎就是兩種，一種是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隊、從而與伊朗掀起一場全面戰爭，另一種是向伊朗做出部分妥協讓步、以此換取伊朗放棄強硬對抗。

不論是從理性角度說，還是從特朗普一貫的作風看，他大概率都會選擇后者，也就是美國與伊朗各讓一步、各取所需（當然了，考慮到雙方各自的面子問題，這種“停戰協定”大概率會是私下達成的，表面上雙方都會冠冕堂皇地宣布自己取得了勝利）。

第三，前面說過，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實際操縱國際油價的就是歐佩克，由歐佩克成員國供給的石油占到了全球石油總供給量的45%到50%。

（圖片來源：東方財富）

歐佩克目前有12個成員國，除了委內瑞拉、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等非洲和拉美國家外，其余近一半都是中東海灣地區國家，其中居于領導地位的是沙特，同時伊朗也是創始成員國之一。歐佩克操縱油價的主要考量，就在于盡可能讓本國的石油財政收益最大化。

假如油價下跌，那么歐佩克成員國就會面臨財政收入減少、赤字壓力上升、本國貨幣貶值、國民財富縮水的風險，此時歐佩克就會選擇控量、提價，從而減少石油供給、推動油價回升；

假如油價上升，那么歐佩克以外的世界其他產油國都會趁機增產，這就會侵蝕歐佩克的全球原油市場份額，此時歐佩克就不得不同步擴產、搶奪市場份額，從而增加石油供給、推動油價回落。

也就是說，歐佩克組織的行為對國際油價的漲跌具有削峰填谷的平滑作用，只要霍爾木茲海峽這個通路被打開，那么歐佩克的自發行為就能立馬抑制住油價的過快上漲。

第四，同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中東海灣國家近年來在投資、基建、商務、金融、旅游、文化上多點開花不同，伊朗的經濟結構極為單一。伊朗25%以上的GDP、60%以上的財政收入、70%以上的出口貿易、90%以上的外匯收入，都是來源于石油天然氣及相關石化產業。

因此，石油若運不出去那最先傷害的就是伊朗自己，而不是其他海灣國家（即便伊朗或許不會封禁自己的油輪，但只要伊朗不放棄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軍就會對伊朗出海的油輪定點打擊）。

考慮到伊朗經濟在戰事爆發后定然更陷入困境，伊朗的油氣資源又大量掌握在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個伊朗政權基石的手中，所以伊朗也不希望石油長期運不出去，這也是伊朗能夠與美國展開和談的重要基礎。

這幾天有消息說，伊朗把自己的石油通過隱蔽偽裝的“影子艦隊”偷偷運出波斯灣，從而躲過了美軍的打擊，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

以上幾點都是直接影響國際油價的國際因素，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幾個可以抑制國內油價過快上漲的國內因素：

第五，中國現行的國內成品油定價機制雖是以布倫特等三地國際原油價格為基準進行調整的，但這個機制設計有價格調整的上下限。上限“天花板價”是130美元一桶，下限“地板價”是40美元一桶，假如油價突破了上下限區間，那么國家就會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

具體來說，當國際原油價格高于每桶80美元時，油氣企業在銷售汽油或柴油時就需要扣減加成的加工利潤率，直至按加工零利潤來計算國內成品油售價；當國際原油價格高于每桶130美元時，油氣企業在銷售汽油或柴油時則原則上就不再繼續提高售價、或者少提高售價。

第六，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就參照西方國家做法，啟動了戰略石油儲備建設。當國際原油供給緊缺、國際油價居高不下、突發重大危機或災害時，國家就可以動用這部分石油儲備，以達到補充市場供給、平抑油價波動的效果。

在我國，石油戰略儲備實行的是“商業儲備+國家戰略儲備+企業周轉”三級架構。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在遼寧大連、山東黃島、浙江舟山、浙江鎮海、新疆獨山子、廣東惠州、天津、甘肅蘭州、遼寧錦州、廣東湛江、云南楚雄、福建漳州、山東日照、黑龍江大慶等地建設（或啟動建設、啟動規劃）了多個戰略石油儲備基地。

2008年時，我國戰略石油儲備能力還僅可滿足相當于全國10天凈進口量的市場需求。到了2019年，我國戰略石油儲備能力就已經可以滿足國內市場80天的消費需求。而根據2025年的最新數據，我國戰略石油儲備能力已經可以支撐國內市場120天的消費需求。

第七，這些年來，我國一直在有意識地分散石油進口來源地，增加從俄羅斯、中亞、非洲、拉美等地區的石油進口；有意識地發展風電、光伏、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有意識地推動交通運輸領域的電氣化改造，用電動車替代燃油車。而這些都是對沖國際油價波動的長遠措施。

（延伸閱讀：《跟長江三峽不一樣：投資1.2萬億的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并不會建大壩、蓄大湖》）

（圖片來源：《中國能源發展報告》）

【終】

所以說，面對因國際油價飆升而可能導致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時，我們切忌用僵化的視角、倒果為因的思路去分析看待。

國家設定2%的CPI增幅目標、容忍適度的通貨膨脹、一再強調“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想要的絕非是通脹本身，想要的其實是隱藏在通脹現象背后的需求走旺、經濟高景氣，想要的是以溫和通脹來打破經濟“低欲望”循環，想要的是構建起一個市場需求復蘇、物價溫和上漲、經濟循環加快、企業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長、正面預期樹立的良性循環。

這種良性的、健康的、溫和的通脹只能通過需求拉動路徑來實現，而不能通過油價上漲這種成本推動路徑來實現。

我們應該區分出“好的通脹”與“壞的通脹”，絕不能“為了通脹而通脹”，否則就成了教條主義、成了形而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