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曉華：接住孩子沒說的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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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曉華：接住孩子沒說的那句話

崔曉華至今記得那封信。

那是她在漫水河鎮中心學校當少先隊輔導員時收到的。留守孩子給在外打工的父母寫信，內容很簡單：“家里的小豬我天天喂，現在長得肥肥的，就等你們回來過年。”孩子不說“我想你們”，只說小豬肥了，等你們回家。

2001年出生的崔曉華，2021年從師范學校畢業回到大別山腹地教書。從鄉村到縣城，從少先隊輔導員到班主任，這封信一直提醒她：做教育，要接住孩子沒說的那句話。

從家訪到“樹洞”：先看見 再教育

霍山縣漫水河鎮在大別山深處。崔曉華剛來時發現，鄉村教育最難的不是“窮”，而是“沒人管”。

第一年暑期大家訪，她推開一扇門。孩子縮在墻角，衣服臟臟的，眼神怯生生的。小小的房間里擠滿了鍋碗瓢盆和被褥，沒有書桌。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跟著爺爺奶奶生活，老人身體不好，孩子哪天沒上學、作業寫沒寫，沒人說得清。

那一趟走下來，崔曉華不再跟家長講“大道理”，只是陪著聊聊家常。

回學校后，她在辦公室門口掛了一個信箱，取名“心靈樹洞”。有孩子寫信說：“老師，他們是不是都不喜歡我？”她才知道，這個離異家庭的孩子總覺得別人瞧不起自己。崔曉華一次次找她談心，幫她申請“春蕾計劃”，讓她當班長。后來，這個內向得像“刺猬”的女孩，拿到了霍山縣“紅領巾獎章”個人二星章。

“樹洞”里收到的信越來越多，有的是被同學嘲笑的委屈，有的是對父母離異的困惑，有的是對學習感到無力的自責。崔曉華用彩色信紙認真回復，附上手繪小貼畫。她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知心姐姐”。崔曉華說：“做鄉村教育，不只是教知識，是要接住這些孩子沒說出口的念想。”

從茶園到“成長銀行”：少先隊工作在鄉土扎根

漫水河鎮是“紅軍故鄉”，但少先隊工作面臨“三無”困境：沒有專職輔導員，沒有固定陣地，沒有特色課程。

在資源匱乏的鄉村學校，崔曉華把目光投向廣袤的田野。

春天，她帶隊員們去茶園，一邊幫忙采茶，一邊講農耕文化；秋天，她帶隊員們下田，在勞動中講“一粥一飯來之不易”。她設計了“五個一”實踐課：學唱一首紅色歌謠、學講一個革命故事、學做一件好事、學訪一位英雄后人、學寫一篇心得。

為了讓紅色教育更具體，她把隊員們帶進烈士陵園。在紀念碑前，老隊員為新隊員系上紅領巾，全體隊員齊誦入隊誓詞。山谷里回響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

沒有專業老師教藝術，她就自己帶著唱。沒有演出服裝，她就領著隊員們把舊衣服改一改。她把當地的紅色故事改編成民歌、黃梅戲等，讓隊員們在排演中記住歷史。

她還建了一個“紅領巾成長銀行”。文明禮儀、按時完成作業、參加勞動等，都可以兌換“成長幣”，攢夠了能換文具。有的隊員為了攢幣，主動幫獨居老人打掃院子。

隊員們用樸素的語言表達著對黨的感恩：“是共產黨讓我們的泥巴路變成了水泥路，讓山里的農產品賣上了好價錢！”

從鄉村到縣城：變的是講臺，不變的是心

2024年，崔曉華調到縣城的新城小學，班里有了多媒體設備，家長群里消息不斷，但學生們普遍不會做家務，也不認識田里的莊稼。

她就在教室外開了一塊“責任田”，帶著學生種綠植，寫生長日記。為了讓城里學生接觸鄉村，她計劃讓城鄉學生結對共學，讓城市學生感受鄉村的質樸與堅韌，讓鄉村學生觸摸世界的廣闊與多元。

這一年，她還參加了六安市小學語文優質課大賽。時間緊，任務重，她白天上課，晚上磨課。課件改了十幾遍，試講了十幾次，最晚的一次改到凌晨3點。賽后她說，能撐下來，是因為背后有一群“師傅”——霍山小語名師工作室的老師陪她熬夜，幫她摳細節，為她解讀文本。那堂課后，她寫了一篇感悟，題目叫《悶聲耕作，春天看得見》。

從漫水河鎮到新城小學，變的只有地點和講臺。崔曉華還是那個習慣提前一小時到校備課的人，還是那個給每個學生建“成長能量卡”的人，還是那個相信“把孩子放在心上”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她常想起那封關于小豬的信。她說，那些孩子最珍貴的，不是成績，是能吃苦、懂感恩、心地實誠。

“這是‘雙向奔赴’，不是城里幫鄉下，是互相照亮。”崔曉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