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1500位高管后，我們發現了成功者的共同秘密

幾十年來，企業高管們反復強調“公私分明、公事公辦”的道理，仿佛只有在工作上與他人保持情感距離才能體現專業素養。但這種邏輯早已過時，尤其是在當今時代，人們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作上，而不是陪伴家人或工作以外的朋友。后疫情時代更是讓許多職場人士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獨狀態。美國前醫療總監（U.S. Surgeon General）曾警告說，當前社會正面臨一場“孤獨大流行”（epidemic of loneliness），這將對職場生產力、員工敬業度和留任率產生深遠影響，更不用說全球每年近百萬人過早死亡的代價。

如今，知識型組織正處于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和增長最快的領域。在這些組織中，信任、心理安全感和快速學習是取得成功的關鍵，而人們只有在建立起真摯友誼時，才能具備這些條件并獲得滋養。當今現實清晰表明：通過工作建立友誼不僅是人之常情，更是企業發展和員工福祉的必然要求。

過去數十年里，我一直在研究一種我稱之為“商業友誼”（business friendships）的關系。可以肯定的是，這類關系能帶來個人與職業層面的多重益處，包括獲得信任與情感支持、推動知識共享、激發創新能力、促進事業發展和提升工作績效。但許多人在獲得這些益處時卻面臨一道無形的障礙——我稱之為“分隔世界思維”（separate-worlds thinking），即認為任何涉及金錢的人際交往終將被商品化，并喪失情感價值。

相反，我鼓勵領導者們建立一種“整合世界思維”（integrated-worlds thinking），這種思維接納并倡導個人與職業范疇相互交融的關系。在本文中，我將提供一系列培養“整合世界思維”的具體行動建議。但首先，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分隔世界思維”，以便更好理解這種思維的吸引力，并學習如何克服它。

“分隔世界”的吸引力

“分隔世界思維”的邏輯既根植于文化，也源自認知。從文化角度來看，人們認為在人際交往中“談錢傷感情”，金錢往往會玷污關系的情感意義。因此，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著對把金錢（甚至是實用物品）當作禮物的抵觸情緒，因為它們無法“表達真正的友誼”。從認知角度來看，心理學家提出了“禁忌權衡”（taboo tradeoffs）概念：當人們被迫在情感或忠誠與金錢之間進行權衡時，他們會感到道德上的困惑或憤怒，這也解釋了為何給一個孩子或人體器官標價，會讓人感到不可理喻。

“分隔世界思維”同樣體現在商業模式之中。愛彼迎（Airbnb）最初采用的模式是，房東在家中接待房客，并在入住結束后收取費用，這與傳統民宿類似。但公司的幾位創始人在親自體驗過這種房客生活并與房東成為朋友后，意識到這種模式必須改變——因為他們體會到了與新朋友進行金錢交易的尷尬。如今，愛彼迎的所有付款都須通過平臺預先完成，避免房東與房客直接“談錢”，從而將社交與商業這兩個世界分隔開來。

這些社會規范與心理感受共同解釋了，為何許多領導者在將個人關系與職業關系相結合時，會感到一種隱隱的不安。認識到這些觀念對我們的束縛，是邁向“整合世界思維”的第一步。

“整合世界”的力量

在我闡述“整合世界思維”的優勢之前，不妨先做一個小練習：

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個圓圈，標注為“朋友”，這代表你認為屬于這個范疇的人群。

接下來，再畫第二個圓圈，標注為“職業人脈”，代表那些與你的職業成功息息相關的人。

現在，關鍵問題來了：這兩個圓圈的重疊程度如何？請根據你對這兩個類別的理解，誠實地做出判斷。

當我請高管們這樣做時，大約10%的人畫的圓圈幾乎不相交，另有10%的人畫出的圓圈重疊度達到50%甚至更高，其余的人則介于兩者之間。我對1500名高管進行了分析，發現那些圓圈重疊度更高的人往往擁有更廣闊的職業人脈、更高的職業滿意度和更高的收入。為什么呢？因為友誼屬于社會交換的范疇，這種交換能促進高效的信息共享。

以尼爾·布盧門撒爾（Neil Blumenthal）和大衛·吉爾博亞（David Gilboa）為例。他們在攻讀MBA期間結為摯友，并共同創辦了顛覆性的直面消費者（DTC）眼鏡品牌Warby Parker。兩人最初的非正式合伙關系是在費城一家酒吧里喝啤酒時確定的——基于兩個承諾：盡全力經營公司，同時保持彼此的友誼。

自2010年以來，布盧門撒爾和吉爾博亞一直以聯席CEO（首席執行官）的身份通力合作，而這種關系本身極具挑戰性，也十分脆弱。他們將長期穩固的合作歸功于彼此友誼所促成的坦誠溝通。除了將Warby Parker打造成美國全國性品牌，兩人還共同創立了一家早期風險投資公司，恰如其分地將其命名為“好友創投”（Good Friends）。他們的友誼生動詮釋了：在契約或激勵機制可能失效的情況下，個人情誼反而能夠維系長久的合作關系。

一些讀者或許會擔心，這種高度重疊的關系會帶來怎樣的代價。他們可能認為，秉持“整合世界思維”的人，其人際關系會被“玷污”，把個人與職業這兩個范疇相提并論，意味著要承擔精神上的壓力。

但事實上，我的研究分析表明情況恰恰相反：整合型思維者在社交和個人生活方面表現更佳。因為他們能夠毫無負擔地享受“商業友誼”中的情感價值，并通過這些關系感受到更多信任和親密。相較而言，他們比那些將兩個范疇分隔開來的人更幸福。

如何整合“兩個世界”

若想基于“整合世界思維”建立“商業友誼”，我建議采取以下四個步驟。

1、把個人聯結放在職業利益之前

與你可能認為的不同，我的研究表明，新的“商業友誼”的建立完全基于個人因素，尤其是共同的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功利性因素幾乎不起作用。換言之，若想建立更多“商業友誼”，你需要關注個人特質。比如，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與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最初是因為共同的黑客身份而結緣；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與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他們延續數十年的友誼，則建立在誠信與長期主義等共同價值觀之上。

雖然新的“商業友誼”往往建立在個人基礎之上，但友誼之所以能夠長久，是因為它能對職業發展有所助益。這并不意味著人們會刻意計算友誼的“效用”；只是當一段關系不再對工作有幫助時，它便會悄然淡去。這種圍繞個人身份和價值觀建立關系并通過職業助益來維系的模式，讓人們在工作中受益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友誼的真實與純粹。

愛彼迎聯合創始人布賴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和喬·杰比亞（Joe Gebbia）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動態關系的生動體現。兩人是摯友，擁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注重創造力和社群精神，并將自我身份定義為“設計思維者”。在工作中，他們的技能相輔相成。切斯基富有遠見，而杰比亞則是事必躬親的創新者；兩人聯手，才能取得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實現的成就。

自2022年杰比亞退出日常運營、投身慈善事業以來，他們的職業關系發生了變化，但兩人的私人情誼卻始終如初，切斯基甚至將杰比亞稱為“家人”。他們的故事揭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道理：將個人聯結放在首位，不僅能促成協作，更能使其歷久彌堅。

2、拓展你對友誼的理解

一般而言，一個人通常能夠維持大約150個有意義的社交關系，涵蓋密友、好友、普通朋友等不同類型。你如何定義“朋友”，決定了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個人關系和職業關系相結合。

當我問高管們“朋友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那些秉持“分隔世界思維”的人往往會給出狹隘的定義，比如“可以尋求幫助的人”或“可以分享任何秘密的人”。這些定義過于局限，只涵蓋了最親密的友誼類型，無法充分發揮將友誼融入工作的作用。而那些具有“整合世界思維”的人則對朋友的定義更為寬泛，通常認為朋友是“你喜歡并且愿意花時間與之相處的人”，這使得他們的人際關系與職業生活能夠更好地交融。

這種對友誼層次差異的認知對于人際關系管理也十分有用。例如，領英（LinkedIn）聯合創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就區分了“盟友”和“朋友”的概念。“盟友”需要頻繁聯系、高度信任，并在必要時提供重要幫助，而“朋友”則更為隨意，只需較少的聯系和交流就能維持良好的關系。各種友誼的維系都需要時間和精力，根據關系的親密程度確定投入程度，有助于維持真摯而長久的友誼。

3、拓展你對職業相關性的理解

正如拓寬對友誼的定義可以擴大你的社交圈一樣，拓寬對職業相關性的定義也可以拓展你的職業人脈。如果你同時拓寬這兩個圈子，它們重疊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基于這一點，你應當在每一段個人關系中尋找潛在的職業價值，而不必為此感到不安。來自其他組織或行業的普通朋友，或許能幫你發現將人工智能（AI）用于人才招聘的機會；你的鄰居，或許能幫你聯系到潛在的投資人或董事會成員；在不同行業工作的大學室友，或許能就某項戰略決策為你提供全新視角；而你的母親，或許能在令你倍感壓力的新產品發布會上給予你支持。當你能夠這樣思考時，你就是在練習“整合世界思維”。

我曾對早期抽象藝術家的創造力進行過研究，發現那些建立更多跨學科友誼的藝術家（比如詩人與雕塑家結為好友）往往更具創造力，也更出名。秉持“分隔世界思維”的人通常認為與日常工作之外的人建立友誼與職業發展無關。相反，具有“整合世界思維”的人更樂于接受來自任何領域、對職業有所助益的機會，因此也更有可能獲得這些益處。

4、先主動幫助別人，或請求他人幫助

一家全球消費品公司曾請我對其明星科研人員進行研究。我發現，這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能夠在公司內外建立各種友好關系。他通過主動向其他科學家分享專業經驗來構建關系；對方欣然接受后，也會與他分享信息和想法作為回饋，從而激發他的科研產出。他的成功揭示了建立“商業友誼”的一個關鍵方法：從付出開始。

友誼屬于社交交換的范疇，意味著互幫互助、互惠互利。因此，主動提供幫助是建立或深化友誼的有效方式，因為這傳遞出慷慨的誠意。主動幫助他人還能讓你掌握主動權：你可以想出一個既能幫助對方又容易實現的方案。

請求幫助，也是與他人建立聯結的有效方式。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觀察到，結交朋友的最佳方式是借書。他認為，當一個人給予他人幫助時，他對受助者的好感也會增加——這一模式已被現代實驗所證實。你可以善用此道，向他人征求建議，無論是關于你的領導力、所在組織，或是任何你希望改進的方面。如果動機真誠，尋求指導既是對對方學識的認可，也有助于建立起真誠的人際聯結。

友誼因互惠互利而蓬勃生長，但在考量彼此間的恩惠往來時，應保持一種模糊的衡量方式，而不是錙銖必較。越是精確計算，就越容易想到付出與所得之間的不平衡。正因存在“禁忌權衡”的心理機制，那些無法輕易量化的關系資源（如忠誠與情感）的交換便會越發困難。

以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為例，他堅持使用一種手寫清單，分為兩欄：一欄記錄他欠對方人情的人，另一欄記錄欠他人情的人。這種做法承認了社會交換的重要性，但并非理想之選。問題在于，施助者與受助者對人情的價值判斷不同，因此社會交換并不適合用復式記賬法來處理。更好的方法是將戴蒙的兩欄合并成一份互惠互利的朋友名單，除非失衡明顯，否則無須計較人情得失。這就是我所說的“模糊記賬法”（fuzzy accounting）。

先從付出開始。不要害怕開口尋求幫助。對“人情賬”保持模糊的態度。這些微小的舉動可以將點頭之交變成終生摯友和盟友。

來自企業高管、創業者以及我本人研究的經驗均表明：當我們允許友誼與工作共存時，我們的績效與幸福感都會有所提升。

在選擇朋友時，當我們強調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拓寬對朋友和職業相關性的理解，并主動發起互助行為，便能將原本分隔的世界相整合，建立起既能帶來個人價值感又能促進職業發展的關系。最終，最健康的組織和最有成就感的領導者，都將友誼視為對抗孤獨的良藥，而非工作中的干擾因素，因為孤獨會損害績效和幸福感。

保羅·英格拉姆（Paul Ingram）| 文

保羅·英格拉姆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克拉維斯講席教授（Kravis Professor of Business），為全球多家公司提供領導力、組織設計及戰略方面的咨詢服務。著有《你真正的立場是什么？》（What Do You Really Stand For?）一書，由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出版。

周靜怡 | 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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