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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政治動機不能證明其行動合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開批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是“極其嚴重的錯誤”。這僅僅是歐洲盟友集體“叛離”的序幕。
曾經是美國最可靠盟友的英國,此次也表現出罕見的矛盾態度。首相斯塔默先是以伊拉克戰爭為教訓拒絕提供軍事基地,隨后又改口同意美國“特定且有限”使用。法國則直接批評美以行動未獲聯合國授權,不符合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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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海灣國家也劃出明確紅線:既不動用本國軍隊進入伊朗參戰,也不允許美軍利用設在當地的基地打擊伊朗境內目標。美國突然發現,自己身邊只剩下以色列一個“戰爭搭子”。
特朗普政府與以色列聯手發動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進入第十天,國際局勢呈現驚人變化。與以往美國對外動武時盟友云集響應不同,此次歐洲盟友幾乎集體“作壁上觀”。
西班牙不僅明確表示反對戰爭,還拒絕美國使用其境內的軍事基地打擊伊朗。德國態度曖昧,只有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正確”使其不太方便批評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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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美國措手不及的是,其中東地區傳統盟友也選擇了保持距離。卡塔爾、阿聯酋、科威特等國盡管動用防空火力攔截了伊朗的導彈,卻都明確表達了共同底線:不參與對伊朗境內目標的主動進攻。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從未如此孤單。多年來美國在中東維持著“治安官”角色,如今卻陷入無人響應的尷尬境地。歐洲主要國家意識到,必須介入以避免被邊緣化,但又堅決不愿被卷入沖突。
美國此次的孤立境地并非偶然,而是其長期奉行單邊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歐洲國家在事后很難迅速形成一致行動,因為美國在決策過程中與歐洲盟友的溝通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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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在伊朗擁有巨大能源和商業利益,曾是伊朗核問題外交談判的重要攸關方。然而美國在美伊談判期間突然聯手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并繞開歐洲,這在外交和軍事層面都將歐洲排除在外。
西班牙之所以強硬反對美國,一方面是因為中東亂局將使其首當其沖面臨貿易通道受阻和難民涌入問題;另一方面,此前美國對西加征關稅、要求增加北約軍費等舉動已引發西班牙強烈不滿。
美國將歐洲視為單邊軍事行動時的包袱而非合作伙伴。美國正重新打造基于美國實力而非“西方秩序”、以“美國利益優先”而非“跨大西洋共同利益”的對歐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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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和中東盟友拒絕追隨美國對伊朗動武,根本原因在于清晰的利益計算。一旦相關國家為美國提供直接幫助,將面臨伊朗與美以對等的軍事報復。
歐洲自身安全環境和觀念已發生重大變化。當前俄烏沖突被歐洲視為最大最直接的安全威脅,自身都難保,就不可能不顧輕重地把軍事資源投入配合美國的軍事行動。
歐洲意識到,與能甩下中東“爛攤子”一走了之的美國不同,中東危機持續升級甚至擴大為地區全面沖突,歐洲將面臨軍事沖突、能源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多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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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國家同樣面臨艱難抉擇。盡管這些國家與伊朗存在宗派矛盾和政治分歧,但更擔心直接卷入沖突會引火燒身。海灣國家正從以前的“求安全”轉向“謀發展”,中東地區正邁向經濟轉型與“后石油時代”。
沒有人愿意為自己的利益過不去,成為美國戰略的炮灰。
美國在中東政策上一直呈現“介入、撤出、再介入、再撤出”的循環。這種周期性的變化并非政策反復,而是美國基于自身利益計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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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戰初期為確保石油供應、遏制蘇聯,到如今為維護石油美元體系和遏制競爭對手影響力,美國在中東的核心訴求始終圍繞國家利益展開。
特朗普政府推行“交易型外交”,試圖以“經貿換安全”重塑中東戰略。但這種政策的可持續性嚴重存疑,因為一旦美國霸權衰落,其借助霸權神話獲得的“紅利”將自然消散。
美國想扮演“遠程操盤手”的角色,但現實中伊朗并不買賬,真主黨、胡塞武裝等也紛紛加碼施壓。美國在中東上演著“老劇本”——從威懾、介入、推動沖突升級,到嘗試退出,再到重新介入,每一輪都帶來比上一輪更為復雜的結果。
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退。特朗普政府與海灣國家簽署的眾多協議,大多是缺乏實質性內容的長期計劃。
美國與中東國家傳統的盟友基礎正在瓦解。從前美國和中東國家的盟友關系以石油安全為基礎,現在他們在石油方面成了競爭對手。在安全方面,美國可能也難以給中東國家提供安全保障。
中東國家的新實用主義政策使教派對立相對緩解。經過多年的遜尼派—什葉派代理沖突,地區強國意識到這種零和博弈損害了自身安全、經濟和社會。沙特和伊朗在中國調解下達成和解,就是這一趨勢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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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國家不愿信任當下的美國,因為后者隨時準備背叛昔日盟友。海合會轉向外交多元化的趨勢,將進一步改變中東地區的政治格局,使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面臨更大挑戰。
與其說中東進入“后美國時代”,不如說是進入“后美國霸權時代”。在這一新的趨勢下,美國并不會完全缺席,但中東國家將有機會探索更加開放平衡的新秩序。
中東地區大國間的影響力競爭正在加劇。沙特試圖通過投資在敘利亞重建中發揮重要作用,將其納入以沙特為核心的“阿拉伯秩序”;土耳其則借機要求美國限制敘庫爾德武裝以緩解國內安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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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新聯盟開始出現。一方面,《亞伯拉罕協議》在美國主持下實現了以色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沙伊在中國調解下達成和解,標志著兩個長期爭奪宗派和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之間關系的根本轉變。
中東國家一方面與美國保持關系,另一方面也與中、俄及其他國家發展多樣化的伙伴關系。這種外交多元化是中東國家外交的結構性變化,也預示著未來中東多極化的趨勢。
歐洲的困境折射出美國霸權體系的裂痕。美軍在伊朗周圍的行動越發孤立,而英法德三國領導人聯合聲明中提到的“必要且相稱的防御行動”更多是象征性的。英國已參與協助海灣國家防御伊朗打擊,法國“戴高樂”號航母也已抵達地中海,但這些行動都強調“有限且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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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為,美國對未來安全戰略的構思是一種“治安區思路”:不同盟友負責不同地區“治安”,北約管歐洲,中東交給以色列。然而現實是,美國發現自已越來越難以調動盟友體系。
中東正開啟一場更加復雜和開放的平衡游戲。美國霸權退潮留下的空間正被多極化的新秩序所填補,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再無條件地為美國火中取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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