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初,烏蒙山深處夾著一股寒意,畢節城外卻涌進了大批身背草鞋的紅軍。城頭旗號剛露面,當地百姓議論紛紛:“老周能不能撐得住?”口中的“老周”,正是那年已五十七歲的周素園。彼時他拄著竹杖立在自家門檻,瞇眼望向西北方向,心里升起的念頭只有一句:跟上去。
周素園出生于1879年,科舉末路時還考了個貢生。按舊規矩,他本可在鄉里當個官吏穩坐一生,但洋務浪潮拍岸,他的心再也靜不下來。1903年在普安師范傳習所授課,他常引杜甫詩句給學生講國家存亡;一年后寫信斥責日籍教習岡山侮辱國格,一時間“病夫”之稱在校園里被罵得沒影。貴州山高路遠,這封措辭辛辣的信件卻讓省城不少青年第一次知道“普安還有個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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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省里遴選留學生,他本來躍躍欲試去東京,卻被李瑞棻一句“腳下的土也得救”拉住,留下參與路礦公司、書局創辦。一手粉筆,一手賬本,日子忙得不見經傳,思想卻在悄悄變化。十幾年兵荒馬亂,他扛槍、當政務總理、被通緝,甚至逃亡西南各省靠賣字糊口。舊世界的門一次次關上,他仍四處找門路,想摸到真正的光亮。
1936年紅二、六軍團挺進畢節時,國民黨電令“轉移周素園”,擔心他“與匪勾結”。而此刻的老周正在家里翻閱《共產黨宣言》,對門口催促的侍從擺手:“躲什么躲,書還沒看完。”紅軍進城那天,賀龍帶人求見,兩人相談到半夜燈芯都燒斷。第二天,畢節抗日救國軍張榜招募,三天不到報名者就把院壩擠爆。其號召力由此可見。
三月,中央電報要求二、六軍團北上。大隊伍拔營時,周素園拄著竹竿追到營門:“帶我一道走。”賀龍看著他花白胡子猶豫片刻,終究還是同意,“抬也要抬走”。八個小伙輪番抬滑竿,大伙戲言“滑竿上坐的是半部貴州舊聞”。事實也差不多,一路上老周給戰士們講辛亥、講護國、講舊軍閥的荒誕。小伙子們笑作一團,腳下卻更有勁。
十個月后,隊伍抵保安。毛澤東、朱德依例接見新到同志。席間,看見胡子花白的周素園,毛澤東請他靠前坐,問何以晚歲入伍。老人笑道:“摸黑五十余年,今晨天才亮。”一句話,說得大家心里發熱。西安事變爆發后,毛澤東想到老周同西南舊部的私人交情,托他寫信勸王伯群、何應欽等人促蔣抗日。幾封親筆信雪夜兼程送往西安,雖談不上力挽狂瀾,卻也添了幾分壓力,為和平解決貢獻了一臂之力。
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北平夜空,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周素園被推為高級參議。他興沖沖寫信給家人:“若戰死沙場,棺木免了,隨便掩埋。”然而歲月饒不過人,前線尚未成行,他便患上嚴重足疾。延安窯洞里,賀龍夫人薛明常提著熱水來給他燙腳,老周不好意思得直道謝。自己動不了,便坐在屋里整理舊稿,編寫《黔軍史話》,把親歷的風雨變成資料寄到中央黨校。
1937年夏,他請求回貴州開展統戰,經毛澤東同意,肩頭多了一摞致西南軍政人士的親函。他走重慶、到昆明、轉成都,既送信也寫文章。《受血的教訓以后》在《華西日報》一登,四川當局立刻緊張,暗中盯梢。有人勸他避一避風頭,他淡淡一句:“活了幾十年,都在風口上。”國民黨最終用“共產黨嫌疑”抓了他女婿,逼他住口。眼看大勢未成,只得回黔修養。
抗戰勝利前夜,他和地下黨失了線,靠一紙口述歷史編纂《貴州近事錄》,也借此傳播“聯共抗暴”的主張。1949年11月,解放軍解放畢節,老周拄杖迎在城門口,紅旗映在他花白胡須上,笑紋擠滿眼角。當晚通電北京:“衰生尚及見解放成功,欣忭之至。”他把日記改名《光明日記》,扉頁只有八個字——“期待光明,光明已至”。
新中國成立后,貴州百廢待興。干部緊缺,七十高齡的他硬是挪著病腿奔波各縣,做統戰,籌物資,開荒修路。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卻答:“火車頭壞了也得燒完最后一塊煤。”1950年受聘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1年進京參加政協全會。他原想遠遠看一眼老戰友就好,仍被毛澤東親自召進中南海。主席拍拍他的臂膀:“腦子清醒就行,累了就歇。”分別時,送他一盒燕窩,囑咐調養。自此,老人常在筆記里記一句:“毛主席記得我。”
外人最不解的是:這位革命老前輩為何終身沒辦入黨手續?其因頗為簡單。周素園對朋友說:“人有短處,我多得很。共產黨是火,照亮我已足夠,不敢自詡為火。”一句自嘲,卻也顯露他把黨性看得極重,不愿因年老病弱占一點虛名。1956年組織上再次征求意見,他仍搖頭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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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冰霜掠過貴陽上空,周素園因肺炎醫治無效,彌留之際仍惦記貴州鐵路規劃圖。病房燈下,他拉著秘書的手低聲叮囑:“礦不動,人怎能富起來?把圖紙交給省里,別耽擱。”次日清晨,這位行走過萬里長征的老人靜靜合上雙眼,享年七十九歲。
訃告傳到北京,中共中央領導人先后發來唁電。省委挽聯懸掛靈前:“萬里共長征,人民事業資匡助;一心服真理,馬列宏謨有會通。”送殯那天,畢節街頭老少自發跟隨。有人回憶,黑白挽旗迎風時,似乎又看見當年那位絡腮胡老先生,策馬揚鞭奔向北方的塵土里。
回望其一生,從秀才到參議,從滑竿到中南海,他的足跡連接了舊中國的啟蒙、辛亥的激越、抗戰的血火和解放的焰火。周素園未曾在黨員名冊留下姓名,卻把每一次選擇都押在了新中國的籌碼上;他的故事告訴后人,有些人用血汗入黨籍,有些人則把靈魂押在隊伍里——都是一樣的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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