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號，廠門貼了封條：一百萬，我無所謂，但她們怎么辦？

七月二十號，廠門貼了封條。

白紙黑字，朝鮮文寫的，我看不懂，但看懂了那個紅印章——道里來的，蓋得端端正正，像一記耳光。

我站在門口，看著那兩張封條，看了很久。

門衛老樸也走了。他站在我旁邊，不說話。半晌，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把鑰匙，遞給我。

“廠長的。”

是廠門的鑰匙。五年了，他管著這扇門，每天早開晚關，從沒誤過事。

我接過鑰匙，攥在手里。鑰匙是溫的，帶著他的體溫。

“老樸，”我說，“你往后怎么辦？”

他笑了笑，沒回答。指了指那兩張封條，又指了指天。意思是，上面定的，沒辦法。

然后他走了。

我看著他走遠，背有點駝，步子有點慢，走到路口，回過頭，沖我擺了擺手。

我也擺了擺手。

他消失在路口。

我轉過身，看著那扇貼了封條的門。門里，是一百多臺縫紉機，十六雙襪子，一塊糖，和五年。

進不去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宿舍里。

手機響了好幾回，是國內打來的。老張，我的合伙人，也是老朋友。我接起來，他第一句話就是：“聽說廠子被封了？”

“你怎么知道？”

“圈子里都傳開了。你那兒出事，我們這邊風聲早就過來了。怎么樣？損失大不大？”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機器都在，封著進不去。賬上還有點錢，不知道能不能轉出來。”

“轉！”他急了，“趕緊轉！一分鐘都別等！這形勢你還不明白？制裁越來越緊，上面盯得越來越嚴，你那點錢再不轉，說凍結就凍結，一分都拿不出來！”

“我想想辦法。”

“想辦法？現在就想！”他頓了頓，聲音低下來，“兄弟，我知道你難受。可你得想開點。你那廠，地皮是租的吧？沒花多少錢。設備，建廠那會兒買的，五年了，早就賺回來了。我幫你算過，你這些年投進去的，滿打滿算一百來萬。可你掙的，也不止這個數吧？就算機器全扔了，賬上的錢全沒了，你也不虧。往好里想，至少本金回來了。”

我沒說話。

他等了一會兒，又說：“我知道你舍不得那些工人。可這是沒辦法的事。朝鮮那地方，就這樣。你今天幫她們，明天幫她們，后天呢？你能幫一輩子？廠子沒了，她們就活不下去了？不可能的事。她們有她們的日子，你有你的日子。別想太多了。”

我掛了電話。

坐在那兒，看著窗外的天。天黑了，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只有沉沉的黑。

他說的都對。

一百萬，是不少。可五年，掙的也不止這些。機器折舊，地皮是租的，成本早就收回來了。從賬面上算，我不虧。

可我想的不是這個。

我想的是崔姑娘。

她走了，帶著弟弟的骨灰，回老家去了。我不知道她老家在哪兒，不知道她回去能干什么，不知道她媽眼睛好了沒有，不知道她嬸家的那個孩子——那個在廠門口等了三天的老太太的孫子——病好了沒有。

我想的是金明子大娘。

她兒子在礦上，礦上減產了，一個月只能上半個月的班。兒媳婦想去賣點東西貼補，街上都沒人買了。她指著廠里這點工資過日子，廠沒了，她怎么辦？

我想的是恩珠。

那個十三歲的孩子，攢了一年多，攢了六十八塊。她說夠了，明年上中學。可現在，廠沒了，她還能上中學嗎？她媽不在了，她爸不知道在哪兒，她跟著奶奶過。奶奶老了，干不動了。她靠什么？

我想的是那些女工。

三十多個，有的干了一年，有的干了三年，有的干了五年。她們指著這點工資養活一家人，指著每天那包點心讓孩子們吃上一口肉，指著宿舍的暖炕熬過朝鮮的冬天。現在什么都沒了。

她們怎么辦？

我躺下來，睡不著。翻來覆去，腦子里一直轉著一句話：她們怎么辦？

手機又響了。還是老張。

“轉了沒有？”

“還沒。”

“還沒？你等什么？”他急了，“我跟你說，現在轉還來得及。我剛問了那邊的人，說銀行那邊還沒封，你明天一早就去辦，把錢轉到國內賬戶上。越快越好！”

“老張，”我說，“我擔心的不是錢。”

他愣了一下：“那你擔心什么？”

“那些工人。”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嘆了口氣：“兄弟，我知道你心善。可你想過沒有，你擔心她們，她們擔心你嗎？”

“什么意思？”

“舉報信。”他說，“你那個廠，怎么被封的？有人舉報。誰舉報的？你想過沒有？是不是你那些工人？”

我不說話了。

“她們里頭，說不定就有人拿了好處，把廠賣了。這種事還少嗎？你當她們是姐妹，她們當你是什么？是冤大頭！你給她們發工資，讓她們吃飽飯，她們轉頭就舉報你，讓你廠子關門。你還擔心她們？她們用你擔心？”

我掛了電話。

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

舉報信。誰寫的？

我想起那個被辭退的男的，想起那個干活挑被說過幾句的年輕女的，想起那些試用沒過被拒的關系戶。可想了又想，又覺得不是他們。

舉報有什么用？廠子關了，對他們有什么好處？

可如果不是她們，是誰？

我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去銀行。

銀行門口排著長隊，都是等著辦事的人。我排在后面，等了兩個多小時，終于輪到。

柜員是個年輕姑娘，穿著制服，臉圓圓的，看著挺和氣。我把手續遞進去，她看了半天，搖搖頭，說了幾句朝鮮話。

旁邊有個會中文的翻譯，給我解釋：“她說，你這個賬戶被凍結了。昨天下午剛凍的，上面來了通知，暫時不能往外轉錢。”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

“什么時候能解凍？”

翻譯問了幾句，回我：“不知道。等通知。”

我站在柜臺前，站了很久。那個圓臉的姑娘看著我，眼睛里有點不忍，可搖了搖頭，意思是，沒辦法。

我走出銀行，站在太陽底下。天熱得厲害，太陽白花花的，曬得人發暈。

可心里涼透了。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街上走。

走了很久，不知道去哪兒。走到一個路口，看見路邊有個老太太在賣東西。地上鋪著一塊布，上面擺著幾樣東西——幾頭蒜，幾個土豆，一小把干辣椒。

老太太低著頭，佝僂著背，頭發全白了。

我走過去，蹲下來，看著她。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點熟悉——渴求、不安、怯怯的。

和金明子大娘一樣。和崔姑娘一樣。和那些女工一樣。

我掏出錢包，把里面的錢全拿出來——大概兩百多塊，放在她面前。

她愣住了，看著我，不敢拿。

我把錢往她手里一塞，站起來，轉身就走。

走了幾步，聽見她在后面喊。我聽不懂，但知道，是在說謝謝。

我沒回頭。

走了一段，停下來，靠在一堵墻上。

太陽曬著，曬得臉發燙。街上人來人往，說著我聽不懂的話，過著我看不懂的日子。

她們怎么辦？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從今天起，她們的日子的確更難了。

第二天，小崔來了。

“廠長，”她的聲音有點抖，“我剛聽說，銀行那邊……”

“凍了。”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廠長，我明天去找人問問。我有個親戚在道里，興許能幫上忙。”

“不用了。”我說，“沒用的。”

她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廠長，那些工人，她們今天來找我了。”

我心里一緊：“她們說什么？”

“沒說什么。就是來看看，問問廠里的事。她們……她們都擔心你。”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金明子大娘說，讓你別太難過。廠沒了，是沒辦法的事。可你還得好好活著。她說，你是好人，好人有好報。”

我抬起頭，看著小崔。她眼眶紅紅的，沒說話。

我也沒說話。

窗外，天灰灰的，又要下雨了。

遠處，那盞廠門口的燈，我看不見。可我知道，它還亮著。

亮著有什么用？

廠沒了。人散了。錢凍了。

可那盞燈，還亮著。

亮著，等誰？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年七月，廠沒了，人散了，錢凍了。

可那些襪子還在。那個賬本還在。那塊糖還在。

還有那句“好人有好報”，還在。

可好人，真的有好報嗎？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