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最后一天，我在新義州簽了投資協議，她卻說：廠長，我想我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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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第四屆中朝博覽會后，我沒走。

恩珠那句話一直在腦子里轉：“李廠長，你回來嗎？”

回來嗎？

那屆博覽會簽了十三個億美元的合作，丹東國門灣互市貿易區正式啟動了，邊民每天能帶八千塊錢的東西免稅過關。新聞上說，朝鮮對外經濟省和遼寧省政府就開發新義州特區達成了協議，五年搞基礎設施，十年全部建成，總投資四千億美元。

四千億。132平方公里。運河、基站、污水處理廠。

可我想的不是這些。我想的是，那年睡在紙板上的姑娘，那個餓暈在車間的女工，那個十一歲替媽還賬的孩子。她們等這個特區，等了多久？

我跟老婆打了電話。她說你瘋了，上回賠了三十萬還沒夠？我說這回不一樣，這回是海鮮加工——朝鮮東海岸海鮮多，運到新義州加工，再賣回中國，成本低，市場大。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天，最后說：“你看著辦吧。別又把命賠進去。”

十月底，我開始跑調研。

先跑丹東市場。海鮮攤上，老板告訴我，朝鮮的扇貝、海參、魷魚，品質好，就是過不來。一是路不好，二是政策不穩。有個老板去年訂了十噸凍魷魚，貨到新義州，朝方說不讓出，壓了半年，最后爛在倉庫里。

“你要去那邊干，”他說，“得把加工廠建在那邊，貨就地處理，再以成品運回來。這樣他們高興，你也省事。”

我想了想，海鮮加工廠，正合適。

十一月初，我托人辦了手續，去新義州實地考察。這回不是開車去，是坐船——從丹東這邊下水，穿過鴨綠江，在對岸一個野碼頭靠岸。撐船的還是那個老頭，臉上皺紋像刀刻的，見了我，點點頭，沒說話。

上岸，有人接。是朝方派來的，姓樸，四十來歲，穿著人民裝，胸前的徽章擦得锃亮。他漢語不太好，帶著翻譯，一路給我介紹：這塊地是規劃中的工業區，那塊將來要建碼頭，那邊是已有的紡織廠和鞋廠。

我聽著，腦子里想的卻是另一回事。

路過一個村子，土墻，茅草頂，門口蹲著幾個老人，穿著灰撲撲的棉襖，曬太陽。一個孩子跑過去，光著腳，腳趾頭凍得通紅。樸干部看了一眼，沒說話，繼續往前走。

那天晚上，樸干部安排我住在新義州市內的一間招待所。條件還行，有熱水，有暖氣，就是窗玻璃上糊著報紙，擋風。

九點多，有人敲門。

開門，是恩珠。

她長高了一截，穿著那件紅棉襖，還是新的，領口繡著花。可臉上瘦了，眼睛底下一圈青黑。

“你怎么來了？”

“大娘讓我來。”她低著頭，“說李廠長來了，讓我來看看。”

我讓她進屋，給她倒了杯熱水。她捧著杯子，半天沒說話。

“學校呢？不是回平壤了？”

“放假。”她說，“泡菜季，學校讓回家幫忙。”

泡菜季。我想起來了——十月底十一月初，是朝鮮家家戶戶腌泡菜的季節。蘿卜、白菜、辣椒、大蒜、鹽，一年就靠這一冬的泡菜下飯。

“家里腌了嗎？”

她搖搖頭，不說話。

第二天，我繼續跑調研。樸干部帶我去了幾個地方，看了幾塊地。有一塊靠近江邊，交通方便，旁邊就是規劃中的新義州運河。他說這塊地可以給我，條件是雇工必須用朝鮮人，比例不低于九成，工資發朝元，按月結算。

我算了算賬。朝鮮工人工資低，一個月四五十塊人民幣，加上社保、飯補，成本不到國內三分之一。海鮮從東海岸運過來，成本也低。加工完再賣回中國，利潤空間很大。

“簽了吧。”我心里說。

可我沒簽。我說再想想。

那天下午，我自己去了趟市場。

新義州的集市，藏在幾條巷子里。賣什么的都有——凍魚、干明太魚、土豆、白菜、蘿卜、辣椒面、鹽、舊衣服、搪瓷盆、中國產的礦泉水。人擠人，吵得很。

我轉了一圈，在一個菜攤前停下來。

攤上擺著幾棵白菜，蔫了，葉子邊發黃。旁邊蹲著個老太太，手里攥著個布包，跟攤主講價。我聽不懂，但看得懂——她掏出一沓皺巴巴的朝元，攤主搖頭，又掏出幾張，攤主還是搖頭。最后她把布包整個倒出來，攤主數了數，才從那幾棵白菜里挑了一棵最小的，遞給她。

老太太抱著那棵白菜，低著頭走了。

我問翻譯，怎么回事。翻譯說，今年天氣不好，干旱加暴雨，蔬菜欠收。白菜比去年貴了一千塊，一斤要三千朝元。一個四口之家，腌泡菜至少需要三百五十公斤白菜，光買菜就要一百多萬朝元。很多人買不起，今年只能少腌，或者不腌。

我想起恩珠說的“泡菜季，學校讓回家幫忙”。她幫什么？幫大娘買白菜？幫分那幾棵蔫了的菜？

晚上，我又去了大娘那里。

土房子，兩間，一間住人，一間養雞。恩珠蹲在灶臺邊燒火，鍋里煮著什么。大娘坐在炕上，看見我進來，要站起來，我按住她。

灶臺邊上，堆著三棵白菜。小的那棵，葉子蔫了，邊發黃——跟下午市場上一模一樣。

恩珠說，今年就買了這三棵。一家三口，一冬天，就靠這三棵白菜。

我問，夠嗎？

她沒說話。大娘說了句朝鮮話，恩珠低著頭翻譯：“不夠也得夠。能活著就行。”

那天晚上我沒走。坐在炕沿上，看著恩珠把那三棵白菜一顆一顆洗干凈，抹上鹽，碼進一個破壇子里。她的動作很慢，很仔細，每一片葉子都抹勻了鹽，像繡花一樣。

腌到第三棵，她停下來，看著那棵最小的白菜，半天沒動。

“怎么了？”

她抬頭，眼眶紅紅的，沒哭。

“李廠長，”她說，“我想我媽了。”

我愣住了。

“我媽腌的泡菜，可好吃了。”她說，“每年這個時候，她都是從廠里走三個小時回來，就為了腌泡菜。她手凍得裂口子，可腌的泡菜，一點都不咸，剛剛好。”

我喉嚨發緊，說不出話。

“她說，”恩珠低著頭，聲音很小，“她說等我不欠債了，就多買點白菜，腌一大缸，讓我在學校也能帶泡菜吃。”

她沒哭。可我在哭。

第二天，我找到樸干部，簽了意向書。

海鮮加工廠，地址就選在那塊靠江邊的地。一百個工人，九成朝鮮女工。工資按月發，包一頓午飯。開工時間，明年開春。

樸干部很高興，握我的手，說了一堆話。翻譯說，他說李廠長是真心來投資的，是朝鮮的好朋友，歡迎歡迎。

我沒吭聲。我在想，一百個工人，一百個家庭。明年這時候，她們的泡菜缸里，能不能多幾棵白菜。

十一月中旬，我回了丹東。臨走那天，恩珠來送我。

她站在江邊，穿著那件紅棉襖，手里抱著個布包。打開，是十個雞蛋，煮熟的，還帶著體溫。

“大娘的雞下的，”她說，“攢了一個月。”

我接過來，不知道該說什么。

“李廠長，”她仰著臉看我，“明年你廠里招工，我能去嗎？”

我蹲下來，看著她。

“你不上學了？”

“上。放假去。”她說，“大娘說，能掙一分是一分。我媽那賬還完了，可日子還得過。”

我想起她賬本上那筆新賬——借李廠長五塊，還上了。那是學費。她攢了一年才還上。

“恩珠，你聽我說，”我攥著她的手，“你好好上學，考上大學，比什么都強。廠里的活，等你放假了，想干就來干。”

她點點頭，眼睛亮了一下。

船來了。她爬上船，回頭沖我揮手。

“李廠長，明年開春，我等你回來！”

船開走了，消失在江面的霧氣里。我站在岸邊，風刮得臉生疼，站了很久。

回丹東的路上，路過市場。我看見那些海鮮攤子，那些白菜堆，那些拎著菜來來往往的人。腦子里想的，卻是那三棵白菜，那個破壇子，和那句“我想我媽了”。

十一月底，新聞上說，朝鮮今年蔬菜嚴重欠收，很多家庭放棄了腌泡菜。說咸鏡道、兩江道的菜地遭了暴雨，損失一半。說中央政府優先供應羅先地區，其他地方連一棵大白菜都拿不到。

新聞上還說，中朝時隔十三年再次啟動新義州特區開發，總投資四千億美元。說新義州的優勢非常明顯，如果發展起來，對朝鮮的國際貿易合作將起到火車頭作用。

四千億，火車頭，國際貿易合作。

可我想的是那三棵白菜。是那個蹲在灶臺邊腌菜的十二歲孩子。是她說的那句：“我想我媽了。”

十二月底，我接到樸干部的電話。說意向書通過了，開春就能辦手續。說朝鮮方面很高興，歡迎李廠長來投資。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前，看著江對岸那片灰蒙蒙的燈火。

新義州。特區。海鮮加工廠。一百個工人。

明年這時候，那些工人家里，能不能多幾棵白菜？恩珠的泡菜缸，能不能腌滿？她媽墳前，她能不能說一句“媽，我不欠債了，日子往前走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個十二歲的孩子，站在江邊問我：“明年你廠里招工，我能去嗎？”

我沒回答她。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個孩子，最想要的不是錢，不是工作。是她媽腌的泡菜，是那句“等我不欠債了，就多買點白菜”。

可她媽沒了。泡菜再也不會是那個味道了。

2015年最后一天，丹東下了一場大雪。

我站在江邊，看著雪落在鴨綠江上，落在對岸那片灰蒙蒙的土地上。兜里揣著那張意向書，和那個賬本——恩珠的賬本，上面最后一筆寫著：

“2015年11月，李廠長來新義州了。他說開春回來開廠。”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是她的字：

“媽，他回來了。你看見了嗎？”

雪越下越大，什么都看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