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危崖 一盞心燈——記百歲敦煌文物保護者孫儒僴

　　新華社北京3月3日電 3月3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千年危崖 一盞心燈——記百歲敦煌文物保護者孫儒僴》的報道。

　　飛天樂舞，菩薩低眉，絢爛的敦煌令無數學者癡迷于此、皓首窮經。而孫儒僴獻給敦煌的禮物，卻如大漠的顏色，悄然融入千年的風沙與光陰之中。

　　百歲的他鶴發童顏、儒雅風趣，自稱“老孫”，網名“白胡老頭”。自20世紀40年代從天府之國來到大漠敦煌，他終其一生“危崖千窟游”。他曾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首任所長，負責的加固工程讓荒廢約400年的莫高窟告別了坍塌的風險。

　　百年一世紀。用其丈量時代，可謂風云激蕩、滄海桑田。但若去丈量人生志業，未完心愿竟又太多。好在，一代代人點燃心燈，接續傳承，火光不滅。

在莫高窟邂逅“印象派”

　　1925年冬，孫儒僴出生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個鄉紳家庭。父親一生積善，母親小楷寫得好，哥哥愛畫山水，姐姐會彈風琴。

　　“家里和睦溫馨，常常彈琴奏樂、歌聲不停。家鄉有條清澈見底的河，周圍綠樹蔥蘢，我時常想起這條河。”一開口，孫儒僴還是濃重的鄉音。

　　如今他住在甘肅蘭州。房子不算新，但很干凈，陽光灑進來，屋里亮亮堂堂。家里種了很多花，掛了很多畫。墻上還掛著他填的詞《訴衷情》，一手隸書古樸流暢：當年萬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宕泉坎坷尋夢，危崖千窟游……

　　短短幾句詞，凝練了他的敦煌人生。

　　孫儒僴在抗戰烽火中度過了求學生涯，從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建筑科畢業后，又在重慶當了一年技術員。1947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長常書鴻前往四川藝專，為這個成立僅3年的新機構招募人才，并指定要一名學建筑的人才。得知這一消息，這位看過張大千敦煌壁畫臨摹展的青年，決定去闖蕩一番。

　　從天府之國到大漠敦煌，迢迢四千多里路，孫儒僴與同伴輾轉各類交通工具，花了整整25天。一路樹木寥寥，越走越荒涼。經過一個叫“甜水井”的地方，他掬起一捧水嘗了嘗，又苦又澀。

　　1947年9月，孫儒僴歷經艱難、抵達敦煌，眼前黃沙漫漫、戈壁寂寂。次日天蒙蒙亮，他迫不及待地去看洞窟，想揭開一路的懸念——莫高窟究竟長什么樣子。

　　那時的莫高窟滿目瘡痍。從崖頂飛瀉而下的流沙磨蝕著這座千年藝術寶庫，積沙甚至高達四五米，封堵了部分窟門。

　　幾乎沒有窟外棧道，上洞窟要靠蜈蚣梯爬上去，從墻壁穿孔而行。孫儒僴從一個窟穿進另一個窟，仿佛穿越歷史的殿堂。“墻壁上畫滿了佛、菩薩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我不禁納悶，這不是歐洲印象派的畫嗎？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開窟了啊！”

　　作為研究所第一位建筑專業人才，孫儒僴很快忙活了起來，開始測繪木結構窟檐，臨摹壁畫中的古建筑。“莫高窟唐宋時期的5個窟檐，我都做了測量，把窟檐本身和窟檐上留存的彩繪畫下來，并標注了部件名稱。有學者認為這是珍貴的資料。”

　　那時的日子很清苦。天旱風沙卷，住土房，喝堿水。臨摹的毛筆禿了，就拿小刀削尖再用，連顏料也是自制的。這些年輕人還要薅草、割麥子、喂牲口。

　　孫儒僴（前排右二）與同事們坐在牛車上（資料照片）。受訪者供圖

　　“我們不講工作時間，白天搞業務，晚上點油燈練習線描。冬天很冷，從洞窟搞完測繪回來，手凍得通紅，晚上整個人蜷進被子里，只露出鼻子通氣。我學著用羊毛捻線，用筷子削成的簽子織襪子。到了周末晚上，大家圍爐談笑，有時一起唱歌，很溫馨。”孫儒僴回憶。

一生一事

　　行走莫高窟，九層樓巍然挺立。若非留意，很難關注到由細小礫石筑成的洞窟外立面。它與環境渾然一體，摸上去有些粗礪。這項半個多世紀前的工程，讓莫高窟告別了坍塌的風險。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如今，工程看起來樸樸素素，不喧賓奪主。”孫儒僴說。

　　敦煌壁畫令人驚嘆。但在孫儒僴眼里，其貌不揚的石窟建筑同樣意義重大。“壁畫塑像的載體是石窟，石窟一垮，什么都沒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敦煌隨絲路興衰。公元4世紀至14世紀，古人在鳴沙山的崖壁上，陸續開鑿出密如蜂巢的洞窟。但自明代嘉峪關閉關后，莫高窟漸漸損毀坍塌、屢遭破壞偷盜。

　　新中國成立后，修繕窟檐、封護破碎巖體等一系列工作在莫高窟開展。1956年，孫儒僴同國家文物局派出的專家一道，在莫高窟首次開展試驗性加固工程。

　　“石柱支頂危巖，再由石灰砂漿砌筑。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們也是這樣嚴格實施的。”孫儒僴說，當時他不僅要設計方案，還要參與施工。

　　1963年，加固工程全面啟動。運用現代工程技術對石窟進行保護加固，并無先例可循。經過反復商討，工程計劃采取“用支頂結構支撐危巖、用重力擋墻防止巖體坍塌、刷除突出懸崖的危石”等方法。

　　孫儒僴擔任甲方代表，還代理過監理工程師。“我天天往洞子上跑，沒有節假日，把渾身的力氣都用上了。”

　　面對千年瑰寶，工程科學審慎推進。在率先施工的工點，當完成前期工作、準備砌筑擋墻時，孫儒僴在一處隱蔽位置發現，作為基礎的巖體有一條縱向裂隙。

　　“工程當即停工。正面挖探發現，加固工程的基礎正坐落在一塊已經斷裂的錯落巖體上。經研究，施工人員采取了加固措施。相似的地質問題，后來也出現了，并得到及時解決。”他回憶。

　　在施工過程中，孫儒僴有意識地保留了一些古代遺址。

　　“比如第427窟的宋代窟檐，古代也有挑出來的木質棧道，父親特意保留了這一塊。現在從下層洞窟抬頭看，就能看到。”孫儒僴的女兒、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孫毅華說，一些因為施工原因無法保留的，便將壁畫整體揭取，待擋墻修完后進行回貼。

　　工程考慮了完整性、協調性。如加固過程中，工程封閉了早年為了通行在洞窟上鑿穿的孔洞。墻面抹上砂漿，再撒上礫石，看起來就有了和當地巖體相似的質感。

　　從1963年至1966年，歷時3年多，在幾乎不通路、不通電的條件下，莫高窟崖體加固的三期工程基本完工。加固崖面全長576米，涉及350余個洞窟，占當時莫高窟洞窟總數的70%以上。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說，這次大規模加固，讓瀕臨坍塌的洞窟脫離險境，是確保莫高窟長期保存的關鍵措施。

　　多年來，孫儒僴仍持續思考：如今有了新技術、新材料，加固工程能否做得再好一些？

　　基于溫度、濕度、光照、異味氣體等長期觀測數據，孫儒僴積極開展壁畫保護研究。他在1985年發表的論文中，就富有前瞻性地提及預防性保護的思路，“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壁畫保護的預防治理，是應該提到日程上的科研課題”。

　　從1947年抵達大漠至2005年結束返聘，孫儒僴在敦煌文物保護研究崗位上工作了近60年。20世紀80年代以前，敦煌研究院幾乎所有的建筑都由孫儒僴設計并參與施工。此外，他還參與了榆林窟、西千佛洞、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的部分保護工作。

　　“孫儒僴先生傾盡一生守護敦煌，為敦煌石窟以及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程亮說。

　　在深耕石窟保護實踐的同時，孫儒僴還致力于敦煌石窟建筑藝術研究，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畫卷》《敦煌石窟保護與建筑》等專著。

　　“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敦煌石窟建筑研究的諸多空白，也為敦煌石窟建筑研究及中國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蘇伯民說。

“活化石”

　　作為敦煌研究院的初創者之一，孫儒僴幾乎見證了莫高窟從看守式保護、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的全部歷程。歷經時間長河的滌蕩，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悟已成珍貴歷史。

　　2003年起，孫儒僴把敦煌研究院早年發展的點點滴滴撰寫成文。“莫高窟的牌坊是哪里來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期的聘書是什么樣子？我就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寫下來。不寫，以后就再也沒人知道了。”

　　莫高窟第17窟是舉世聞名的藏經洞。1900年，這里石破天驚，出土數萬件文物，“國際顯學”敦煌學也由此發軔。如今來到第17窟，眼前是一身作禪修狀的僧人塑像。人們不禁發問，他是誰？

　　“這身塑像是敦煌高僧洪辯。但在藏經洞發現時，里面并沒有塑像。這是1956年搞加固工程時，從第362窟遷到這里的。”孫儒僴說。

　　第17窟初建時是敦煌高僧洪辯的紀念堂，他曾助力張議潮收復敦煌及河西地區。公元11世紀初葉，或因戰亂等原因，大量文物秘藏此窟，被封存了約900年。

　　第362窟位于藏經洞所在的三層樓附近，是一個相對簡陋的小禪窟，沒有壁畫。這與身姿端正、目光炯炯的精美塑像相比，并不匹配。

　　“常書鴻所長提示，那可能是洪辯像。可以趁著有工程架板，把塑像放回藏經洞。”孫儒僴回憶。通過對第17窟告身碑、塑像內部舍利子、洞窟空間結構等的分析，他們認為，這身塑像為第17窟主人洪辯的真身像，藏經洞封閉時可能因所藏經卷太多遷出了塑像。

　　多年來，學界普遍接受這一觀點。如今，洪辯像與身后壁畫里的菩提樹、侍者形成完整的風貌。

　　大牌坊是莫高窟另一處標志性景觀。要進入莫高窟窟區，首先得經過這座莊重質樸、飛檐翹角的牌坊。牌坊匾額東面是“石室寶藏”，西面是“三危攬勝”，夕陽西下時，更顯古韻。

　　“大牌坊本來在敦煌縣城。1958年縣城擴建街道，計劃拆除牌坊。常書鴻所長得知此事，建議將牌坊遷建至莫高窟。我是遷建的具體經辦人，拆遷時對木構件都進行了編號，以方便復建。”孫儒僴說。

　　據他回憶，1959年牌坊復建時，位置定在了莫高窟旁的宕泉河畔，與小牌坊遙相呼應。為了防止地基沉陷，牌坊中間的大柱下面還打了若干根木樁，臺基被抬高了四五十厘米。原牌坊匾額內容不合適，新匾額是郭沫若題寫的。

　　“大牌坊遷建到這里60多年了，千年石窟的環境也今非昔比。我作為一個老莫高窟人，感到十分欣慰。”孫儒僴說。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孫儒僴是個可愛達觀的老頭兒。

　　“我摸過‘閻王’的鼻子，化療后成了‘和尚頭’，肚子也差不多掏空啦。但‘閻王’不收我，我就得出去活動活動。”他笑著談起曾兩次罹患癌癥的經歷。

　　62歲時，他學習《許國璋英語》，考了100分。73歲時，他買電腦，學“智能ABC”輸入法，與編輯發郵件溝通書稿。81歲時，他與妻子、畫家李其瓊一道，游歷中原、考察文物，在五臺山南禪寺發現一處和敦煌很相似的壁畫。90多歲時，他活躍在“朋友圈”。再后來，眼睛、耳朵都不好了，他就在家大聲背誦《唐詩三百首》。

　　在孫毅華的印象里，父親一直是個熱愛生活、不因循守舊、喜歡新鮮事物的人。

　　“20世紀50年代，父親就買了照相機。他在簡陋的屋子里把電燈泡涂成紅色，充當暗室洗照片。他不僅給家人同事拍照，還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工作資料。60年代，父親買來時髦的半導體收音機。當時莫高窟交通困難、信息閉塞，收音機能收聽新聞、音樂、戲曲和少兒節目，帶給我們的快樂是可想而知的。”孫毅華說。

　　這樣看，孫儒僴的人生似乎很平順。但事實并非如此。

　　時代巨浪翻騰，他的命運波折起伏。但最后，他還是選擇回到敦煌，成為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們最好的年華——30歲到50歲，就這么晃蕩過去了。流逝的年華是沒辦法追回的，我和李其瓊被浪費的是黃金年華，可惜啊！”孫儒僴長長一嘆。

　　像是一場與時間的角力。在精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時期，他們走得艱辛，逐漸老去時又一點點追回被浪費的時光。孫毅華說，父親主要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退休后完成的，母親退休后也從未放下畫筆，直到生命的盡頭……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說，家庭與工作，身心兩處不能會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這也是孫儒僴的遺憾。三個子女沒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過早地挑起了人生的重擔，兒子甚至因幼年遭遇風寒落下病根，剛退休就去世了。

　　“雖然孫老師吃了半輩子苦，獻了青春獻子孫，但他對敦煌的奉獻沒有減少一絲一毫，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馬德說。

　　1983年10月，年近60歲的孫儒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一位入黨的老知識分子。“我見證了他入黨宣誓的那個晚上。十幾名老黨員整齊地站在后面，孫老師激情澎湃，熱淚盈眶，在黨支部書記的引領下一字一句讀完誓詞。這個場景的感染力之強，讓我一直記憶猶新。”馬德說。

　　對于人、對于事，孫儒僴總是保持一種清醒的寬容。“我始終保持著寬容的心態，這樣才能活到這個歲數。如果不把那些遭遇甩掉，而是在心里翻來覆去地想，就會成為一種毒素。沒有人一生不犯錯誤，寬容別人就是寬容自己。”

點燃心燈

　　2012年，李其瓊去世。“老伴，老來的伴，也是我的一半。失去了一半，我的傷感是一時的，孤獨卻是永遠的。”孫儒僴說。

　　這是2017年8月29日拍攝的孫儒僴（右）與李其瓊照片。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玉潔 攝

　　李其瓊是公認的臨摹敦煌壁畫數量最多、水平最高的畫家之一。兩人是四川藝專的同班同學，因不喜建筑，她又退學考上了重慶西南美專的西畫系。

　　如果沒有孫儒僴寄出的一封信，她恐怕不會遠赴敦煌。信是這樣寫的：流沙對莫高窟的侵蝕已經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麗與神秘有一天可能會消失，而我就是要讓它消失得慢一些……

　　1952年4月20日，兩人在敦煌辦了一個簡約的婚禮。土炕、土桌子、土凳子便是新家。婚后，兩人很快投入工作。李其瓊常常在洞窟從清晨臨摹到午后。

　　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是一場與時間比耐心的漫長守望。對畫家而言，創作就是生命。但敦煌的畫家卻放下珍貴的創作機會，終其一生甘于寂寞、對壁臨摹，跨越千年時空，與創造敦煌的、無名而偉大的工匠產生深深共鳴。

　　在一篇早年的文章中，李其瓊這樣寫道：既要忍受“平沙莽莽黃入天”的荒涼寂寞，又要抵御“風頭如刀面如割”的三九嚴寒，但“有一顆熱愛敦煌文物藝術事業的心，只要進洞畫畫，面對祖國優秀的藝術遺產，不僅得到了一種藝術享受，更重要的是使人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因而將一切困難都置之度外”。

　　在整理遺物時，孫儒僴發現了她收集的資料、做練習的小畫片等。2014年，敦煌研究院匯集這些材料，舉辦了《心燈——李其瓊先生紀念展》。

　　在展覽開幕式上，孫儒僴說：“光照千秋的敦煌藝術，如火炬般點燃了李其瓊的心燈。這盞心燈照著她去追求探索，照著她走過艱難險阻，也照亮了她藝術的一生。”

　　這何嘗不是孫儒僴的內心獨白？敦煌文化又何嘗不是因一代代人的真愛而延續千年、永葆青春？

　　孫儒僴繪制的莫高窟一景。受訪者供圖

　　2025年底，當代莫高窟人給老先生過了個百歲生日。孫儒僴的一句話深深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盡管我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我從沒有后悔過。”

　　“這是老一代莫高窟人最堅定的決心、最真實的寫照。”蘇伯民說，他們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靠著一支筆、一根皮尺等簡單設備開展了大量工作，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更在潛移默化中傳承下來了精神力量，喚起了更多人保護敦煌的心愿和信念。

　　當天下午，建筑歷史、遺產保護、文物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還圍繞“敦煌石窟建筑保護”召開了一場學術會議，共同探討石窟建筑保護的理論、方法與未來方向。

　　孫儒僴對莫高窟建筑的關注與研究，也激發了青年學者的熱愛。在他曾工作的保護研究所，一批“80后”“90后”建立了建筑規劃研究室，繼承與拓展他所開創的研究方向。

　　這是孫老尚未完成的“敦煌之夢”，也是青年一代新的夢想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