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霞等：從地方兩會前瞻2026年中國經濟

袁海霞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

張 堃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副總監

張瀚文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2月28日中誠信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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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點

“十五五”開局之年各地小幅下調經濟目標，但穩增長意愿仍然較強

六成省份下調GDP目標，經濟大省仍將“挑大梁”。2026年各省GDP增速目標加權平均值為5.04%，較去年下降0.25個百分點，其中，11個省份持平、19個省份下調。經濟大省增速目標仍錨定5%左右，化債重點省份目標設置更趨謹慎（加權增速目標為4.8%）。部分省份改用區間目標，為后續外部沖擊、改革和化債等提供緩沖空間。

CPI目標的設定整體延續“2%左右”的主口徑，促進價格企穩回升壓力不減。盡管當前價格水平邊際改善，但終端需求修復偏慢、居民和企業預期偏謹慎下，供需結構性失衡仍對價格企穩形成壓制，保持價格水平合理回升是年內重點經濟目標之一。

投資目標設定遵循各地實際整體下調，化債重點省份壓力較大。2026年各地投資目標的加權平均增速4.9%，較去年下降近1個百分點。化債重點省份下調幅度更大，普遍設定3%-4%的增速目標。吉林、內蒙古退出名單后仍保持審慎的投資紀律，地方主動“擠水分”、優化投資結構與效率、避免盲目上產的取向更為清晰。

各地社零增長目標合理下調，但仍高于去年實際表現，穩消費仍是擴內需的主要抓手。考慮到高基數、政策效應趨于飽和等現實因素，2026年各地社零加權平均增速為4.8%,較去年下降0.3個百分點，但整體仍高于去年實際表現，穩預期、穩消費仍是擴內需的重點工作。

僅10個省份公布出口增速目標， 穩外貿政策由“拼規模”轉向“穩份額、優結構、強韌性”。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下，設定具體目標意義較小，各地更側重穩訂單、穩主體、穩市場份額等定性要求。

擴內需政策更重“提質增效”，區域協同、供應安全和人工智能為產業關鍵詞

中央加杠桿仍是政府投資的主要增量，方向上注重“投資于人”。除廣東、河南外，其他省份重大項目的投資計劃完成額大多小幅回落，中央加杠桿仍是主要增量。2026年政府投資重在新基建、城市更新及民生等“投資于人”領域，資金來源上更加重視使用準財政工具、優化專項債用途以及對民間資本的撬動作用。

消費政策從“穩商品”轉向“擴場景”。地方促消費部署聚焦新消費業態培育、服務消費擴容和入境消費提質三條主線，重視民生改善與服務消費擴容的聯動，“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務供給優化是重點。

產業與科技部署更強調“區域協同+因地制宜”，人工智能進入全面鋪開階段。各地產業政策部署更突出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差異，中西部資源型地區強調傳統產業提質升級和關鍵資源強鏈補鏈，東部大省聚焦6G、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及新興產業。

房地產定調“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更強調盤活存量與民生導向。各地對于地產的定調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度一致，更側重優化增量、盤活存量，部分省份如浙江將房地產并入民生政策，更強調地產的民生屬性，但 “止跌回穩”仍是地產工作的核心要求。

地方化債進入攻堅階段，將繼續有序推進本輪置換，并加快構建債務管理長效機制。一是推進融資平臺出清與市場化轉型；二是細化城投經營性債務風險化解，運用展期、置換等金融工具；三是加緊清理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四是完善專項債“自審自發”機制，提升發行效率。

統一大市場與改革部署明顯前置，規則統一和破除隱性壁壘成為重點。多省將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整治“內卷式競爭”寫入重點任務，相關部署增多，反內卷治理或將行政指導與立法并重，更加“系統化”與“源頭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破除民企隱性壁壘等部署有望同步推進。

地方兩會作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風向標，其傳遞出的政策信號和發展規劃，對把握2026年中國經濟走向具有關鍵意義。近期，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兩會陸續召開，各地經濟增長目標、政策路徑和改革方向逐漸明晰。通過梳理，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重點關注。

一、地經濟量化目標小幅下調、更為務實，穩增長意愿仍然較強

各地GDP增速目標設定更加務實，多省重啟區間目標，為外部沖擊和化債留有空間。2025年各地在穩增長導向下普遍設定較為積極的增速目標，但從年底實現情況來看，目標與現實存在一定落差，包括廣東在內的16個省份未達到2025年初設定的GDP增速目標。2026年各省目標設定整體更趨審慎務實，具體而言，除江西外其余省份均保持GDP目標持平或小幅下調，其中，有11個省份目標不變，19個省份小幅下調。從結構上看，12個化債重點省份的GDP平均增速目標為4.8%，較去年加權平均目標下降0.55個百分點，目標設置更趨謹慎。廣東、浙江等7個省份將經濟增速重新設置為區間目標，不僅給外部沖擊、化債與改革推進留出緩沖空間，防止將發展壓力過度集中于單一年份，也契合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相結合的政策基調，有利于地方政府將更多精力投向培育新質生產力、擴大有效需求等核心工作，避免為完成短期定值目標而采取短期化、粗放式的發展舉措。

地方GDP目標是全國GDP目標設定的重要參考，預計2026年全國GDP增速目標仍設立在5%左右，既保持一定彈性，又能有效穩定市場預期。2026年全國各省GDP目標加權平均為5.04%，較2025年的均值（5.29%）下降0.25個百分點，其中六個經濟大省（廣東、河南、浙江、江蘇、四川、山東）加權平均目標也由2025年的5.18%降至2026年的5.03%，同時北京、上海、廣東的增長目標通常與全國目標相差不遠，具有較強的示范性與預期引導意義，2026年上述三個省市GDP增速目標整體仍維持在5%附近。在地方目標整體下修、但仍普遍強調“爭取更好結果”的背景下，全國層面大概率仍將錨定5%左右，既與地方“預期下調后的中樞”相銜接，也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形成政策合力。此外，據測算，為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2026-2035年GDP年均增速需保持在4.2%以上，為避免壓力后移，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經濟增速目標大概率高于均值，因此，也不排除“十五五”時期全國GDP增速目標采取4.5%-5%的區間設定。

CPI目標延續設定在2%左右，促進價格企穩回升壓力不減。2025年全國CPI預期目標由多年3%左右下調至2%左右，但年末CPI與目標仍有明顯距離。盡管受益于需求端緩慢修復以及“反內卷”對價格的支撐，當前價格整體水平邊際改善，但終端需求修復偏慢、居民和企業預期偏謹慎使得需求端對價格支撐不足，供需結構性失衡仍對價格企穩形成壓制。在此背景下， 2026年地方兩會對價格目標的設定整體延續“2%左右”的主口徑，也有少數地區用“保持合理回升”等更審慎的表述，說明“穩價格、促回升”仍是2026年的關鍵工作目標之一。綜合判斷，全國兩會CPI目標大概率仍延續2%左右的設定以穩定預期、形成政策合力；而在反內卷政策治理效果逐步顯現、需求側修復延續的情形下，2026年CPI中樞有望較2025年溫和抬升，我們期待看到0.5%以上的正增長。

投資目標設定遵循各地實際整體下調，重點化債省份壓力較大，吉林、內蒙古等退名單省份仍然保持審慎的投資紀律。2025年全國投資端整體表現偏弱，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3.8%，為有記錄以來首次轉負，東部經濟大省相對落后，而中西部與部分資源型地區韌性更強。從2026年地方兩會表述看，今年地方投資目標設定更加審慎，共有17個省份公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加權平均增速4.9%，較去年下降近1個百分點。化債重點省份大多下調投資增速目標為3%-4%，普遍低于本省GDP增速目標，天津等部分化債重點地區不再給出具體增速目標，而以“提質增效”、“正增長”等定性表述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已經退出重點化債名單的省份中，內蒙古首次未公開具體量化目標，吉林與其余化債重點省份一致設置了3%的較低增長目標，意味著未來更多省份在債務風險緩釋后，或將繼續鞏固化債成果，保持審慎的投資紀律。展望全國，2026年固定資產投資將以“止跌回穩”為首要目標，中央有望通過“兩重”建設、超長期特別國債及專項債等渠道托底有效投資，同時優化結構，避免低效重復建設，推動投資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轉變，為經濟平穩運行和高質發展提供支撐。

各地社零增長目標合理下調，但整體仍高于去年實際表現，穩預期、穩消費仍是擴內需的重點工作。2025年消費延續弱復蘇態勢，下半年以來消費動能減弱，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7%，整體仍未恢復至常態增長趨勢。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堅持內需主導”要求下，2026年地方兩會普遍將促消費作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考慮到2025年高基數影響以及以舊換新等政策空間趨于飽和等因素，大部分省份進一步下調社零增速目標，2026年公布社零量化目標的省份共19個，加權平均增速為4.83%,較去年下降0.27個百分點，但整體仍高于去年實際表現，穩消費仍然是各地擴內需政策的重中之重。展望全國，在居民收入與就業預期尚未明顯好轉的背景下，今年消費整體或繼續維持弱修復態勢，結構上，國補商品消費受政策動能邊際減弱及基數抬升雙重約束，拉動力度或較上年有所回落，但隨著人均GDP持續提升，我國消費結構正加速從商品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轉變，在“十五五”規劃強調提升消費率、推動帶薪錯峰休假、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等方向指引下，服務消費仍有較大釋放空間，或將成為明年消費修復的主要增量來源。

出口增速目標“去量化”，穩外貿政策由“拼規模”轉向“穩份額、優結構、強韌性”。2025年在外部環境復雜多變背景下，我國外貿仍實現韌性增長，全年出口增長5.5%、進口同比持平，但結構性壓力仍存。2026年地方兩會在“穩增長”框架下對外貿目標更強調“穩”和“可實現性”，今年兩會共有廣東、湖南、山西、甘肅等10個省份設定了進出口增速的相應目標（其中山西提出努力實現進出口正增長），其余省份未設定明確的出口增速數值，而是轉向 “穩外貿基本盤”“推動外貿擴量提質增效”“拓展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等定性表述。各地普遍將工作重心放在穩訂單、穩主體、穩市場份額，以及加快跨境電商、海外倉、服務貿易等新動能培育，通過市場多元化與產業鏈韌性來對沖外需沖擊。外貿大省的表述更能體現政策取向變化，廣東作為外貿第一大省，2025年進出口增長4.4%，2026年將全年進出口目標設為增長3%左右，明顯偏審慎，同時配套“培育總部型跨國公司”等安排，體現“穩基本盤、留彈性”的思路。浙江的定調則更偏“穩份額、調結構”，報告提出“確保貨物貿易出口占全國份額保持基本穩定”，并進一步提出服務貿易增長6%、數字貿易增長8%以上，更重視通過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培育增量。

二、擴內需政策更重“提質增效”，區域協同、供應安全和人工智能為產業關鍵詞

從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重點工作”的部署次序看，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內需主導”放置首位不同，擴內需相關表述在不少省份相較去年出現一定程度后移，這一現象本身并不意味著政策重心轉向或力度減弱，更多反映地方發展邏輯的轉變。對比2025年與2026年的重點工作安排可以看到較清晰的風格差異：2025年在需求修復偏弱、外部擾動加大的背景下，各地普遍將擴大內需置于更靠前位置，并以基建托底、投資拉動作為穩增長重要抓手，整體更偏向通過加大逆周期調節穩住基本盤；而2026年相關表述更突出“提質增效”，在繼續強調穩需求、穩預期同時，更頻繁地將新動能培育、挖掘潛力和增量放在更醒目位置，圍繞科技創新、現代化產業體系、人工智能賦能、區域協同與供應鏈安全等做出系統部署。這一變化反映出：其一，地方更加強調與中央部署同向發力，相較已經較為成熟的投資驅動模式，以提振消費為核心的擴大內需還未有普適性模式，因此地方傾向于向中央看齊，落實“兩新兩重”等政策，后續地方需要更多發揮能動性，切實貼合居民需求擴消費；其二，伴隨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商業化應用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的迫切性顯著上升，且在國際競爭加劇背景下，產業鏈安全重要性凸顯，都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其三，政策思路從“逆周期調節”轉向“逆周期與跨周期相結合”，在外部不確定性仍存、內需修復仍需鞏固的背景下，不僅要穩增長，更要通過結構性發力和長期競爭力建設為后續增長打開空間，因此擴內需的結構性后移更符合跨周期調節的政策邏輯。

1、政府投資：中央項目是主要增量，“投資于人”的重要性提升

地方對重大項目的統籌略顯不足，穩投資仍需中央加碼。從發改委今年發布的提前批“兩重”建設項目清單和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來看，2026年提前批規模達2950億元，顯著高于去年1000億元左右提前批規模，中央提前發力、靠前布局的節奏加快。但從目前各地兩會已經披露的重大項目盤子看，今年地方統籌的“省重點/重大項目”在年度計劃投資額層面呈現小幅下降，雖然河南等少數省份因項目儲備集中釋放、統計口徑調整等因素出現較大增幅，但多數地區重大項目投資計劃的增幅有限甚至小幅回落，地方主導投資的上行空間有限。具體來看，廣東、江蘇地區2026年省重點項目年度計劃投資有小幅提高，部分經濟大省仍在穩投資，但力度并不激進；而湖北、江西、陜西等地重大項目年度投資安排則較上年明顯回落，部分省份更強調項目質量和資金可持續性，而非單純擴大項目規模，后續若要形成更強的投資拉動，仍需中央預算內投資、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增量資金進一步加力。

新基建、城市更新及民生等領域成為投資主要抓手。從地方兩會對投資的部署看，2026年各地更明顯轉向“按功能分工”的復合型投資結構，核心特征可以概括為四類：一是數字化和新基建權重上升，算力、雙千兆網絡、量子通信、數據基礎設施等成為多地投資重點領域；二是新型城鎮化更加突出“以人為本”和縣域承載能力提升；三是城市更新與存量提效明顯升溫，老舊小區、地下管網、城中村改造等成為高頻部署；四是民生導向投資更加前置，投資于人、投資于消費場景的傾向增強。以北京為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持續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產業投資，增加民生改善型和消費升級型投資”，說明地方對投資回報的理解已從單純“形成實物工作量”轉向“穩增長+促消費+提品質”的協同目標。河南專門提出建設智能電網、微電網以及雙千兆網絡、量子通信項目，體現“托底基建”和“數字基建”并行推進。甘肅推進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區域功能節點建設，明確開展新型城鎮化試點和城市更新，顯示中西部地區也在從“投規模”轉向“投結構”。

資金來源撬動民資與準財政并舉，專項債更強調“投向項目、形成實物”。從資金安排看，各地更強調資金來源多元化：一方面普遍提出提高民間資本參與重大項目的比重，通過項目推介、特許經營、REITs等方式，把更多經營性、準經營性項目交給市場主體來做，政府資金更多用于補短板與兜底環節；另一方面，地方對“準財政”工具的預期明顯抬升。以廣東為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做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常態化發行”，并強調“債貸聯動”支持“兩重”和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釋放出政策性資金仍將作為穩投資的重要增量來源。同時，專項債使用也更強調“提效”：河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優化專項債券用途管理、提高用于項目建設比重，加快各項資金下達撥付”，專項債向“更多用于項目、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平衡。 綜合來看，各地在財政空間受限的情況下，意圖通過提高民資參與度和政策性金融工具補位，來穩定重大項目資金供給、抬升資金使用效率。

2、消費與民生：“擴場景”與“提品質”并重

“穩商品”轉向“擴場景”，新消費、服務消費和入境消費成為發力重點。除繼續擴大“以舊換新”范圍外，提振消費的政策重心已明顯從單純刺激商品消費，轉向新消費業態培育、服務消費擴容和入境消費提質三條主線。其一，多地在報告中繼續強調優化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同時更突出消費場景創新，圍繞即時零售、直播電商、社交電商、票根經濟、情緒消費、悅己消費等新業態新模式挖掘增量。其二，服務消費成為地方部署的共同重點，文旅、餐飲、康養、體育、養老托育等被高頻提及，部分省份還將帶薪錯峰休假納入政策工具，體現“投資于人、服務于人”的導向。其三，入境消費與免稅消費被更多地方納入促消費體系，廣東提出做大入境游、推廣離境退稅便利化，海南則繼續強調擴大免簽政策優勢、放大免稅消費帶動作用，顯示各地正通過“開放+消費”聯動培育新的內需增量。

民生政策更重“補短板、提品質”，“一老一小”和銀發經濟權重上升。從2026年地方兩會表述看，各地對公共服務供給優化更多放在民生政策板塊中統籌推進，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傳統領域仍是基本盤，但政策重心較往年更明顯地向“一老一小”和銀發經濟延伸，體現出民生政策從兜底保障向提質擴容升級。多地政府工作報告集中提出健全或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覆蓋、完善養老服務改革配套政策等舉措，如廣東明確提出發展銀發經濟、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增加普惠托育供給。與此同時，部分文旅熱點地區還將“豐富文體服務供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質效”等納入民生部署，推動民生改善與服務消費擴容形成聯動。

3、產業與科技：區域協同前置與新動能培育并進

區域科創協同加速前置，打造創新中心集群。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布局由“北京、上海、大灣區”進一步拓展為“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意味著科技創新政策重心從“單點突破”轉向“區域協同”。2026年，京津冀、長三角和大灣區相關省市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均將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區域協同創新和成果轉化作為靠前部署的重點任務。如北京強調推動北京（京津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提升科技成果區域內轉化效率；上海提出高質量落實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方案、深化G60科創走廊等合作平臺；廣東則提出加快建設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這表明在當前階段，區域協同創新已成為統籌產業升級、供應鏈安全和新動能培育的必要環節，也是各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

產業政策更強調因地制宜，資源型地區以“強鏈補鏈”夯實安全底盤。從兩會產業部署看，各地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推進路徑并不趨同，而是更強調立足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區位條件因地制宜布局，尤其是中西部資源優勢地區，政策重點并非一味追逐“風口產業”，而是更加突出傳統產業提質升級和關鍵資源產業強鏈補鏈。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前穩增長與穩工業仍需依托既有產業基本盤，另一方面稀有金屬、優質礦產等領域與產業鏈供應安全、能源資源安全聯系密切，實質上也是在服務國家安全與全國供應鏈穩定。如甘肅提出“開展傳統產業提質升級行動，促進有色冶金、石化化工、裝備制造等產業延鏈補鏈”；陜西明確“做強做大稀有金屬產業”；貴州則提出“打造優勢礦產資源精深加工產業集群”，并強調推動鋁加工、錳加工延鏈強鏈等。

人工智能部署實現“全覆蓋”，經濟大省更強調產業化應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31個省份均提及人工智能，說明“人工智能+”已從前兩年的前沿議題轉為地方產業政策的共識性內容。但具體來看，各地部署深度差異較大，整體呈現出“經濟科技強省部署更系統、資源和經濟相對薄弱地區部署更簡潔”的特征。經濟大省表述明顯更偏產業化和體系化，不僅強調應用，還覆蓋算力、模型、平臺、治理和生態建設，如北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并在教育、產業等多個場景推進人工智能賦能，廣東更進一步明確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并圍繞芯片、算力、算法、數據、應用全鏈條以及垂直模型、創新平臺建設做出部署。相比之下，一些經濟體量較小或產業基礎相對薄弱的省份表述則相對簡潔，如西藏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僅提到“優化算力產業布局，加快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融合應用”。

4、房地產：穩市場優先，強調盤活存量和民生導向

房地產定調“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地方更強調盤活存量與民生導向。房地產端，今年各地整體定調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度一致，政策重心較去年年初更明顯地轉向供給側優化。對比來看，去年不少地方仍沿用“因城施策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的表述，今年更多省份改為“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的框架，側重優化增量、盤活存量、強化保障。同時，部分省份更突出房地產的民生屬性，浙江將“積極探索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優化保障性住房供給、全年交付保障性租賃住房15萬套（間）”納入民生建設段落，地方房地產政策進一步轉向“穩市場、強保障、優供給”的組合思路，“促進房地產止跌回穩”或仍是地產工作的核心要求。

三大工程仍是地產投資主要增量，但政策力度更趨收斂、結構更偏優化。從2026年地方兩會表述看，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仍是房地產投資重點，但與2025年相比，各地部署明顯從“集中放量”轉向“統籌推進、注重效率”，整體力度趨于收斂。一個典型變化是，不少省份仍保留三大工程相關安排，但量化指標更審慎、內部結構也在調整。以浙江為例，2025年提出建設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25.1萬套（間）、實施城中村改造3.6萬戶，而2026年調整為交付保障性租賃住房15萬套（間）、開工改造城中村6萬戶，反映三大工程仍在推進，但重心由單一擴量轉向保障房、城中村改造等項目的結構性再平衡。重慶的變化也較有代表性：2025年曾明確提出82個城中村改造項目、113個“平急兩用”項目、7000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較強量化安排，而2026年更多將相關任務納入“城市更新”“好房子、好小區、好社區、好城區”整體框架推進，強調提速建設“平急兩用”設施、統籌老舊小區和城中村改造，單列的強刺激式指標明顯減少。總體看，三大工程仍是托底地產投資的核心抓手，但地方政策取向已從“拉總量”轉向“優結構、提質量、重協同”，后續投資彈性仍有賴于中央資金與配套工具繼續支持。

5、地方化債：加快退平臺，構建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債務管理長效機制

伴隨一攬子化債政策推進，地方化債已取得明顯成效。內蒙古、吉林已退出化債重點省份，城投企業債務成本下行、結構改善、信用風險事件減少，2026年末隱性債務規模或下降至3.5萬億；政府拖欠賬款清理取得一定成效，根據工信部，目前全國政府部門、大型國有企業共清償民營企業賬款超過1600億元。與此同時，遼寧、甘肅等地在平臺壓降上進展較快，分別提到融資平臺累計壓降85.2%、81.3%。從2026年化債部署來看，地方化債進入攻堅階段，將繼續有序推進本輪置換，并加快構建債務管理長效機制。其一，推進地方融資平臺出清，引導平臺改革轉型。例如多地提出分類推進融資平臺退出、嚴禁國企異化為新平臺、推動平臺向市場化經營主體轉型，后續需重點關注平臺退出后的經營重塑能力、地方財力修復情況以及城投向產業化、公益服務化和市場化轉型的實質成效。其二，四川、西藏等省份積極回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多措并舉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經營性債務風險”，我們認為后續將在分類化解地方債務問題上出臺更多細則，在金融機構與平臺協商的基礎上，借助債務展期、置換等金融化債工具合理開展債務結構優化。其三，當前地方流動性壓力較大背景下，政府拖欠款問題仍需重視。河南、內蒙古等8個省份均強調要“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天津還提出“進一步加大欠薪治理”，這不僅與企業等市場主體相關，也關乎政府信用及經濟良性循環，后續仍需加力推進。其四，北京、上海、廣東均提出要“用好地方政府專項債自審自發機制”。2025年10個進行專項債項目“自審自發”的省份（含轄內計劃單列市）新增專項債發行進度明顯快于非試點省份，為提升專項債發行使用效率、推動建立權責清晰的地方債務管理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認為進一步擴圍具有必要。

6、統一大市場+改革：更重規則統一與破除隱性壁壘

“反內卷”深入推進，統一大市場配套改革加快落地，重心轉向源頭治理和規則統一。改革領域今年一個比較突出的變化是，多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表態要更深度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并將整治“內卷式競爭”納入年度重點任務，相關部署明顯增多。與以往更多強調營商環境優化、放寬市場準入不同，今年地方改革部署更聚焦“規則統一”和“源頭治理”，重點集中在招商引資、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府采購、招投標、公平競爭審查等領域。河南將“縱深推進融入和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放在年度重點工作靠前位置，并提出制定融入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行動方案；山東強調推動公平競爭相關制度建設，突出以法治化方式規范市場秩序；陜西則將“加大重點行業過剩產能治理力度、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寫入重點任務，體現其將產能治理與統一大市場建設統籌推進的思路。整體看，“反內卷”相關的制度層面改革力度明顯增強，后續若相關條例、負面清單和審查機制進一步落地，地方招商與產業政策的約束邊界有望更加清晰。

要素市場化改革與破除隱性壁壘同步推進。除統一大市場之外，要素市場化配置和重點領域準入改革，進一步破除新領域新業態及民營經濟發展的隱性壁壘是今年地方兩會改革部署的另一條主線。與以往偏重“放寬準入”表態不同，今年不少省份更強調從制度和執行層面打通堵點，重點落在市場準入壁壘清理、要素流通、涉企執法規范、公平競爭審查等環節，例如，山西明確提出“常態化開展市場準入壁壘清理整治行動”，將其作為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抓手；山東提出“推動出臺促進公平競爭條例”，并部署開展市場準入壁壘、妨礙公平競爭排查治理，突出以制度建設穩定市場預期；陜西則在報告中提出“常態化排查清理市場準入壁壘”，并配套推進公共資源交易“一張網”等改革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