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得知老校長張干無以為炊時，望向周世釗：應予以照顧

1950年10月的北京，秋風已經帶著寒意。豐澤園里一盞盞昏黃的燈亮起來，院中樹影搖動，池水無聲。誰也想不到，在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夜晚，一段早已被許多人認為翻過去的師生舊事，又被重新提起，并且很快改變了幾位老教育家后半生的命運。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全國百廢待興，許多人正在適應一個全新的時代。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在這一片忙亂之中，毛澤東始終把幾位早年教過自己的老師掛在心上。尤其是當聽到“老校長張干生活困難，竟然到了無以為炊”的消息時，他的反應遠遠超出在場人的預料。

這一切，要從幾十年前的師生“沖突”說起。

張干，字次侖，湖南湘鄉人。上世紀十年代，他年僅三十多歲，就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校長，在當時的教育界算是相當年輕的“掌門人”。而那時在一師讀書的毛澤東，不過是一個銳氣十足的青年學生。

兩個人的第一次交鋒，發生在學費問題上。學校要求每位學生多交十元學雜費，引起學生強烈不滿。毛澤東和同學們聯名起草《驅張宣言》，在君子亭鼓動聲勢，矛頭直指校長張干。這場風波鬧得不小，張干大為惱火，態度嚴厲，甚至一度準備將毛澤東開除出校。若是當時真落下這個處分，許多后來故事恐怕都要改寫。

從校長角度看，這位青年學生桀驁不馴，組織學生“造反”，明顯冒犯校方權威；從學生立場看，張干管理嚴厲、制度苛刻，似乎站在“上面”的一邊。那幾年，一師校園里的緊張氣氛，不少老同學事后回憶起來還記得清清楚楚。

有意思的是，隨著時間推移，這場“驅張風波”在毛澤東心中，并沒有留下難以化解的怨氣。相反，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多次提到當年的校長張干，評價里既有當年不滿，也有后來愈發真誠的敬重。

1949年7月，離全國解放只差一步之遙，已經年近花甲的張干因為身體原因，辭去湖南省立六中校長之職，回鄉休養。他靠積蓄買了幾畝田，暫時還能維持生活。形勢很快發生變化，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逐步推開，張干被劃為地主，經濟來源驟然緊張，生活壓力一下子壓了下來。

為了糊口，他又回到長沙，受聘在妙高峰中學教書。那時的教員工資微薄，再加上他身體不好，家中人口又多，支出日漸吃緊。到了1950年前后，家里時常斷炊，確實到了“無以為炊”的地步。對于一個一輩子在講臺上教書的老人來說，這樣的境況令人唏噓。

就在這一年國慶前夕，湖南一師已經換了新校長——周世釗。周世釗早年與毛澤東同窗，是關系極為親近的老朋友，被毛澤東親切地稱為“惇元”。他從長沙出發，到妙高峰中學看望這位當年的一師校長。

那天，周世釗走進簡陋的校舍，看見張干面色消瘦，氣色大不如前，心里難免一陣酸楚。坐下后，他故作輕松地說了一句：“張校長，潤之給我來信，請我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

張干愣了一下，略帶驚訝：“啊，他還記得你？”

周世釗笑著回答：“我們常常通信。張校長，你要不要托我捎句話給他？”這句詢問，看似平常，實際把兩段久遠的記憶又連接起來。

那一刻，張干心里五味雜陳。當年那個在君子亭“鬧事”的學生，如今已經是新中國的領袖。自己曾經嚴厲批評過他，甚至差一點簽下開除處分。幾十年過去，世事大變，那張年輕面孔已經遠在北京。話到了嘴邊，他終究只是緩緩說了一句：“那你就代我向他問好吧。”

短短一句問候，既有老師的矜持，也帶著隱隱的感慨。

1950年10月5日，豐澤園客廳燈光柔和，毛澤東在這里設了一桌家宴，專門招待幾位早年的師長和好友。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還有從長沙趕來的周世釗，都坐在桌旁。酒菜不算特別豐盛，但氣氛熱烈，大家一邊吃喝，一邊回憶舊事。

談話間，毛澤東忽然放下酒杯，轉頭問了一句：“我們的老校長張干，還健在嗎？”

周世釗抓住機會，詳細說起張干的近況，說到“臥病在床”“一家六口靠一點微薄工資維持”“有時竟無以為炊”這些情況時，語氣很沉。毛澤東聽完，眉頭緊鎖，放下筷子，聲音不自覺地抬高了一些：“還在吃粉筆灰？”

他接著一段段評價起來：“張干這個人，辦事果斷，很有魄力。三十幾歲就當了一師的校長，不簡單。我那時候很不喜歡他，覺得他一定要往上爬。其實，以他的條件，要爬上去也很容易。可他沒有走仕途，解放前吃粉筆灰，解放后還在吃粉筆灰，這就難能可貴。”

不得不說，這番話相當真切。既承認自己當年的不滿，又肯定張干幾十年如一日堅守教育的品格。坐在一旁的徐特立忍不住插話：“我當年就講，‘張干張干，肯干肯干’，他身上有種湖南人特有的蠻勁。”

王季范也在場，他回憶起那次“驅張宣言”，笑著補充：“那次你們在君子亭鼓動得厲害，張干氣得怒發沖冠。說到底，是覺得你們觸碰了他的尊嚴。他這個人自尊心很強，卻未必有什么別的目的。”

說到這里，毛澤東略微沉默了一下，主動反思：“現在回想，當年的驅張，并沒有什么太大必要。讓我們多交十元學雜費，也不能都怪在他頭上。讓我們多讀半年書，又何嘗不是好事？我現在還嫌自己讀書少呢。”這句自嘲一出，席間一陣笑聲。

然而，周世釗并沒有笑。他神情嚴肅，說出了剛才略過的那句話：“潤之，張干一家六口生活很困難，他身體不好，整日臥病在床，現在一家大小全靠他那點微薄工資維持，有時竟無以為炊呢。”

話音剛落，毛澤東當即站起身來，語氣里帶著幾分責備：“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像張干這樣的老教育家，應予以照顧，應該照顧啊。”

這一句話，后來被很多人記住。不是客套，而是立刻付諸行動。當天之后，他就叮囑周世釗給張干寫信，轉達問候，并說明政府將給予幫助。幾天后，他又親自寫信給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請求省政府對張干、羅元鯤以及袁仲謙的遺孀戴常珍，酌情給予生活補助，派人前往慰問，并在信中詳細注明通訊地址和情況。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1日，字里行間很具體，沒有一句空話。

王首道接信后，很快落實。湖南省政府先后兩次給張干送去救濟米60公斤和舊幣50萬元。對于一個正在為買米發愁的家庭來說，這不僅是物質援助，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得知這筆錢和救濟米與毛澤東直接有關時，張干激動得流下眼淚，當即提筆寫了一封長信，向“潤之吾弟”表達謝意，把自己多年教書生涯及近況一一道來，言辭懇切。

這封信寄出后，他每天都在等回音。日子一天天過去，信箱里始終空空如也。張干心里難免有些落寞，只能安慰自己：“人家日理萬機，哪能記得我這樣一個老頭。”然而，事情的走向比他想象中要好得多。

1950年10月底，他終于等來了那封期待已久的回復。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親筆回信，對他前一封“賀中蘇條約”以及近況來信都一一回應：“甚為感謝！生活困難情形，極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協助。”這封短短的信，是張干第一次收到毛澤東直接寫給自己的回信。

他小心拆開，一字一句念完，眼眶立刻濕潤。他把全家喚到一處，再念一遍，然后鄭重折好，收在最安全的地方。那天晚上，他對兒女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要記得，當年他在一師讀書的時候，我還給他記過一次大過。只有他這樣的人，才會不記前事啊。”

從這以后，北京和長沙之間，隔著千里，卻有了更多的書信往來。

一九五一年的暑假，對張干來說，是個非常特別的夏天。

這一年，他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請帖——毛澤東邀請他到北京“共敘別后之情”。當時張干身體仍然不好，但心情格外輕快，簡單收拾幾件衣物，帶著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踏上北上的列車。

到北京后，日程安排得頗緊。初到之時，毛澤東正被繁重工作纏身，沒能立即接見，只托人轉達“近日相見”。1951年9月26日上午，張干與李漱清等幾位師友一起游覽故宮。略顯疲憊之際，他們被告知：11點在招待所等候，毛主席將派專車前來。

“終于能見到潤之了。”張干輕聲說了一句，像是對身邊人說，又像自言自語。

不久，專車停在豐澤園前。張干等人下車時，看見毛澤東已經站在門口迎接。他邁上前，主動伸手：“張校長，您好。”這聲稱呼沒有一點距離感。

張干努力穩住情緒，應了一句：“你好，潤之。”短短幾個字，往昔的一切仿佛都壓縮在這一瞬間。

進到屋里，毛澤東執意讓張干和李漱清坐上席，自己坐在下首。談起往事，他還招呼孩子們出來：“你們都要見見我的老師。”又半帶玩笑地說：“他們算是你們的太老師。你們常說你們的老師好，我的老師也很好。”

這句話聽起來輕松，卻透著一種樸素的尊師觀念。對一個已經身居高位的政治領袖來說，這樣的態度并不常見。

那天晚上，毛澤東托人給幾位老師送去禮物：鞋子、褥子、蓋被、毛呢服等，全部是日常實用品。送禮的工作人員特意說明：“這些都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費買的。”張干聽完，只說了一句評價：“他還是和青年時一樣，一絲不茍，一塵不染。”語氣里既有欣慰，也帶著一絲感嘆。

第二天午后不久，一位身穿軍裝的中年人敲門而入，自我介紹：“我叫傅連璋，毛主席讓我來給你們檢查身體。”他是新中國成立后負責中央保健工作的醫生。專門請醫生為幾位年邁老師做體檢，這種細節安排，很難說不是出自反復思量。

當年的國慶節，張干等人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親眼看見廣場上人山人海，紅旗如海。觀禮結束后，毛澤東又派車陪同他們游覽北海、頤和園等名勝。陪同人員一路上多次轉達：“主席實在太忙，不能親自陪同，他讓大家多包涵。”

11月8日下午，工作人員通知他們前往中南海合影。拍照時，毛澤東主動招呼張干站到自己身旁：“這是我第一次和這么多老師一起照相，很有意義。”對于年近花甲的張干來說，這既是榮譽，也是遲來的慰藉。

幾天后，臨近返程。11月12日，一位工作人員提著一包東西匆匆趕來：“張老，毛主席本來打算親自來送行，實在忙得脫不開身，讓我轉交一些東西，并向您道歉。”包裹里是一百五十萬元舊幣和一瓶鹿茸精，專門叮囑作為“零用”和“補身”。

張干一愣，隨即從懷里掏出一封親筆信，是幾天前就寫好的致謝信，其中一句話寫得很直白：“不但給干以徹底自新之鼓勵，而且足以挽回輕視教育工作者與老者之作風。”這話難免有些書卷氣，但意思不難理解：在他看來，這次北京之行，不只是物質上得到照顧，更是對教育工作者地位的一種正面肯定。

從北京回到長沙后，張干的生活，確實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去。

他先被聘為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參議室參議，后來又擔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顧問。每月領到的津貼，加上妙高峰中學的工資，一家人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找回了“還能做點事”的信心，工作起來格外用心，審議公文、提出意見，從不敷衍。

時間往前走到了1963年，張干已經七十多歲。多年舊疾纏身，醫療開銷又大，家里再度陷入拮據。他給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寫過兩封信，大意是年事已高，希望在北京工作的女兒能調回湖南，以便就近盡孝，同時也減輕家里負擔。

這一年，已經出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周世釗，按毛澤東的囑托，再次登門探望老校長。他帶來一封毛澤東寫給自己的信，其中交代得很清楚：老校長寄來兩信，尚未回復；女兒返湘一事正在設法辦理；請周世釗務必親自去看望，了解實情，看生活上是否需要幫助。

張干接過信，反復讀了幾遍，心情難以平靜。他沒有太多華麗話語，只是把這封信工工整整抄在筆記本上，當作珍貴紀念保存起來。

很快，毛澤東又寫了一封信，直接回應張干本人的訴求，同時附上兩千元人民幣稿費，讓湖南方面轉交。信寫于1963年3月26日，語氣一如既往簡樸：“兩次惠書，均已收讀，甚為感謝。尊恙情況，周惇元兄業已見告，極為懷念。寄上薄物若干，以為醫藥之助，尚望收納為幸。”

一、老校長的堅持與局限

幾天后，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張平化親自登門，把這筆錢送到張干手中。剛一坐下，他就開門見山：“毛主席非常惦記您，托我帶點錢，請您渡過難關。”隨后從公文包中拿出兩千元，放在桌上。

張干連忙擺手，面露不安：“不敢當，這真不敢當。”在他的觀念里，自己年紀已高，又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突然接受如此照顧，總覺得心里不踏實。

張平化語氣誠懇：“這是毛主席自己的稿費，他特別囑咐您一定要收下。如果不夠用，還請您再寫信告訴他。”這一句“自己的稿費”，讓張干徹底紅了眼眶。他伸出有些顫抖的手接過錢，哽咽著說：“我這副老骨頭，再也不能挺直腰桿為人民多做事，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這次談話結束后，他把幾個兒女叫到一起，鄭重地說：“從今往后，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踏實做事。別忘了毛主席對我們家的照顧。”對一個傳統讀書人來說，這種叮囑，其實是他價值觀最直白的傳遞：個人的得失，可以淡一點；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不能松。

從張干的一生看，他身上既有傳統舊式知識分子的自尊與謹慎，也有不愿隨波逐流的倔強。早年身處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的年代，許多人借教育之職謀取仕途，他卻一輩子在學校間輾轉，從未踏入官場。用毛澤東的話說，“解放以前吃粉筆灰，解放以后還吃粉筆灰”，不是一句輕松玩笑，而是現實寫照。

當然，他并非完人。在具體教育管理中，有時也免不了拘泥成規，甚至頑固保守。君子亭風波中，他堅持學校立場，和大批學生對立，確實讓不少青年對其頗有意見。但從后來的選擇看，他沒有利用身份去攀附權門，也沒有借勢撈取私利。這樣的堅持，也正是毛澤東后來反復強調“難能可貴”的原因之一。

二、潤之與“張校長”的心結與解開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張干的感情，并不是一開始就如此溫和。

在一師求學時，他曾因為“驅張”一事，對張干抱有明顯抵觸心理。在青年的毛澤東眼里，校長是“壓在頭上的權威”，代表一種需要挑戰的秩序，而自己則是要為同學爭取合理權益的“領頭人”。女同學被限制自由、伙食差、學費上漲，這些問題都激起他天生的不服輸。

從這個角度看，雙方的矛盾并不只是“性格不合”，更是兩代人、兩種觀念的碰撞。一邊是強調制度和秩序的校長，一邊是強調變革和抗爭的學生。沖突不可避免，態度也往往比較激烈。

有趣的是，時間拉長到幾十年，這段沖突在雙方記憶里的色彩，已經明顯變化。1950年豐澤園那頓家宴上，毛澤東主動提起當年的學費爭議，一邊回憶，一邊自我解嘲，說“現在還嫌自己讀書少”。看似輕松的一句話，實際上說明他已經用完全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那段經歷。

從后來數次來往信件以及北京會面可以看出，他對于張干，不再只是“當年那個嚴厲校長”，而是一個在風雨時代里堅守講臺、并且沒有被權勢誘惑的老教育家。這個身份，在毛澤東心里極有分量。

張干這一邊，也經歷了一個從“審視”“遲疑”到“釋然”的過程。一開始，他對毛澤東的“惦記”，多少有些不敢相信。聽說周世釗要去北京時，他只讓對方“代為問好”，顯得很克制。直到收到第一封親筆回信，再到親眼看見毛澤東在豐澤園門口迎接，很明顯，他才真正放下心中那一點隱約的距離感。

兩個人之間原本存在的“心結”，是靠時間、靠共同經歷，也靠彼此的真誠一點點解開的。前者放下了年輕時的逆反與鋒芒，後者放下了校長的權威和自尊，在另一個歷史階段，以一種更坦然的方式重新面對彼此。

不得不說，這樣的變化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確實有其特殊意味。

三、一個時代對教育者的注視

再往大處看，這個故事并不僅僅是師生個人情誼的延續，它也折射出一個新的政權，對于知識分子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多次提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新中國成立后，如何看待舊社會留下來的教師隊伍，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一道現實考題。張干、羅元鯤、袁仲謙的遺孀戴常珍，這幾位被寫進1950年那封信中的名字，并不是無意挑選的個例。

張干是校長，羅元鯤是歷史教員，袁仲謙曾是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們既代表著一個具體的群體，又承載著某種象征意義：這些人一輩子在課堂上講歷史、講文章，沒有做過“大官”，沒有掌握過實權，也談不上有什么顯赫戰功，卻默默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生。

當新政權選擇給他們以實際的經濟照顧、精神上的肯定，并通過省政府、省委書記等渠道落實，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老教育家的貢獻，不應被輕易忽視，不應被簡單歸入“舊社會”的一筆勾銷之列。

當然，從具體執行看，當時基層情況復雜，有的地方政策落實并不總是順暢，個別教師在土改和“成分劃分”中受到沖擊，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但從中央領導層的表述和一些實際行動看，對“終身教書、并未作惡”的人，確實存在著盡量妥善安置、給予應有尊重的傾向。

張干的命運變化，正是嵌在這種大背景下。他既經歷了“被劃為地主、生活困窘”的階段，也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下，獲得了現實困難的緩解和職位上的安排。他后半生能在省參議室、參事室發揮余力，很大程度上與這一系列關照密切相關。

1967年，張干已是風燭殘年，自覺時日無多。他把兒子張六如叫到床前，費力地說了一句：“替我給毛主席寫封信，感謝這么多年對我的照顧。我真的還想再見見他。”這不是客套，而是一個老人最真誠的心愿。

從一位準備將學生開除的嚴厲校長，到晚年牽掛“還能不能再見他一面”的老教師，這條情感線索拉得并不夸張，卻異常清晰。

張干的一生算不上傳奇，但他的經歷很典型：出身書香，早年辦學，中年經風雨，晚年倚門而望。他有過失誤，有過堅持，有過迷惘，也有過難得的坦然。而貫穿其中的，是他始終沒有離開課堂太久，也沒有真正走進過權力中樞。

毛澤東對他的態度變化，也有跡可循：青年時對“校長張干”的不滿，中年時對“老教育家張干”的肯定，晚年對“病中老人張干”的惦念。既有嚴厲的過去，也有實際的幫助，還有多次親筆信與金錢上的資助。這種復雜而完整的情感，很難用簡單幾句話概括。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君子亭那場風波之后，張干真的簽下了開除毛澤東的命令，兩人的人生軌跡或許依然會走向各自的高度，但這種后來彼此念念不忘的情分，很可能就無從談起。幸運的是，歷史在那時留了一點余地，留給雙方一個轉圜的空間。

對于幾十年如一日“吃粉筆灰”的人來說，這樣的結局算是某種意義上的安慰。對于那個時代的教育工作者群體來說，這段故事也提供了一個值得回味的側面：在政治風云變幻之外，老師與學生之間那份樸素的認同和敬意，并沒有完全被沖淡。

1967年之后不久，張干離開人世。他在病榻前說出的那句“還想再見見他”，最終沒能實現。但這些細節已悄然留在當時不少人的記憶里，也寫進了新中國初期那幅龐大而復雜的歷史畫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