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政治風暴現場，這可能是今年春天最重要的亞洲紀錄片

紀錄片《首爾之夜》在鹿特丹電影節完成世界首映，并獲得了耐派克獎特別提及。耐派克獎由亞洲電影推廣網絡（NETPAC）的評審團頒發給來自亞太地區的優秀長片，其宗旨是發掘電影新秀，因此評審團只考慮導演的第一部或第二部劇情長片。耐派克評審團一致認為：“《首爾之夜》是一部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的電影，敘事緊湊、剪輯精湛，聚焦于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緊迫話題：團結與民主。”除了在獎項方面有所斬獲，這部影片還獲得了全體觀眾的一致認可。在鹿特丹電影節全程中，《首爾之夜》一直位列觀眾票選榜高位，并最終在Best of IFFR榜單上名列第三。

鹿特丹電影節NETPAC評審團特別提及

獲獎作品：《首爾之夜》，導演：金鐘宇、金信完、趙哲英（韓國）

評審團表示：“這是一部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的電影，敘事緊湊、剪輯精湛，聚焦于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緊迫話題：團結與民主。”

與許多相對遙遠的歷史節點不同，2024年韓國戒嚴事件是一個絕大多數人親身關注發展全過程的政治運動。這是四十五年來韓國首度宣布戒嚴，上一次要追溯到樸正熙遇刺的1979年。1979年韓國戒嚴所揭示的國家戒嚴狀態下法律秩序的不確定性以及軍政府獨裁之危害等相關議題，已在《首爾之春》《南山的部長們》《幸福的國家》等影片中有全面的藝術呈現。

自2024年12月3日22時許尹錫悅發表緊急電視談話并宣布全國戒嚴開始，到次日4時30分韓國國務會議解除戒嚴令，此次戒嚴僅僅歷時六小時即告終結。戒嚴持續時長之短促、解除戒嚴流程之迅速給了這一政治事件的國際關注者一種錯覺：在韓國完善的法律制度下，只要按部就班集結國會議員完成過半數投票，這場政治風波就可以化解。

《首爾之夜》正是為了澄清這種錯覺而完成的表達：當觀眾隨著紀錄影像回到那一夜的時空之中，便能看見解除戒嚴時看似順遂的法律程序推進，實際上是無數首爾市民的民主意識與行動共造的結果。

影片的敘事時間線正是從尹錫悅宣布戒嚴的電視談話開始的。因收到政府直播要求而駐守在電視臺的記者們，迅速從最初的震驚與錯愕轉向了工作狀態。制作人們自述道：“我的身體比我的想法更先做出了反應，我們當即帶著攝影機趕往國會大廈。”這個由兩位電視臺制作人與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組成的導演團隊，呈現的電影作品帶有鮮明的新聞報道風格：相比起藝術化的鏡頭調度與具有張力的故事情節，更強調影像真實與敘事流暢。這部電影的素材本身也具有常規電影作品難以具備的實時性——除了電視臺的專業記者，還有哪些影像表達者能夠如此迅速地反應、帶著專業攝影機立刻前往國會大廈？這種見證與記錄，本身就指向一種言說特權。而當國會大廈被警察封鎖，只有持記者證之人（和立法會議員、國會秘書等工作人員）能夠進入時，這種言說的特權愈發彰顯。

然而，這部電影并不因此而令人感到傲慢；相反，鏡頭的方向與持鏡者的視點始終是坦誠、困惑、反復的。正如比政治利弊更先作用的是記者直覺，比報道內容的時代意義更先抵達的是持鏡者對報道行為本身的惶恐。持鏡者攀登樓梯尋找對峙前線時，畫外音袒露了他的擔憂：“如果軍隊在今晚封鎖國會大廈，就像四十五年前的軍事政變一樣，我就會被關在樓里，無法保障飲食和起居，甚至可能會遭到追訴。我認為我不該受這樣的罪。”無法固定、無法對焦的鏡頭令這種憂慮和恐懼顯得真誠而具體，言說特權的階級感在此完成了消解，從而讓觀眾的注意力回到了記錄本身，也使得本片的敘事主體完成了從個別新聞記者向共同經歷此事的全體公民的回歸。

作為一部紀實紀錄片，本片使用素材的絕大部分來自當天電視臺拍攝的影像以及相關新聞報道。僅有的超出首爾此夜的鏡頭，是光州民主化運動閃回的蒙太奇：在畫外音陳詞《戒嚴法》中宣布戒嚴的條件之時，在武裝部隊出現在國會大廈之時，在士兵與抗議的民眾正面肢體接觸之時，鮮血淋漓的回憶鋪陳開來，與首爾的當下形成對照。光州的影像是模糊的、零散的，而與之相對，首爾的影像是相對清晰的、足夠完整的，能夠梳理出清晰的事件發展脈絡——這與公共記憶的形成階段有關。指涉“5·18光州民主化運動”這種已經成為公共記憶的歷史事件時，點到即止的非線性敘事便足夠令觀眾感知到慘痛創傷；而首爾戒嚴事件的公共記憶尚在形成之中，在未親身經歷的民眾還對事件全貌一知半解時，《首爾之夜》的時間線性敘事承擔起了再現歷史現場和塑造公共記憶的雙重功能。

《首爾之夜》的鏡頭語言鮮明地再現了反抗運動的特質：混亂、緊張、不確定。全片幾乎沒有固定鏡頭，手持鏡頭在逼仄人群中因推搡而抖動。構圖法在緊急狀態下失靈，取而代之的是失焦畫面中央因發力而扭曲的面容。荷槍實彈的武裝部隊一度試圖進入大樓內逮捕議員，士兵不斷向把守入口的人群投擲煙霧彈，煙霧模糊了在場人士以及銀幕外觀眾的共同視野。影片視點幾度抬高望向天空，在這個東北亞大型繁華都市上空有直升機在盤旋，巨大的噪音的不僅入侵聽覺，也入侵了日常生活下公民社會的秩序感。

在這種強權與暴力的威脅下，示威人群不僅沒有后退，反而利用身邊一切能夠利用的材料——沙發、屏風、水槍等等——形成屏障，以期保證議會廳內的韓國國會特別會議正常進行。議員們也通過翻墻、爬窗等可能將自己陷于險境的方式抵達會場，參與投票。此時，肉身的、可見的公民行動捍衛著制度的、抽象的法律程序，這種普遍的公民意識，正是韓國歷史上多次民主化運動的寶貴遺產。

在國會大廈現場的抗議民眾中，有人提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問題：“軍隊為什么會在這里？”這一發問不僅是對當下法度被破壞的疑問，也是獨裁軍政府統治下創傷的回響。凌晨4時30分戒嚴令解除后，武裝部隊陸續撤離。一輛裝甲車在從國會大廈撤回基地時被抗議市民團團圍住，任憑指揮司機行進的士兵一再懇求也不放行。一位韓國大叔怒斥道：“即便是裝甲車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啊！”四十余年前，面對螳臂擋車、視死如歸的光州市民，坦克依然無情碾過；四十余年后，在當下的首爾，士兵們面對暴怒的市民，也有槍口抬高一寸的自我覺知。鮮明的對照之下，首爾公民教育的成果在抗爭的另一方群體里同樣悄然彰顯。

如果沒有這部電影、如果沒有這些影像，恐怕絕大多數人對首爾之夜的印象將會僅僅停留在“六旬老人勇闖國會大廈”的李在明翻墻直播。這類影像并非不真實，但這種娛樂化敘事消解了這樁可能后患無窮的政治事件的份量，從而破壞了捍衛民主的公民教育的回路。作為國家公民的首爾市民們在面對政治危機時所做的奮勇抵抗，也將淹沒在“議會通過投票形成決議”的程序化敘事之下。因此，《首爾之夜》所作的努力，正是通過重整公民教育的話語，對抗消解抗爭意義的娛樂化、程序化敘事，最終完成對民主意識的繼承與傳播。

電影的結尾處，新的黎明已經來到，“首爾之夜”結束了。示威市民和武裝部隊都已離開國會大廈，仍有寥寥幾個記者東倒西歪地在大廳里休息。新的一天開始了，法度與秩序在收回，僅有地面的積水和歪斜的、用于抵住議會廳入口的沙發和椅子在昭示，昨夜的抵抗真實地發生了。至此，《首爾之夜》的英文譯名含義得以揭露：“The Seoul Guardians”，勇敢的首爾守衛者，正是親身參與這場抗爭的每一個人。影片開頭，導演借旁白提出了一個疑問：“民主這個抽象的概念，我們真的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完全地實現它嗎？”而在末尾，他又自己給出了回答：“死者拯救生者，生者拯救未來。”這是對韓國公民意識和民主運動的價值總結，更是超越了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人權宣言。

作者：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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