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從歷史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梅俊杰教授（來源：網絡）

國內外形勢近年來發生了深刻變化，頗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從美國對世界各國普遍加征關稅，到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強行重塑，從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軍事行動，到傳統安全問題再次成為國際關系熱點，從大規模跨境移民沖擊多國原有秩序，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及右翼勢力卷土重來，從人工智能等新一輪產業革命加速發展，到世界經濟版圖及大國關系深度調整——種種外部變遷都在影響國內，正如我們國內的變革也會反向影響世界。為駕馭如此變局，有必要重點研讀特定歷史時段，尤其是 1930-1945年國際貿易史、英鎊與美元消長史，以及 1970-1980年代經濟動蕩史、金融危機史，以期借鑒世界經驗指導當下經濟治理與決策工作。

為此，《解放日報》“讀書周刊”主編王一、記者肖雅文、實習生張韶雪于2025年12月18日專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杰研究員。以下是這次訪談的完整記錄。受訪者授權學人scholar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01

理解當下的“必修課程”

問：從 1930-1945年的貿易博弈，到兩次世界大戰間英鎊與美元的消長，再到1970-1980年代的經濟變革與現代金融危機，這些歷史時段都深刻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面對如今復雜的國際經貿環境，想問梅教授，為何需要從這幾個關鍵歷史時段中尋找答案？

梅俊杰： 嚴格說來，每一段歷史都在塑造現實和未來，但這幾個歷史片段的確更直接關聯著當今世界格局及全球經濟體系。 1930-1945年不但覆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見證了世界經濟大蕭條及隨后的危機治理、世界霸權的興替包括國際主導貨幣的興替、戰后世界體系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型等。所有這些重大事件長期左右了戰后世界，至今仍影響不絕，故而不能不知其所以然。

至于 1970-1980年代的經濟史也很有特點，一方面此時美元脫離金本位，美國經濟優勢相對削弱，日本和德國完成經濟再崛起，全球化開始加速，另一方面也可見發生石油危機，新興經濟體工業化推進，金融和資本管制逐步放松，拉美出現債務危機。這些事件都代表了趨勢性變遷，與當今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息息相關，故而有必要了解其來龍去脈。

問：您認為領導干部研讀經濟貿易金融史，最核心的價值是“以史為鑒避坑”，還是“從歷史中提煉發展規律”？二者之間如何平衡？

梅俊杰： 這二者其實是一體兩面、互為條件的，或者可以說，“以史為鑒避坑”是低目標，“從歷史中提煉發展規律”則是高目標。宋代程頤講：“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這就把規避失敗和爭取成功緊密地糅合在一起。

古往今來 ,智慧者、審慎者都希望能以史為鑒，此所謂“資治通鑒”，但從來都談何容易，且不論從歷史中吸取的是什么經驗教訓。黑格爾不是極而言之嗎：“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不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問：很多人讀史容易陷入“就史論史”的誤區，您認為如何打通“歷史事件”與“當下工作”的關聯，避免“讀史脫節”？

梅俊杰： “就史論史”指的是單純對過往歷史本身懷有好奇，這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對于實務工作者而言，這恐怕是不夠的。其實，人們對歷史的興趣也很難僅僅“發思古之幽情”，總難免會有基于現實的某種功利出發點，往往也不可能完全不去聯想現實問題。

要讓“歷史事件”與“當下工作”關聯起來，關鍵在于為了某種具體的需要，有目的地去了解歷史。例如，在類似經濟發展階段、類似產業部門、類似困局中，面對社會或民眾的類似需求，先行者遭遇過何種相似案例并留下何種經驗教訓，借此可知應當采用或不采用哪些政策工具。

與此同時，我覺得領導干部對歷史的重視，更應著眼于了解歷史尤其是世界歷史，特別是世界近現代史的變遷大勢，從而清楚地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坐標中、在文明進步的階段上究竟處于何種位置。這樣更可以為決策提供一個可靠的參照系，以免迷失用力方向或犯下所謂“顛覆性錯誤”。

問：您認為領導干部讀史最需要警惕的誤區是什么？比如“刻舟求劍”式照搬歷史經驗，該如何規避？

梅俊杰： “刻舟求劍”地照搬歷史經驗，體現為超時空地應用某個歷史結論，不講條件地沿用某種政策方案。這是一種教條主義，本質上反映了當事人信息的不完備、認知的不通達，自然值得警惕。不過，我覺得更要警惕教條主義的源頭，比如，要謹防所掌握的歷史知識本身就是某種教條，或來自純屬教條的教科書，在歷史學和經濟學等各類學科中，似是而非的東西太多了。

所謂歷史，本質上是對過往的一種事后解釋和一種重新構建，加之個體認知都難免帶有片面性，因此，保持一個容納不同歷史解讀、包容多元思想觀念的共存環境，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只有存在相互啟發、容許質疑的理性空間，建立起“思想的市場”，讓不同觀點彼此競爭并優勝劣汰，才可能讓片面性得到克服，或者用不同維度的諸多片面構筑起全面的認知。因此，即使只提供一個歷史讀本，這一讀本也應該是多元思想開放競爭下的產物，只有源頭可靠才能談得上規避歷史學習中的誤區。

02

全球化舊夢已難再重圓

問： 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的全球關稅戰，本質上是各國應對經濟危機的“自保”行為，為何最終演變為加劇全球衰退的“雙刃劍”？這對當下處理國際貿易摩擦有何警示？

梅俊杰： 簡單地說，《斯穆特 -霍利關稅法》之所以由“自保”始，卻以“共輸”終，關鍵是由于貿易政策上的國際報復。本來，美國這個關稅法以1929年市場崩盤為背景而出臺，初衷是要保護本國免遭進口沖擊。然而，其加稅幅度過大，加上通貨緊縮的綜合影響，讓兩萬種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約從20％提高到60％。這就引發眾多貿易伙伴的強力反彈，國際貿易在1929-1934年下跌65％，國際經濟合作經受重創，切實造成了共輸局面。

這種因為彼此報復而讓國際貿易沖突變本加厲的現象，自特朗普當政以來已有目共睹，而且這次美國行政當局的加稅幅度、廣度及任性均前所未有。其后果當然是全球供應鏈的強行扭曲、產業鏈的人為改造，使得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進一步由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最終必然降低國際合作及民眾福祉的水平，這一點與《斯穆特 -霍利關稅法》無異。

歷史上，美國正是為了克服這一稅法的負效應，也為削減外國貿易壁壘、刺激美國出口增長、促進經濟走出蕭條，國會才通過了 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授權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可以在對外商約中最多把關稅降低一半。如此一來，美國才踏上貿易自由化道路。那么，本次是否也會否極泰來呢？我完全不樂觀，因為目前的貿易沖突，絕非一朝一夕釀成，并不是單由特朗普或純由經濟因素所推動。

問：二戰前后，國際經貿秩序從“無序混戰”到“初步規范”的轉變中，大國的戰略選擇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對我們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有何啟發？

梅俊杰： 二戰結束前后國際經貿秩序之所以走向規范化，根本上與美國的戰略選擇相關聯。進入 20世紀，美國實已具備問鼎世界霸位的實力，一戰后美國原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頭號強國，到二戰時又更上層樓。正是憑借遙遙領先的綜合實力，美國終于在1941 年發布了構建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基本原則，包括不能再以極端民族主義方式設置貿易限制、非歧視必須成為國際貿易關系準則等。盡管隨后英美之間還有博弈，但二戰后不久，世界的確在美國主導下進入了一個日益自由化的長期階段，直至全球化近年遭遇嚴重逆流。

從上述進程可知，國際經貿秩序的確立本質上需要大國的推動，這一點至今繼續有效。問題是，當今的美國雖然仍為世界第一強國，但其實力跟其他大國之間的差距已不復從前，所以，即使在特朗普（ Donald Trump ）后美國出現更有世界主義視野的領導人，美國也不可能“再作馮婦”。有鑒于此，縱然今天要推動或參與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我們也需要與其他一眾大國共同而為，比如在二十國集團這樣的框架中行動，但這也意味著有關進程必然更加復雜化。

況且，新一輪國際經貿秩序的重建終究發生在“棄全球化”的基礎上，這意味著如果不解決原本導致全球化逆轉的那些問題，“昔日重來”的愿景便難以實現。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經貿秩序勢將出現區域化、集團化、碎片化之類現象，重歸一統必然難上加難。

問：您如何看待“英美歷來搞自由貿易，只有自由貿易才能富強”這樣的流行說法？

梅俊杰： 這是以訛傳訛的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經濟常理。一個國家發展產業的初期，未必總具備比較優勢，工業革命之后更是如此。就像戰后的日本要發展汽車產業，韓國要發展鋼鐵產業，當時它們既沒有充足的原料和資本，也缺乏相關的先進設備和專業人才。但它們偏偏逆自由貿易而行，用保護和激勵的方式把產業一步步做起來了。這背后的理論支撐，正是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及穆勒（ John S. Mill ）等人的幼稚產業保護論。

當然，這種人為扶植的方式也不能走偏，它終究僅具有階段性。不過，在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時候予以有力保護，這在英美等國的經濟史上屢見不鮮。及至產業具備了強大競爭力后，則理應轉向國際自由貿易，這也是一條普遍規律。就好比現在的中國，很多產業部門實力已強，那參與自由貿易、在國際競爭中壯大優勢，便屬理所當然。

回頭再看，當年斯密（ Adam Smith ）嚴詞抨擊重商主義，極力推崇自由貿易，實有其水到渠成的時代背景。1776年《國富論》出版時，英國早已實行了數百年的重商主義政策，壟斷專營、貿易限制的弊端日益凸顯。與此同時，英國的產業優勢在擴大，貿易保護的必要性在遞減，到古典自由經濟學開始確立的19世紀早期則更加如此。因此，斯密那套理論，特別適合當時已經崛起的英國。相比之下，如果落后國家照搬他的理論，盲目推行自由貿易，卻可能對自主產業發展和長遠趕超事業帶來風險。

03

金融自由化與貨幣興替

問： 1970-1980年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在激發經濟活力的同時，也埋下了危機隱患，這對我們平衡“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有何現實意義？歷來的金融危機有無某種統一模式？

梅俊杰： 金融創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但這種自由化又必然增加風險乃至釀成危機，這算是一個兩難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由來已久。關于金融危機的模式，《瘋狂、恐慌、崩盤：金融危機史》一書作者金德伯格（ Charles Kindleberg ）在考察全世界30多例金融危機后，提出了一個金融危機發生模式，即書名中的三個詞：瘋狂、恐慌、崩盤。所謂瘋狂，即因普遍相信存在較大的贏利機會，人們競相投資于某一實有甚至虛擬的標的物，投資因量大、心切、人眾而成瘋狂。隨后，當市場過程累積到無法維持的某個點位時，即出現逃離市場的恐慌拋售行為。最后，在羊群效應的作用下，終于出現墻倒眾人推的崩盤結局，危機就此降臨。

上述解釋之外，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提出了當代金融危機的“經濟基本面”模式，認為危機主要源于國內信貸過度等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問題。哈格德（ Stephan Haggard ）等人提出了“外部勢力乘人之危”模式，即內外利益集團借一國收支失衡而施壓金融自由化并引發危機。奧布斯菲爾德（ Maurice Obsfeld ）提出了“自我實現危機”模式，相信金融自由化下資本流動加快并加大，尤其是短期投機資本更會放大市場波動，以致在經濟基本面不錯的國家也形成危機。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則相信“政府失敗”模式，他強調市場與個人總是理性的，政府卻總會不斷犯錯誤。這些理論有一定的重合面，對于解釋涉及貿易收支失衡的“經常項目型”危機，或者涉及投資之類的“資本項目型”危機，都各有其針對性。如此判別各類金融危機的發生機制，有助于制定相應的防范和應對之策。

問：對于發達國家，如美國從 1929年大蕭條到1980年代儲貸協會危機，這些危機的爆發是否存在“過度杠桿”“監管缺位”的共性誘因？領導干部應如何建立風險預判的敏感意識？

梅俊杰： 1929年開始的危機主要由社會分配嚴重不均背景下消費不振、產能過剩，以及金融市場上杠桿投機、貨幣緊縮、銀行擠兌共同引發，監管缺位還不是主要原因。1980年代的美國儲貸協會危機甚至再加2008年金融危機，因為主要涉及房貸抵押，無疑都有過度杠桿和監管缺位的誘因，這兩個因素往往是孿生的。后兩場危機基本上是利率風險與道德風險在監管放松環境中的一次問題爆發，最終的救助則讓納稅人承擔了代價。

以上涉及的危機誘發因素如今我們已經耳熟能詳，故而不能不謹慎以對。有人認為中國的體制有所不同，或許可以比較有效地防范危機的發生，但是，看一看當下房地產部門的負債、銀行系統累積的壞賬、特別是龐大的地方債務等，我想我們并無太多沾沾自喜的資本。總體而言，良好的經濟基本面，穩健的財政政策，對過度金融化的監管，對債務的管控和化解，對稅收體系下央地關系的調整，對社會的放水養魚，對海外經營效益的重視，等等，才能真正讓金融部門及總體經濟行穩致遠。

問：美元崛起不僅是美國經濟實力的體現，更離不開制度設計和戰略布局，您認為其中最關鍵的“非經濟因素”是什么？

梅俊杰： 美元崛起本質上由美國的超強實力所支撐，早在一戰中，美國向歐洲盟國即放貸近 70億美元，為戰后重建又放貸30多億美元，至于美國其他方面的硬實力當時更不必贅言。要說美元崛起背后的“非經濟因素”，大致可羅列這些：兩次世界大戰，它們讓歐美實力彼消此長；美國的軍事實力，包括冷戰中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美國的國際體系構建能力，特別體現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外交的強有力配合，包括其援助和制裁能力；美國的制度穩定性，及其對美元信譽度的加持；美國發達的市場手段，包括對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控制權；美國在意識形態 、文化和語言上的全球優勢地位。至于其中哪個非經濟因素最關鍵，相對而言，還是制度及構建制度的能力占據首位吧。

問：英鎊衰落過程中，英國曾試圖維護貨幣霸權卻最終失敗，這一歷史教訓對當下看待全球貨幣體系多極化趨勢有何借鑒？

梅俊杰： 1821年，英國宣布銀幣在英國退出流通，這一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因為造幣廠安裝了蒸汽推動的壓幣機器，大大提高了金幣的防偽功能。但以后幾十年里，歐洲各國主要因為大眾心理習慣及國家之間的從眾效應，仍沿用著金銀雙幣制，直到1870年代情況才發生迅速的變化。變化的原因根本上還是由于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特別是在1860年主動開啟了自由貿易時代，這是一種有吸引力的所謂“粘實力”。這一事實表明，金本位及一個貨幣的主導地位終究需要實力的支撐，當然，這是一種綜合實力，涉及經濟與貿易體量、結算便利措施、政法制度保障、軍事安全支撐、歷史慣性依賴等多重因素。

后來英鎊金本位的墜落同樣確認了上述事實，即綜合實力主要包括但也不限于經濟實力。一戰爆發后英國為應對財政壓力，不得不暫停金本位制。 1925年，英國為重拾世界經濟領導權，重新確立了金本位，無奈此時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終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和英鎊擠兌壓力的沖擊下，被迫在1931年宣布永久放棄金本位，二戰結束后初年，更只得在財政危機中向美國俯首稱臣。以實力原則觀之，目前全球貨幣體系多極化的趨勢會繼續逐步發展，但美元獨大的地位并不會很快改變，畢竟美國的綜合實力依然無可撼動，再說，主導性貨幣的轉換總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滯后期。

04

讓好書成為認知的基石

問：您的《貿易與富強》《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李斯特與趕超發展》三部著作脈絡清晰，從挖掘英美非自由主義發展歷程，到展示重商主義在諸多國家的有效實踐，再到重現李斯特及其趕超發展學說，可否談談您寫書的核心思路？

梅俊杰： 我的首部專著《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 2008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初版，2014年新華出版社再版，九州出版社則出了最新修訂版，易名為《貿易與富強：英美崛起的歷史真相》（2021年）。我在書中解決了幾個關鍵問題，一是由斯密缺乏創新卻暴得大名，挖掘了自由經濟學興起背后的利益動因；二是還原了英美兩國數百年中，依靠嚴格貿易保護而壯大產業的歷史真相；三是借歷來對自由貿易的理論挑戰，揭示了自由貿易學說的內在漏洞。

在《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世界經濟史上的經驗和教訓》（ 2023年）中，我系統梳理了重商主義的源流與功用，并借此框架重新解讀了荷蘭、英國、法國、美國、德國、俄國、北歐等地的重商主義實踐與效果。這本書的價值在于修正了自斯密以來強加在重商主義身上的不實之詞，由此觸及了當今發達世界走向富強的奧秘。上海交通大學文一教授說我在國內首次平反了重商主義，希望我能當得起這個評價。

至于《李斯特與趕超發展》（ 2022年），它重現了一個原本就為落后國量身打造的趕超發展學說。如果說斯密學派構成了“世界主義一體發展范式”，主要代表領先強國的利益，那李斯特學說就構建了“民族主義趕超發展范式”，主要代表落后弱國的利益，所以值得特別重視。我在書中全景式呈現了李斯特學說的基本內容、理論成就、思想淵源、實踐貢獻、全球傳播、當今價值，是一種集大成的創作。而且，我借李斯特學說，將“趕超”過程細分為“趕”和“超”兩個既相互聯系又性質不同的階段，強調追趕階段適用李斯特式民族主義戰略，而超越階段適用斯密式自由主義戰略，這種戰略轉換其實也是發達國家的普遍歷史經驗。

問：您的學術背景橫跨英語、世界史、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這種跨學科的求學經歷和知識結構如何塑造了您研究外國經濟史的獨特視角？同時您又如何看待國內的相關研究？

梅俊杰： 我長期從事外國經濟史研究，支撐我這一跨學科研究的訓練便來自上述求學經歷。本科在部隊的嚴格外語訓練不但讓我可以同聲傳譯，更主要因此能深入研讀國外一手文獻，充分了解國際學術動態；在北京大學攻讀世界史領域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專業，讓我慣于歷史地看待西方的發展道路，并從世界現代化的主流來思考我國的發展；后來赴倫敦政經學院學習國際政治經濟學及世界經濟，又進一步補足了我的經濟學基礎。調動起多元知識儲備 ,有利于打造自身研究的核心競爭力。

外國經濟史研究近年來在國內較有起色，比如從北京大學到上海財經大學都增設了經濟史學系，成果和人才自然隨之而來。然而，在專業力量配置上，大家往往偏于中國經濟史和中國經濟思想史，外國經濟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史的分量相對不足。這雖可理解，但以近現代以來的世界發展大勢，我們還是要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世界。另外，國人總偏愛經濟思想史而比較忽視經濟史，而我覺得經濟史特別是外國經濟史才是大道。在觀察世界各國時，我們還是要聽其言觀其行，思想理論只是經濟學“言”的一面，政策實踐才是經濟學“行”的一面，而經濟史就是這個政策實踐包括實際經濟變遷的連續軌跡，豈能等閑視之？

問：以當下國際經貿格局為著眼點，您認為我們今天重提歷史，與過去相比，最大的時代差異是什么？

梅俊杰： 我向來相信，世界的問題要從歷史看，中國的問題要從世界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中國不再是國際經貿和金融體系的旁觀者或被動接受者，而已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參與者。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早已大增，您只需看一點，即中國已連續多年都是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

因此之前常講的國際體系中的 “利益攸關者”“負責任的大國” 之類，剔除其中的某些復雜含義，就期許當今中國發揮作用而言，還是頗有針對性的。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謹防因實力的增強而自我膨脹，乃至超出本國實際能力、脫離自身長遠利益去做事，這也是在對照歷史時應當引以為戒的。秉持國際責任始于國內的原則，引領世界繼續走和平發展、合作共榮的道路，必定利國、利民、利世界。

問：面對如今海量的信息與書籍，您有什么具體的讀書建議可以分享給大家？

梅俊杰： 時代不同了，不能再簡單說“開卷有益”，畢竟信息已太過泛濫，不分辨其利鈍優劣恐將泛濫而無歸。我自己的體會是，到一定階段，讀書與其貪多求快，莫如挑選可靠的少量好書反復精讀，何況現在已經不是“書籍為王”的時代。

對于忙碌的成年人，如果還能靜下心來讀歷史書，我以為首先應該著眼于世界視野和文明大勢，借以形成恰當的觀察坐標和認知框架，此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

訪談者簡介：梅俊杰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2008、2014、2021年）、《李斯特與趕超發展》（2022年）、《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世界經濟史上的經驗和教訓》（2023年）、《尋求更好的發展：從世界經濟史看問題》（2026年）；主編《重商主義：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2025年）。譯有《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由貿易思想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傳》、《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維特伯爵：俄國現代化之父》、《科爾貝：法國重商主義之父》、《寫給無神論者》、《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系首屆“上海市浦江人才”、商務印書館“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英國政府“志奮領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員。

參考文獻：

Eichengreen, Barry,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ggard, Stephan, and Sylvia Maxfiel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50, no.1 (Winter 1996).

Kindleberger, Charles P.,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Krugman, Paul,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 vol. 11, no. 3 (Aug. 1979).

Obsfeld, Maurice, “Rational and Self-Fulfilling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76, no. 1 (Mar. 1986).

Rothgeb, Jr., John M., US Trade Policy: Balancing Economic Dream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 Congressional Qua r terly Press, 2001.

吉爾平，羅伯特：《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梅俊杰：《貿易與富強：英美崛起的歷史真相》，九州出版社 2021年版。

梅俊杰：《李斯特與趕超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梅俊杰：《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世界經濟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梅俊杰主編：《重商主義：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5年版。

歐文，道格拉斯：《自由貿易思想史》，梅俊杰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