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不僅是女人，還是信奉猶太教的黑人？！學界討論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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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知識分子仍無法讓莎士比亞做回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作者身份問題——即許多學者、演員和作家所持有的信念，認為“威廉·莎士比亞”要么是真正劇作家的幌子，要么是其真名作者為避免公開受辱而采用的筆名——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以某種形式存在了。這個論點有一些高調的支持者，包括演員德里克·雅各比爵士和馬克·里朗斯爵士，以及最近（2023年）的伊麗莎白·溫克勒，她寫了一本名為《莎士比亞是女人及其他異端邪說》（Shakespeare Was a Woman and Other Heresies）的書，提出莎士比亞并非來自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制手套工匠之子，而是詩人艾米莉亞·巴薩諾。

溫克勒的論點并不令人信服，但卻寫得神采飛揚、精明老到，作者深知自己得到了大型出版商（在她這里是西蒙與舒斯特）的支持，而且大多數文學評論家會害怕負面評價一位公開宣稱女權主義作者的修正主義著作，以免被指責為性別歧視或無知。

盡管如此，《莎士比亞是女人》本應成為這個特定主題的蓋棺定論之作，這也正是為何另一位作家艾琳·科斯萊特帶著她自己的論點登場，既令人驚訝又有些令人沮喪，她的論點不僅是說莎士比亞是女性，而且還是個有色人種女性。

科斯萊特自稱是“女權主義歷史學家”，就此主題寫了一本書，名為《真實的莎士比亞：艾米莉亞·巴薩諾·威洛比》（The Real Shakespeare: Emilia Bassano Willoughby）。

該書將于本月底由多產的獨立出版商Pen + Sword Books出版（該公司其他近期書籍包括：《納粹解剖課》《英國火車發展200年》和《羅馬皇帝及其疾病》，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像是馬克·科里根在自費出版了《法老的商業秘訣》之后可能會寫的東西），并且其獲得的公眾關注度遠超一位首次出書的作者與小出版社合作所能預期的。

科斯萊特在她的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網站上撰寫了一篇文章，闡述她的核心論點，并聲稱“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中概述的一項新研究證據表明，莎士比亞不是男性，而是一位女性：一位黑人女性，盎格魯-威尼斯人，摩洛哥裔，秘密信奉猶太教，名叫艾米莉亞·巴薩諾。”

黑人、女性和猶太人，嗯？當然，任何能像莎士比亞那樣出色地刻畫不同種族和性別角色的人，在歷史的某個時刻都會被指控為某種掩飾。然而，雖然關于作者身份的爭論已存在近兩個世紀之久，但認為巴薩諾（或巴薩諾·威洛比）是莎士比亞戲劇真正作者的觀點始于2013年，由莎士比亞學者約翰·哈德森提出，他寫了一本書《莎士比亞的黑女士：艾米莉亞·巴薩諾·拉尼爾，莎士比亞戲劇背后的女人？》（Shakespeare’s Dark Lady: Amelia Bassano Lanier, The Woman Behind Shakespeare’s Plays? ）。

哈德森的出發點是A.L.羅斯首先提出的觀點，即巴薩諾是十四行詩中提及的“暗黑女士”，然后他進一步加碼，暗示這些戲劇是她本人所寫。隨后，溫克勒于2019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將此觀點帶入主流視野，后來文章擴展成書。現在，科斯萊特是最新一位提出此論的作者，她認為當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第二部中寫下“切莫認定我仍是舊我模樣”時，他——或者更確切地說，她——是在向觀眾拋出一個等同于巨大暗示的媚眼。

會有人同情科斯萊特的論點，即“學術界存在共識，認為莎士比亞是女權主義者”，并且關于這位劇作家在種族、殖民主義、性別和性取向方面興趣的討論，幾十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的前沿議題。然而，大多數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莎士比亞就是莎士比亞——即一個來自中下階層、既是演員也是劇作家的白人男性——并且認為聲稱他是牛津伯爵、克里斯托弗·馬洛、弗朗西斯·培根，或者現在的巴薩諾的企圖，最終都是徒勞的。

科斯萊特的一個說法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這個名字是“A-She-Speaker”的變位詞，并且如果你以某種方式折疊那幅著名的莎士比亞“尚多斯肖像”，它看起來就像現存的巴薩諾肖像。在我看來，這并不比那個杜撰的故事更高明：據說有位培根迷拿著一本《哈姆雷特》坐下，然后證明他的偶像培根顯然是莎士比亞戲劇的作者，因為在其中一段獨白里（盡管不是連續地）可以找到“弗朗西斯·培根寫此”這幾個字母。這讓人想起“抓住救命稻草”這個說法，而這個詞本身就是托馬斯·莫爾在1534年創造的。毫無疑問，很快就會有聰明人聲稱《烏托邦》的作者是安妮·博林。

我一直認為，人們之所以愿意相信莎士比亞并非莎士比亞（當然，除了這是個有趣的客廳游戲外），其主要原因無非是簡單的勢利眼。有些人因得知英語世界最偉大的作家并非貴族或大學畢業生，并且——如果那些被認為是與他相關的少數現存文件被接受的話——他對金錢和商業事務有著敏銳的認識而感到煩惱，這消除了他是一個居住在象牙塔里的天才的觀念。他既為藝術也為金錢而寫作，這對某些人來說始終是無法接受的。

科斯萊特并非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提出這種曾經會被視為異端觀點的人。既然她是一位有二十多年資歷的學者，我愿意相信她的意圖是真誠的，而非試圖寫一本時髦、可能大受歡迎的書。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她的觀點就是真理。她寫道：“在艾米莉亞·巴薩諾的案例中，問題不僅是史學上的厭女癥，還有史學上的種族主義。艾米莉亞·巴薩諾是摩爾人。她是猶太人。現代歷史學家未能認可這些身份在西方歷史中的作用和貢獻。”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可能存在忽視這些“身份”的偏見，難道就不存在一種傾向于最大化其重要性的偏見嗎？而還有什么比將其投射到有史以來最受尊敬的作家身上更能最大化其重要性的呢？問題在于，當這種試圖給予遲來認可的努力沒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時，它就剝奪了他人應得的贊譽。

會有人以欣喜若狂的心情抓住《真實的莎士比亞》這本書，高興地認為科斯萊特看穿了幾個世紀以來的混淆視聽和陰謀。然而，我們其余的人或許可以持一定程度的懷疑態度，并繼續秉持我們那——無疑被認為是性別歧視、父權制、殖民主義的——信念，即“那個來自斯特拉特福的人”就是那個人，就應該這樣被頌揚，而不是在他早已無法為自己辯護的幾個世紀后，連他的身份本身都受到質疑。

作者：Alexander Larman

編譯：阿洛

來源：The Critic

原標題：

Was Shakespeare really a black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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