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關鍵指標，看未來的重大挑戰

年度最重要的兩個宏觀數據公布了：2025年GDP為140.19萬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死亡人口1131萬人，人口總量同比減少339萬人。

如何看待這兩個數據呢？

關于GDP，過去更關注名義GDP，但近年來更關注實際GDP，也就是以不變價格計算，這是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做法，也符合近年來政策制定更關注真實增長水平的總體趨勢。網上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幾年通貨緊縮，名義增長數據會很難看，所以才開始強調實際增長。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了解中國GDP發布的應該清楚，自中國建立GDP核算體系以來，就一直同時發布名義GDP和實際GDP數據，二者是并存的，而國家發布的GDP增速，也一直是實際GDP增速，所以并不存在因為物價不振，所以就更改GDP統計。

實際上，決策層一直將保持物價穩定視為巨大的政績。在中國這樣一個強制造業的人口大國，強大的供給和海量勞動力天然會壓低物價，所以最怕的是通貨膨脹。

中國在2012年曾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是在2020年國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設置就是以不變價格計算實際增長。

十幾年過去了，基本實現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89.4%，高于城鎮居民的129.4%，使得城鎮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差從2010年的3.23下降到2020年的2.56。這一趨勢在之后繼續延續，從2020年到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5%，城鎮居民則是23.6%，二者倍數差進一步縮小到2.34。

正如小鎮在《》分享的，分配改革有很多層次，全球范圍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而在國內則主要是城鄉差距，推進分配改革，關鍵是縮小城鄉差距。得益于多年的脫貧攻堅和“三農”投入，雖然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還在擴大，但倍數差持續縮小。

但與此同時，有兩個收入差距正在擴大。

一是地區間收入差距。中、西、東北地區相對東部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2年的69.9%、69.5%、70.1%，下降到2024年的67%、62.7%、66.8%。

二是居民五等分收入組差距。城鎮中間及以下6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高收入組的前20%家庭，差距拉大了，而農村地區，中間偏上及以下80%的家庭，與前2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擴大。

相對而言，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基本穩住了，近些年已經出現中部、西部增速超過東部的情況，因此城鄉、地區差距相對還好；但同一地域內部不同家庭的收入變化就不太樂觀了，考慮到農村的絕對收入差距相對更小，國家這幾年福利政策也更多傾向于農村地區兜底，因此，城鎮中低收入人群成為中國未來國民收入增長的關鍵短板。

還要注意，雖然中國近些年城鎮化節奏放緩，但從2012年的49.68%，上升到2024年的67%，每年仍然保持1.4個百分點的增速，近年來下降到0.8個百分點左右，這就意味著很多農村人變成了城鎮人口，這些人在農村五等分收入組大多在前40%甚至前20%，但放到城鎮就不夠看了。

比如2024年，農村前20%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3805元，不過相當于城鎮20%中間收入組；反過來對比就更直觀了，城鎮后20%的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003元，放到農村，也得是中間的20%。

所以，接下來調整分配，需要從縮小城鄉、地區差距向縮小區域內收入差距轉變，更多關注生活在同一地區不同家庭的收入差。畢竟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環境中，不可能白天在北上廣深賺錢，晚上突然就回到位于中西部的農村家里。

這是“十五五”期間需要重點調整的。

今年出生人口792萬人，直接跳過了800萬階段，這幾乎是必然的。

2024年出生人口一度逆勢上漲到954萬人，但主要是因為2023年出現了結婚對數的增長，從2022年的683萬對，驟增到768萬對。一般來說，本年出生人口與前一年結婚對數存在強相關性，畢竟在東亞國家，非婚生子還是比較少的，大多數孩子出生于正常的婚姻家庭，一般來說結婚后一年就是生育的高峰期。

參考2020年以后的情況，當年出生人口與前一年結婚對數的比率在1.3左右，從2020年到2024年，該比率分別為1.27、1.31、1.25、1.32、1.24。

2024年結婚對數驟降到615萬對，按照1.3的大致比率推測，2025年的出生人口大概也就是799.5萬左右，實際比率為1.29，基本在預期范圍內。

對新生兒數量下降，網絡上有很多擔憂甚至恐慌的言論，還有的由此產生了一種“末日狂歡”的荒謬想法。

關于人口，小鎮之前也談過很多次了，針對792萬的出生數，概括一個核心：當今所有中國人都是計劃生育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

現代人容易犯吃了第四個饅頭飽了，就覺得前面三個饅頭白吃了的錯誤。體現在人口上，因為現在新生兒下降，就質疑計劃生育不對，但千不對、萬不對，所有存世的中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獨生子女一代，在社會總資源財富不足的情況下，通過“優生”把資源高度集中，短期內培養出了一兩代人，一兩代人的高質量教育，是中國能夠快速發展起來的關鍵原因之一。

現在只不過是需要回過頭來解決政策的弊端。

這個弊端主要有二：

一是人口結構問題。

人口數量的減少其實不要緊。美國自新世紀以來，人口數量基本保持在3億的體量，俄羅斯則長期保持1.4億左右，日本是1.3億左右，全世界人口超過5億的國家就兩個。考慮到未來科技發展和資源總量，如果中國人口數量下降到8億到9億，現在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關鍵問題在于人口結構，這也是近年來特別關注每年新生兒數量銳減的關鍵。

未來國家在人口上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從14億人平穩過渡到8億到9億人，同時保持人口結構的健康，最起碼是保持在新的國民健康和預期壽命水平下的健康結構。

200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是71.4歲，2024年上升到79歲，有8省份超過80歲，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在年齡指標上就要根據實際的生理和心理年齡進行調整。如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修訂年齡劃分標準，就將55歲到74歲劃為中年，75歲以上才是老年。

近期科學研究也發現，2022年70歲老人的認知能力，與2000年53歲的人相當；還發現78歲的老人仍然在產生新的神經元。

未來中國人對人生進行規劃時，不能再以70歲作為標準，而應該在百歲人生的尺度下進行規劃，這也是國家未來要調整的，這種全民生命尺度的大幅延長，會影響到整個社會方方面面。

在百歲生命尺度下，國家的籌劃必然更加深遠。比如這幾年國家重視全民體重，推出體重管理年。

一方面是因為如果再不加強國家介入，未來中國人超重比率甚至會突破七成，這會帶來醫療成本的激增，也不利于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另一方面，確保中國人最大限度延長健康壽命，也能夠一定程度上維持比較健康的人口結構，為新生兒數量穩定爭取時間。

弊端二：792萬雖然少，但很可能并不是底部，需要關注單身問題。

關于生育，有兩個最直接的影響指標：結婚對數和生育意愿。雖然在西方存在相當高比重的非婚生子，但在東亞漢文化圈，非婚生注定不是主流，如日本非婚生子占比長期在2%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的四成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在東亞國家，想要促進生育，前提就是抓結婚對數。

考慮到生理特點，初婚年齡也很重要。畢竟年齡大了，想要生育的難度也會大幅上升，這一點不僅僅是女性生理特點，更因為男性身體素質下降。在中國，以體重管理為標準，男性整體自律性遠比女性差，中國男性本科畢業以后十年內平均增重在20到30斤，大概增重25%，意味著多數中國男性會進入超重甚至肥胖階段。

這跟工作、生活等有關，但主要還是自律，由于社會對男性身體外貌的要求大大低于對女性，導致男性對自己的體重、身材控制更容易放松，而體重是影響健康的關鍵因素，這個健康當然也包括生殖健康。小鎮之前曾經建議，每一位成年男性，最好隔幾年查下精子活躍度，這是一個反映男性身體健康水平的綜合指標，檢查很簡單、費用也不高，基本三甲醫院都有這項服務。

參考日本情況，男性初婚年齡33歲、女性31歲，基本是愿意結婚人群的相對極限值了。中國2020年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男為29.38歲，女為27.95歲，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2025年平均初婚年齡也只是29.7歲，其中男為30.3歲、女為29.1歲。

而從結婚對數來看，從2020年到2024年，年均728.6萬對，其實也還行，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80、90年代水平。

所以，按理說，中國當前新生兒人口數量不應該到700萬的水平，關鍵是獨生子女一代影響到了生育意愿，主要是理想生子數量直接掉到2以下，但注意這只是預期的理想子女數量，這是一個上限，實際生育數量肯定更低。

這才是當前人口問題上最大的難關。

日本、韓國也沒有解決結婚下降和夫妻生子數量下降的難題，畢竟生育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精力，很多人能生育一個就不錯了，兩個以上的壓力太大了。日本的做法是集中資源支持已經生了一個孩子的，再生更多，這個也有道理，畢竟連第一個都不生的，政策就算加大投入，刺激也有限。

在這種做法下，日本雖然結婚對數快速下降，新生兒數量也遠低于維持人口更替所需要的2.1水平，但至少結婚夫妻這個群體，能夠基本保持在2左右。

所以，日本目前面臨的難題是單身人群數量激增，這就是日本幾十年來備受關注的“獨居社會”現象，2020年一人戶在日本所有家庭中的占比為38%，預期2050年將上升到44.3%。

為應對一人戶的挑戰，日本進行了大量改革和配套，對日本而言比較有利的是，日本從二戰后大家庭占絕對主流，到一人戶超過三分之一，大概用了60年時間，這是一個相對比較慢的社會結構過程。

中國未來面對的一人戶、獨居挑戰更加艱巨。2000年中國一人戶占比還只是8%，2020年激增至25.4%，獨居人口比例也上漲到8.9%，如果按照過去20年的增速，預期到2035年前后，中國一人戶占比將超過日本。

雖然得益于完善的公共服務，獨身生活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比如城市里，無論男女都覺得自己一個人很好。但這種好，很大程度是因為年齡還沒到。

這不是養兒防老的問題，而是人的想法，會受到自己身體激素和外界變化的影響，20多歲、30多歲，周圍還有不少單身的朋友，身體也很不錯，但40歲往往是個坎，女性會更早一點。

過了臨界點，激素分泌水平、身體機能持續下降，周圍人大多有了自己的家庭，人是需要意義感的。有一個充滿希望和未來可能性的孩子，是獲得意義感最容易的方式，畢竟普通人到了40歲，已經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了，很少有人還會抱著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這時候可能一次意外、一場重病，就會徹底改變自己的想法。

而隨著年齡增長，曾經喜歡的東西，吸引力會大大下降。比如小鎮十幾歲、20多歲的時候很喜歡玩游戲，但好像就是從35歲以后，突然對游戲沒多少興趣了，實在沒事干的時候可以玩一玩，也基本是碎片化的小游戲，稍微復雜點就懶得動。

如果這時候有一個孩子，尤其隨著持續衰老，新生兒帶來的意義感會越來越重要。當然特別有能力的也可以找到新生兒以外的意義感，比如融入國家崛起、民族復興、實現信仰等等，但難度就要大多了。

小鎮之前也分析過，物以稀為貴，隨著新生兒數量減少，未來社會的主導權必然交給年輕一代，社會資源財富的分配必然會傾向于主導社會的年輕一代，孩子就是參與未來社會財富分配的關鍵。

當然，結婚與否、生與不生，這都是個人的自我選擇。之所以現在很多人不結婚、不生子，也跟當前一些現實問題有關，比如移動互聯網時代男女對立成了流量，當前社會的資源分配也對年輕人不友好，想要生育撫養一個孩子也變得難度過大，這需要國家進行針對性調整。

雖然人口數量的減少不是壞消息，但一人戶占比激增、人口結構非健康化，這問題就大了。

而結婚、生育與否，也很可能成為未來貧富分化的一個關鍵因素，未婚無后代的收入顯著低于已婚有后代的，這是全球普遍的規律，這也是未來需要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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