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學晶哭的窮，可能是普通人奮斗一生都達不到的天花板。寒門困境

閆學晶哭窮的事過去好幾天了，我看到很多人討論這件事其實還是停留在閆學晶“哭窮”“炫富”“脫離群眾”等方面，但這背后翻車的邏輯好像很少有人能講到。

2025年底直播中，閆學晶稱兒子年收入僅幾十萬，但全家年開支需“百八十萬才能運轉”，甚至抱怨“三居室一百多平住得緊巴巴”。該言論被批“凡爾賽哭窮”。結果閆學晶反手指責批評者為“酸黃瓜”“窮就是懶”。

類似的事件，比如當年李佳琦的“79元眉筆事件”，他在直播間嘲諷消費者說：“這么多年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

大家會發現，這些年翻車的公眾人物其實都共享著同樣一套邏輯：

我能賺到、我配擁有，所以我說什么都算“現實”；

你賺不到、你過不下去，那多半是你“不夠努力”。

而這套邏輯，大家熟不熟悉呢？

很熟悉！

因為，在我們從小到大的課堂里、試卷里、家長會里、雞湯文里，我們可以經常聽到這樣的話術：

“越努力，越幸運！”

“比你優秀的人比你還努力！”

“你就考這么點分數！你就是不努力唄！”

“你考了多少分啊就想出去玩？！”

“你一天到晚抱怨這個抱怨那個，傳播負能量，你怎么就不好好努力學習呢！”

這些話術聽起來勵志，實則非常危險。因為它構建了一個看似公平的幻覺：成功是努力程度的直接函數。

但教育最殘酷的謊言，就是只講努力，不講概率；只講個人奮斗，不講結構限制。

當我們告訴一個山村孩子，你和北京海淀的孩子擁有同樣機會，只要“更努力一點”；當我們告訴一個農民工子弟，考上清北就能改變命運，只要“拼盡全力”——我們在做什么？

我們在用個體努力的神話，掩蓋結構不平等的現實。當那些孩子竭盡全力后依然無法跨越鴻溝，等待他們的不僅是失敗，還有更深層的自我懷疑：“是不是我還不夠努力？”

一個出身優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孩子，和一個在鄉村學校、師資匱乏中掙扎的孩子，他們的“努力”含金量相同嗎？他們的“成功”概率對等嗎？

農村孩子“不是不夠努力”，而是教育資源的金字塔結構已經固化：首先，一線城市重點中學的實驗室堪比大學，偏遠地區學校卻連基本實驗器材都匱乏。

其次，優秀教師向城市、向名校聚集已成不可逆趨勢。

還有，中產家庭孩子的課外閱讀量、博物館參觀次數、國際視野培養，是許多農村孩子無法想象的“奢侈”。

我們的教育，口頭上承諾“有教無類”，但現實中卻不斷強化“優中選優”的篩選機制。它越來越像一臺精密的社會分層機器，而非人力資源開發系統。

所以，當我們不斷強調“努力改變命運”，卻對家庭背景、地域差異、時代紅利、運氣成分諱莫如深時，我們實際上在完成一場隱秘的道德賦值：

成功=努力=美德；

失敗=不夠努力=缺陷。

久而久之，贏家養成“贏家人格”：我的成就全靠我自己，我配得上這一切。輸家內化“輸家人格”：我過得不好，一定是因為我不夠好。

閆學晶那句“窮就是懶”，正是這種“贏家人格”最赤裸的外溢——用個體的努力敘事，覆蓋了所有復雜的社會現實。

而這套邏輯，其實就是著名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在2020年出版的《精英的傲慢》中系統闡述的一套價值體系——優績主義。而這個概念最早是出自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揚出版于1958年的著作《優績至上的崛起》。

優績主義最毒的，不是讓人努力，是讓人“把成功當成道德，把貧窮當成原罪”

它告訴你——成功主要來自能力與努力。

聽起來很勵志，也很公平。

但當它被推到極致，會發生三件可怕的事：

第一件：贏家會“吸入過量的自我歸功”：

他們會認為，我今天的財富、地位、體面——主要靠我自己。

于是下一步就是：我值得，你不配。

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在討論“優績主義的黑暗面”時指出：當社會把人分成“贏家/輸家”，贏家更容易產生傲慢，輸家則更容易陷入羞辱與怨氣；更糟糕的是，贏家會逐漸相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我應得”，并傾向于把落后者的困境歸因給他們自己。

而當成功被解釋成個人美德，貧窮就必然被解釋成個人污點。

所以，閆學晶能夠公開說出“窮就是因為懶”而不自知，可能在她的認知里，這或許不是她的傲慢，而是她以為自己在“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而已。

第二件：輸家會“把失敗內化成自我否定”

當你被教育成“努力就能改變命運”，

那么你一旦沒改變，你會怎么想？

你很難去質疑結構、資源、運氣、時代。

你會先質疑自己：

是我不夠拼

是我不夠聰明

是我不夠自律

是我不配

而這就是優績主義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它讓你拼命，而是讓你拼命之后還不敢喊疼。

第三件：社會會把共同體撕裂成“彼此審判”

贏家審判輸家：你不努力。

輸家仇視贏家：你憑什么。

于是公共討論從“如何讓更多人過得更體面”，變成“誰更該為自己的處境負責”。

這就是為什么閆學晶隨口一句“百八十萬才能運轉”，就能瞬間引爆輿論。

這不是她“情商翻車”的簡單問題，而是：當一個人長期活在“我贏，是因為我更配”的世界里，他會逐漸失去對現實的觸覺。

而這種優績主義，其實現在已經嚴重侵蝕了我們的教育生態。

我們的教育最擅長的是生產“解題高手”，但是卻常常產出一批又一批“共情低能兒”。

因為，在一個以排名和競爭為核心邏輯的環境里，孩子們被訓練的是去關注“我比別人多對幾道題”，而不是“別人為什么做錯了”；去思考的是“如何超越同桌”，而不是“同桌是否需要幫助”。

于是，同理心、換位思考、對弱勢的關懷——這些維系社會溫情的能力，在殘酷的競爭中被系統性地邊緣化了。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荒誕：一個在專業領域取得成就的人，可以對著月薪三千的打工者說出“找找自己原因”；一個住著百萬豪宅的明星，可以對著為房貸焦頭爛額的普通人抱怨“住得緊巴巴”。

這不是因為他們突然之間變壞了，而是這種優績主義從來沒有教會他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別人的生活”。

我們當然不是要給哪個明星去洗白，而是要讓大家看清楚這種事件背后的真實邏輯。否則，我們以后得到的并不是這些公眾人物會真正的理解底層勞動人民的疾苦，而是會讓他們學會用裝窮來討好大眾罷了。

所以，我更想說的是：我們討論閆學晶，不該只停留在“她個人不共情”的層面上。我們更該問的是：為什么這套不共情的邏輯如此熟悉？以及去真正的去反思我們的教育，是如何把這種“你不夠努力”的邏輯“預裝”進了每個孩子腦子里的？

首先，我們應該發現，我們的教育評價是一條單行道：分數—名校—體面人生

而當我們把分數、名校、排名當成唯一硬通貨，孩子得到的是一套非常清晰的社會隱喻：

你進了上游，你就“更有價值”；

你在下游，你就“需要被糾正”；

所以，你落后，首先反省自己。

這就是優績主義的啟蒙版。

其次，我們過度渲染“努力改變命運”，卻回避結構性差距。

努力當然重要。但如果我們只講努力，不講資源，不講起點，不講分配，不講概率——努力就會被異化成一種道德綁架。

久而久之，孩子會形成兩種危險人格：

“贏家人格”：我贏是我配，你輸是你懶。

“輸家人格”：我輸是我差，我必須更狠地壓榨自己。

你看，閆學晶那句讓人不適的話，其實就是這種“贏家人格”的外溢：把復雜的社會處境，壓縮成一句輕飄飄的歸因。

第三，我們總是在逼著孩子向上爬，而不反思內卷的深層次問題。

當教育變成篩選機器，孩子最先學會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戰勝同伴。

他學會的是：

你不能停

你不能輸

你不能示弱

你必須證明自己值得

最后連同理心都變成“無用技能”。

于是，當教育只教會孩子贏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就會多出一批不會好好說話的“成功者”。

當然，說到最后，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反思優績主義，要的不是仇富，而是讓成功重新學會謙卑，讓失敗不再被羞辱

我們必須要清楚：批判優績主義，不是反對努力、反對專業、反對上進。

我們當然希望醫生更專業、工程師更可靠、老師更優秀。

問題在于：當“成功=你更值得”的道德敘事并占領公共空間的時候，社會就會變得非常冷酷。

而我們這片土地需要的，不是更多認為“窮就是因為懶”的成功者，而是需要更多明白“我們命運與共”的普通人。

本期推薦書籍：《精英的傲慢》——邁克爾·桑德爾